道明會基本會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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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rizontal rule

道明男修會《基本會憲》注釋

道明會士瑪利宏伯•魏克神父(Marie Humbert Vicaire 

自從1968年森林河總會議開始的時候,總會議員有共識修會有需要編寫本會的《基本會憲》的需要。正如每一個社會組織,它的法律不斷地發展和更新,同樣地,道明會多次感到,除了會憲裡,有一些規則常要呈上總會議更改之外,如同一般世俗憲法裡一樣,修會應有一些必固定性的準則。

本會所用的《會憲》之詞,直到十三世紀後,已經代替所謂的「制度」(Institutiones)或「規則」(Statutes),來指定本會總會議所確定的行政法條;雖然這名詞有時會引導一種錯觀念,因為這些是指那些經過三屆延續總會議的認證和修改可以更改為法條,因此與社會上所謂的憲法有不一樣。

1228年所舉行的「最總會議」(Capitulum Generalissimum)被修會委任重修本會的《會憲》,而之後不許再更改。這屆總會議以三件重要點來設定他們反省的範圍:1)行乞的生活方式,2)修會的法律的固定性;以及3)會士宣道天主聖言的自由。十九世紀法籍會士賴高德神父(H. D. Lacordaire)是首位提出本修會制度中分析一些固定和可更改制度的必要性。早在1871年,修會已經有計劃在本會《會憲》裡指出我們生活方式的一些基本因素,是無法寬免或不可在理論上改變的[1]

梵二召開之後,教會要求個修會以大公會議的決議革新修道制度、改編修會會規。因此為了籌備這歷史性的總會議時,早在1966年之前,修會總部已經向全世界的道明會寄了一份問卷,其中有一段叫:《論修會的基本原則》。負責這屆總會議編寫文書的中央委員會準備了五條《會憲》的「總介紹」而取名為:「論修會的基本原則」。在這文件內詳細分析以下幾點:修會的宗旨、修會的誓願、工作和生活方式為修會的基本因素。

1968年在森林河(River Forest)總會議組織了一個特別委員會,是負責修改這「總介紹」的,來自修會各會省的反應和觀察為根據,而在總會議大會中獲得權力,把這文件完整編完,提供修會的一個比較完整和適當的宗旨定義,同時把這一篇文章放在新版《會憲》的前面,也可以成為這屆以及未來總會議修改的《會憲》基本原則,於是修會這樣決定。經過多次的討論和修改,直到所有總會議員滿意為止,總會議決定把它當作會憲的第一號,而是分成九段。總會議宣布這些已經被討論和解釋的因素是不可在改變的,因此把這重要又特殊的部份稱為:《基本會憲》。

《基本會憲》第一段和第二段是談論修會的宗旨的定義,利用歷史文件和證據―――如教宗詔書和會祖聖道明的榜樣―――來指出如何去進行修會的具體的目標。第三段:是探討修會的誓願:這行為使我們成為一體去實現這宗旨時有何後果。第四段:這種生活方式很適合修會的的目標和宗旨。第五段:修會特有的工作職務。第六段:修會的行政組織和體系。第七段:修會行政的獨特結構。第八段指出,在這些基本要素中,有什麼原則上修會檢討我們會憲的更改。第九段是定下在修會多元化的事實中尋找團結的原則。

 

《基本會憲》

本會宗旨

1. 教宗何諾理三世在寫給道明及其弟兄們的信上,表明了宣道會的宗旨,原文如下:「天主不斷地給自己的教會提供生力軍」[2],願意使我們的時代媲美於前代,並使基督的信仰傳佈人間,爲此,「祂啓示你們修會計劃實踐神貧,發願遵守清規,獻身於宣講天主的聖言,並在世界各地傳揚我們的主耶穌基督的聖名」。[3]

2. 聖道明創立的宣道會,「從開始就已知道,特別是爲講道,拯救人靈而創立的」[4],所以遵照會祖的遺訓,本會的會士們「要常度清高而虔誠的生活,渴望救己救人;猶如福音使者竭力追隨基督;在彼此之間,或者同他人一起,常向天主談話,或者談論天主。」[5]

3. 爲了以追隨基督,來增加愛主愛人的心火,我們才宣發聖願加入修會,將我們完全奉獻於天主,並以新的方式將我們獻身於整個教會,爲能「完全致力於宣講天主聖言」。[6]

 

本會修會生活的基本要素

4. 我們分擔使徒的使命,遵照聖道明所構想的方式而實踐使徒生活;我們同心合意,善度團體生活;我們忠實遵行所誓許的福音勸諭;我們虔誠地共同甪行神聖禮儀,尤其是感恩祭,公誦日課,以及其他祈禱;我們琱葍i修研讀;我們遵守清規而不懈。這一切要素不僅能光榮天主,使我們在聖德上前進;而且直接有助於拯救人類,原來這一切能和諧地準備會士的宣講,激起宣講的熱誠,並促使宣講具有一種特色,而宣講同時又振作修會生活的精神.這些要素之間彼此密切結合,協調均衡,相輔相成,構成十足的使徒生活,使宣講和施教都來自洋溢的默觀。本會特徵性的生活,便建立在上述要素的完整體系中。

 

本會之先知與司祭的特性

5. 由於晉升鐸品,我們成爲主教的助手,擁有先知的特殊任務;在適應人情,天時,地利的情況下,我們在世界各地,以言以行傳播耶穌基督的福音,喚起人們對天主的信仰,或使人們的信仰滲透生活中,以建設基督的奧體,並藉信德的聖事促使奧體成全。

 

6. 本會是一個修會,它的結構導源於它的使命,以及兄弟般的交融.由於傳佈天主之道及施行信德的聖事,都是司鐸的工作,因而本會是一個聖職修會。但輔理修士在很多方面也分享這聖職使命,因爲他們以特殊的方式執行普通的司祭職。此外,道明會士以言以行,完全獻身于宣講福音,乃因透過宣發大願,已與基督的生命及使命有著永久而密切的結合。

 

本會世界性的服務

本會與整個教會結合並合作,受命宣傳福音於普世,所以本會具有世界性的特徵。爲能更妥善地完成這項使命,本會不隸屬當地的主教,而在總會長內鞏固結合。形成一體,會士都以聖願直接與總會長相連,奉他爲本會的領袖;原來本會的學術研究和宣講福音的使命,要求每一會士時常整裝待命。

 

個人與團體

每位會士的責任感及其個人的天賦,爲了本會的使命,必須特別予以重視和發展,因此每位會士接受修會教育陶成之後,應當成爲且視爲成熟的人,能夠教導他人,並在本會內負起多種責任.爲此,本會不願會規以犯罪的責任來約束人.會士應以理智服膺會規,「不要像在枷鎖中的奴隸,而要像生長在恩寵家庭堛漲菪悀H。」[7]爲能更妥善地完成本會的使命,凡是本會的長上都享有豁免權,「如果長上認爲必要,尤其在可能妨礙學業,講道或精神利益的事情上」[8]有權豁免會規。

 

集體行政

7. 本修會的共融性及國際性構成修會的行政方式,而行政上最特出的一點,就是本會全體會員,有組織而均衡地獲享參與權,以達成本會的特殊目標;因爲本會的基本單位雖是各地的會院,但不局限於會院,而是結合會院成爲會省。結合會省成爲全會。爲此,本會總會議和總會長在最高層上所享有的全部權利,會省和會院在各自範圍內既擁有相當的自主權,也相對地能行使其固有的權利。所以,本會的行政具有特殊的團體性;一般而言,長上是由會士選出。及由一位高級的首長予以認可;在處理有關重大的事務上,會院全體透過院會議和院諮議會,而獲享多種方式的參與權。

 

本會的自我檢討和適應時代

這種團體性的行政,爲使本會發展和經常革新,是一個極好的方式;因爲各位長上,以及全體會士的代表,在省會長或評議員的總會議中,都享有同等權利和自由,共同研討和策劃,以推展修會的工作和革新。這種不斷的革新,不僅爲實踐基督徒的不斷皈依的精神所需要。這種聖召催迫修會爲了各時代的需要而調整其在世界中的角色。

 

變與不變

8. 本會基本宗旨及由此而産生的生活方式,在聖教歷史中每一時代,都有它們的重要性。不過,從本會的歷史可以知道,在遇到重大轉變和演進的情況時,對本會的基本宗旨和生活方式作一個正確的瞭解和評價,是一件迫切需要的事。

 

當我們處於上述之情況時,勇敢地革新自己並適應時代,正是本會當務之急;首先必須察明和確定在現代人心目中那些爲美好及有用的事物,而把這些納入本會生活的基本要素中,即基本要素之不變的和諧中。本會生活的基本要素不但不得作實質的改變,而且針對當代人士及教會的需要,必須常促進本會的宣講和生活方式。

 

9.「道明之家」包括聖職會士,輔理會士,隱修女,修女,在俗團,教友或聖職靈昆會[9]等。本會規祗與會士有關,除非另有明文規定。本會規乃爲維護全會必要的統一性,並不排除依照會規的性質所必需有的差別性。

 

 

《基本會憲》注釋

會祖聖道明1216年到1221年之間從教廷獲得的許多詔書和公文中,(大約還有50封到目前還保留著)尤其是向當時教會上司介紹和推薦新成立的修會詔書(1218-1221年)裡面包含著一些有關道明會在創會期間最完整和最正確的定義。這些推薦書(敘述修會良好的性質,來說服所有教會的主教上司,讓他們許可修會實行修會的使命),很詳細有盡力完全地提供修會的宗旨、主要的使命和工作、他們的生活方式以及這些會士弟兄的能力。根據傳統,經過教廷之邀,會祖聖道明親自編寫這些注釋,而後取用這些注釋,教宗也在他詔書裡不斷地肯定修會在教會的位置。在這系列的「二等」詔書中內容的進展也強調這些文件的重要性,直到1221年已經達到最高峰。這些文件代表當時聖道明以及教會對於宣道會創會的肯定以及能夠成功實現這使命的信任。

 

修會計劃的範圍是這樣的。在第一段,我們取用1221年一月十八日詔書中的一詞。其實這最後所提出的文件本身不算是重要的。這封詔書賞賜給聖道明權利將把祂的會士們留在修會裡。由於當時會士們當宣道者遇到種種困難或遇到聖召危機時,都會被引誘出會,加入比較固定又嚴格修會,如熙篤會或嘉篤會,另一種原因也是因為當時教會法典也容許他們這樣做。在1216年,聖道明還沒有得到這權利。但這封詔書在1221年公佈時,很明顯地指出,在教宗的眼裡,沒有任何修道生活方式是超過宣道士的生活方式。教宗在這封詔書裡提共了這想法的原因,而在基本會憲第一段把它抄下來。藉著這原來的字詞,解釋本會是一個完全從事宣道工作的修會。

 

        在此時教會內還沒有一個修會組織可算是一個傳教性質的修會。教宗何諾里三世(Honorius III),是一位很有傳教精神的一位牧者,如同他前輩教宗依諾森三世(Innocent III),也繼續委託熙篤會和培蒙特會向異教者傳教。但教宗後來發現在這新創立的宣道會,這傳教的特徵是優先的。聖道明已經在五旬節首次召開總會議時,把這觀念灌溉於他的弟兄們。他個人計劃向異教者福傳,使他推動修會在邊界的匈亞利成立一個傳教區,主要目的是要向谷曼韃靼族;修會往達西亞(Dacia)(北歐)傳教的主因,是為了能夠往波羅(Baltic)地區諸國福傳,有有打算往波蘭的計劃和希臘創會,主要也是使修會往東部發展:東歐和亞洲發展傳教工作。

 

雖然這不是這文章的目的來探討這問題,我們只在此地聲明,這不是指純粹對於異教者福傳而已,而是指一種普世性的福傳工作無論是向基督徒或是向非基督徒。最後款條,因此「獻身於宣講天主的聖言,並在世界各地傳揚我們的主耶穌基督的聖名」一詞, 指出兩種福傳的定義,可在當時給宣道會士的詔書中的兩句話來證明::「你們積極向異教者宣講吾主耶穌基督之名;以天主的聖言的滋養分施於基督的信眾因此宣道會最寬闊的定義是一個傳教性質的修會。

 

我們在一月十八日的詔書裡面的解釋也可以觀察到,修會的傳教特徵有再次地強調:1)這招書利用聖週五為慕道者的大祈禱的字詞。在這禱文所指的「天主使祂教會豐碩的新後裔」,不是指道明會而是道明會所要引導來信主的民眾; 2)因為在確認聖道明和他的弟兄們從事傳福音的職務的動機,這工作成全了天主的意思在現代,如教會初期,把公教信仰傳到各地。

 

我們必須強調教宗何諾里三世所用的字詞來說明那維持宣道會的福傳工作的生活方式中:「貧窮規律生活」。我們可以指出,據詔書正文以及當代相關文件而言,這種生活狀況的確是一種宣道士的使徒力量的來源,是有被教會委派的主因以及他們為何被教廷推薦給公教聖職上司。

 

最後我們要指出兩個動詞敘述宣道士的心態與他們生活方式的兩項要素:他們「擁抱」貧窮和「許諾」規律生活。「擁抱」之動詞指出當初首位宣道會士的熱忱,從會祖聖道明開始,自願接受行乞者的貧窮生活而在他們的生活和工作上給予一個很重樣的位置。我們如果去深入研究這些賜給修會的詔書中,(尤其是1216-1221年之間的文獻)去探討文獻中的類比詞句、文字的用法和進展,對於更深入的認識有益。

 

第二段包含著聖道明的兩句話,與前一段主題有相連。第一句是來自1220年波羅那總會議,根據史家們,這句話當作當時初期會憲前引之總論。 這句話加入會憲是為了研讀和宣道的緣故所規定的寬免之規律,對一位宣道會士,這是一件很重要的事,因為這也顯示修會的具體目標:「本會成立的主要原因是為了宣道和人靈的得救。」款條「因此原則上,我們的研讀會引發靈魂的熱忱,刺激理性,好使我們對他人靈魂有益。」這是根據原先的編句,而中央委員會把它加進第二段。最後,編修小組認為這段比較適合在別的地方出現,所以決定把這段遷移到「論研讀」的法條:此外「研讀」(studium)之詞,多次成為誤解的話題,應不須在《基本會憲》討論。

 

        第二句也是來自1229年的文件,根據會祖列聖品案的許多證人,這的確是由聖道明親自所說的,因為這句的內容和意義,是由他本人的指導之下所編寫的。這句話更加地澄清修會宗旨的定義,顯出這基本因素是來自福音的靈感。

 

        我們也值得注意另一句話:「如福音使者」(Vir evangelicus):這是真福若堂•撒克森在他所著的《宣道會初期創會小史》之尾,在描述聖道明肖像時,這樣地寫著:「無論時時處處他的一言一行,都表明自己是一位福音使者vir evangelicus」。[10]這整句敘述這種福音性的生活方式如一種「跟隨基督」(sequela Christi)。在此更具體的是「跟隨救主」。我們通常把這句話注釋為一種「效法基督」(Imitatio Christi),那就是以貧窮、貞潔和服從等福音勸喻過生活,但是這樣解釋,也減輕了它的內涵。這「跟隨良師基督的芳蹤」對於宣道會士,就是會士們與「十二位門徒」的共同點,那就是參與基督和祂門徒的共同生活,以及他們的工作。在此,他們的「跟隨」不限制度福音勸喻而已,而是一種整體的修道生活,也包含著福音貧窮和巡迴毀性的宣道生活。其實這句話是來自本會的《初期會憲》,那在討論如何實行宣道工作的一章。這句主要目的是要啟示宣道士們心態應有的靈感:他們在團體裡的生活中所獲得的光芒燦爛,他們前往四方去實行他們的救贖使命,成全他們召換。

 

        這句的總結很具體地告訴我們如何成功地達到道明會生活方式的兩面的平衡,為了實行這特殊的目標,避免落入二元論的危險。從波羅那的首屆總會議,聖道明命令把這句話納入宣道會士的會規。這句子十分典型又著名:「只要與天主交談或是在他們之間或與他們的鄰人談論天主」。會祖這樣命令有它的原因。這樣,我們的生活才更會有合一性,同時也使我們的行動,完全引導我們往天主那裡去。 

 

        但是這句話不是聖道明的創作。聖道明從葛蘭蒙會會祖,聖德範•提爾斯(St. Etienne de Thiers[11] 借來來的。原來的句子是這樣的:「一位良善者(那就是一位成全者)應常談論天主與天主交談;在他的祈禱,他與天主交談,而向他人談論天主」。

 

        我們很熟悉聖道明在波羅那總會議時,顯示他十分第羨慕葛蘭蒙會士們的良善榜樣。這些會士們為了能夠更積極地在默觀生活中與天主合一,曾經想過渡過一種團體性質的行乞生活,同時把整個修會的總務行政工作,完全交給修會的輔理修士。聖道明也是希望把這種制度納入在他的修會制度內。但他只成功地獲得弟兄們對於第一項的同意。

 

我們又在另一部分發現會祖對於葛蘭蒙會「良善者」羨慕的新鮮證據,那就是在《會憲》裡所取用「與天主交談或談論天主」之詞。對我們而言,這句子的重要性在於這點:從這純粹隱修會的組職,會祖聖道明借用這句子來形容宣道會士的生活方式,這顯示,我們如果需要這樣做,聖道明希望他的會士弟兄們必要有隱修生活的的深度,過我們的獻身生活。

 

順著心理性的過程,《基本會憲》敘述修會的宗旨之後,接著談論這宗旨的實行方式,每一位會士如何實現這共同的目的。這實行方式在道明會誓發聖願達到最高峰,因此在此很具體地指出;從開始已經被預備,其他行為只不過是延長如何實現修道生活的宗旨。

 

        道明誓願的五種後果。都陸續列出為:1)使我們完全奉獻與天主;2)據我們跟隨基督的特殊方式,使我們能夠在「愛主、愛人」的誡命內成長;3)使我們加入宣道會士的團體;和 4)使我們以新鮮的方式投入教會的事業;5)委派我們全心從事宣道福音的工作。

 

        為了表示道明會聖召合一性,這五項後果都編在一局話上。這五像是整體的,不可以分散的。為了宣道天主的聖言,對我們而言,是「跟隨基督」的一部分,讓我們參與道明團體的生活;奉獻於天主必定我們要侍奉教會和對於修會的忠實和愛慕,原則上是指傳播福音以及宣道聖言的委任。

 

        「奉獻」(consecratio)之詞來指定修道誓,願雖然這用法是根據教會傳統,也提出一些神學疑問。事實上,「奉獻於天主」來自洗禮之恩,因此是指每一位基督徒。我們可以說,在探討天主在修道生活中所賞賜的具體特恩,修道誓願,只不過使重複這原先的奉獻而已:那就是說誓願,是來來成全我們的靈洗奉獻的另一種方式;也包含著利用具體的方式來實現它。在此我們使用「更完全」之形容詞,來限定和確認「奉獻」的意義。從這種觀念來看,誓願是我們的「第二次靈洗」。

 

        這段的最後一句,很強烈地表明修會的特殊性質,而主要內容是借用教宗何諾里三世在1221年的二月所公佈的詔書之詞句。這種「完全委任」之詞是很重要的。我們不可否認,對聖道明而言,被接受加入道明會等於一種足夠的資格被教會委任去從事宣道工作,之後,由本會上司的謹慎,決定和分辨如何派遣會士們。因此聖道明不會擔心派遣一位弟兄出去宣道,雖然他還沒有結束他的神學培育,甚至派遣一位初學生去講道。原則上,聖道明承認地方主教的權利,那就是在他的管轄區域內,可以許可或禁止任何宣道工作,但是聖道明這種委派會士去宣道,不是主教們給他的特權,而是他早就已經有這種權利了。直到後來,尤其是在十三世紀,面對教區司鐸的反應,司法制度才被認定或被改善,直到現在。因此這樣的發展,不是因為聖道明想要提起歸屬的問題而來的;聖道明認為他在1215年向教廷所申請的准許證書時,不只是為自己所申請的,而是替整個修會的每一位會士弟兄:教宗何諾里三世「在各項完全」准許一個自稱為,而實際上是一個「宣道會」。

 

        當時教宗依諾森三世和教宗何諾里三世已經把「在世界各地傳揚我們的主耶穌基督的聖名」之權,完全依賴教會的正式派遣,據一個聖經章節:「他們如何宣道,如果他們沒有被委派?」但是接著世紀的隱修士和律修士,曾經爭論誰有宣道的權利,因為他們認為他們的生活方式:「宗徒生活」或在遵守典規渡過團體生活為理由,使他們獲得這種權威。聖道明在南法的郎奎多(Languedoc)所遇到的一些瓦登異端派,認為他們宣道權利,是來自他們的個人獲得聖神的靈感的內在使命,一種天賦之恩或所謂的「宣道之恩」(gratia predicationis)。聖道明完全同意教廷的看法,因此奠定他會士宣道的使命或是當宣道的權利,完全是來自教會的正式准許,因此聖道明使規律生活和行乞貧窮(包括「宣道之恩」)成為他會士弟兄宣道工作的兩件要求。第一段和第三段裡面的意義就是這樣解釋。

 

        「致力於宣道天主聖言」之詞,加進教宗的詞句「宣講天主聖言」是為了否決一種對於現代言語,對於所謂的『福傳』之詞的狹窄解釋。在此之『福傳』定義不是純粹是一種初步救贖的宣道,讓那些盲目和無信的人士引導他們望信仰的真光,第六段更具體和詳細,來告訴我們如何利用多種的方式,來宣布天主的聖言。

 

我們在第四段看到使命/共融的雙重方式在整個《基本會憲》漸漸的顯出。 這雙胞詞彰顯著修會的的特質,證明了基本因素與它的結構與生活的同一性。弟兄們生活的同一性,已經是來自他們的基本活動中的共同超性目標那就是(「與天主交談天主和談論天主」),也是一種福音性的生活方式,這是由會祖親自所指出的,那就是完全地渡過宗徒生活。

 

聖道明的創造力是在於發現和尋找到一種方式在他的修會實現這理想。從1215年直到1221年之間,這種獨創性的綜合 這些許多獨立修道傳統是由當時教會經過的很慢常進展所傳授給他的。這綜合(是其他行乞修會的共同基本理念)是在十三世紀經過有些信徒閱讀一些新約章節,而受到一位聖者的靈感,馬上被認同為一種有效的方式;這種理念以及它所包含的基本理念,在歷代的演變中還是維持它的固定性。這理念的動機發揮出宗徒的使命―――宣道天主的聖言―――和宗徒們之間的共融(koinonia),成為一種十分活潑的辨正法也就是我們新版《會憲》其他規數中多部的目標。

 

當時中央委員會把這一切綜合為一句(最後為了簡化的緣故而被刪掉)那就是使徒生活從新約和修會傳統所抽出來的理念。弟兄友愛的共融,來慶祝我們救贖的奧跡、去深入的默想它、去默觀它、以言行去宣報它。這定義的每一各因素可以很容易地與道明會生活的因素被互換位置:共同生活中的共識、實行福音勸喻,禮儀的慶祝、研讀、默觀和宣道工作。這些因素的合一不只是來自聖經的靈感。無論在原先的規格以及在修會慨念,它仍然保留著它的不顯眼的性質,從那基本使命/共融雙重概念。從祈禱往使徒工作,--- 一切都是使徒共融的部份,而使它更豐富;同樣的,所有一切是為了一個目的 ---友愛之情,同禱和讚頌的任務,以及宣道工作為生活的見證--去實行宣道的使徒使命。

 

        這段的總論,以聖多瑪斯的說法,指出研讀生活和默觀祈禱、宣道和教導信仰之間的親密關係。之前,這段提醒我們有關我們「生活方式」與「具體生活」之間的基本關係:天主的光榮、我們的成聖以及世人之得救的連貫性。這連貫性已經在第二段被會祖用過的話了:「這些人不只不只尋求他們自己的得救,同時也追求他人的」,以及在第三段列下道明會誓願的目的和效果曾經提過。

 

        在原始版,這段是接著第三段,但最後的句子有所增加。這裡具體的敘述我們如何被修會完全委託我們去實行的工作職務。宣道福音的職務使參與賞賜給主教的使徒使命,而我們是被委任當他們的協助者。這是「參與」主基督的先知性的職務,根據梵二這種「參與」聖職和的大眾天主子民以共統的方式去實現它。這先知性的職務,以言行去實現,包含著宣講的工作信仰,而最廣泛的定義也是在分施信仰的聖事來成全它。我們在此再提出那常被提的一句話就是指1221年四月四日的詔書,通知所有主教們這修會如何位他們服務,同時當宣道士:「這些司充滿分辨和謹慎的精神,有資格聽告解和指導贖罪者,使他們獲得更極大的靈修收穫。

 

        森林河總會議,大部分的總會議員,希望在此段強調司鐸聖職在宣道會的重要性,因此在初期討論決定加進有關司鐸職務在文件裡。因此他們認為以「協助主教聖職」 來代替原先的「協助主教團體」比較妥當來彰顯聖職聖事崇高價值。根據這種想法,由於聖品使宣道士成為主教的助手;因此我們可以利用梵二所設計給教區司鐸以及那些屬於那些沒有在他們的修會組織的定義,任何有關宣道職務的委任是來自他們的晉鐸聖事而來的會士們。

 

        除了加上「由於進陞司鐸」之詞之外來修改這段,也無形中改變的下一段的意義(其實是第四段。)由於他們不屬於司鐸聖職的,已經排斥了修會內的輔理修士。但這修改的原則主因不在於此項,而是來自使徒工作的定義以及宣道會士的生活方式所定的。第四段和第五段程序的調換是有小數的議員所提出的,而獲得將近全體的覆議,准許這種要避免的後果或減輕這增加所帶來的後果。

 

        但是無論如何,宣道,那就是先知性的職務,是屬於宣道會士的使徒工作的事實。我們可以確認,在聖道明的世代,這宣道士的任務不是給教區司鐸,而是指主教,負責傳授「道理」,那就是教導信仰。所謂的宣道會是指學者、大師的組織,那就是主教的組織,因位主教們從教會接受宣道信仰的職務,因此宣道會士也參與主教界的使徒遺產。當然這指是指分享這遺產教授的部份。如同教宗何諾里三世(Honorius III)的許多詔書所指出,另一個原因為何修會能夠接受這派遣會士是因為他們的生活方式:以貧窮性質渡過規律生活,這是宣道會士「擁抱」和「許諾」過這種生活的。

 

第六段和第七段把已經探討的使命/共融原則更加具體化,因為這一段要顯出的事修會的基本特點,如一種神聖性的組織和它行政制度原先形象。的確,尤其在第六段,有關修會的使命已經有極大的進展,由於這使命是教理性、福音性和普世性證明我們修會給於司祭聖職的主要角色以及它的隆重誓願,它的特權(exemptions),來自直接弟兄們向總會長誓願服從願所獲得的堅固的團結,以及修會如何重視每一位會員的個人恩寵。 但很容易地彰顯出在這每一個特徵都提供,同時也強調修會的團體性質。因此在這段的第二句,雖然提出了宣道信仰,但沒有談到行聖事,因為這通常會假定司祭聖職或至少一種聖職方向(我們在聖道明或在整個修會的傳統每有那麼強調這點),提醒我們除了我們供同的司鐸任職,如何輔理修士在多種方式能夠參於我們實行司鐸聖職的服務。同樣的在第二段,雖然指出向總會長直接誓願服從所賜給整個修會的合一原則,也顯示這種直接服從,使會士弟兄對於每一位屬於道明會團體的成員所行的研讀和使徒生活,有一種自願性和投入性。其實上,這段最後部份所講的「寬免之規律」也是有相似的效果。那團體的性質是很據體地被強調,提醒我們要注意發展每一位弟兄們的淺能,讓他在我們的團體內承擔責任。

 

        「不受罪惡的約束」之詞是很傳統的,因此這段完全的再次重新抄下來。但是這句不是很完全清除了。因為這不是說本會《會憲》內的目的都是在倫理界之外因此缺乏義務,因此一些犯罪的行為與它們無關。宏伯•羅曼斯(Humbert de Romanis)曾經這樣說過:「我們不可以說我們沒有服從《會憲》的義務;我們有義務,但是我們服從的方式與其他修會不一樣」。如何呢?他回答說:「有明智的」(sapienter),這句《基本會憲》也取用了:「會士應明智地服應會規」。

 

我們不是以機械性的方式遵守《會憲》,因為我們不遵守它我們也沒有犯罪的威脅。從我們修會的慣例來看,我們於實際性和心理性的來龍去脈之緣故,才算是犯了罪。更具體的是:由於輕視《會憲》而不願服從它。這最後一詞,需要一種漫長的心理分析才能澄清。因此我們說,如果一位會士違背服從,是因為我們不再乎修會團體有權利去規定一些行動來達到修會的目的,有輕視了會規內容的共同智慧。新的法律是被認定為光明來指引我們,恩寵如何帶領我們望內心去;它使我們更自由,不如舊約法律當奴隸一樣。這就是最後一句話的意義,是來自聖奧斯定典規。

 

這段簡單地敘述修會的行政組合如一種不同共融的階級之間的互動是充滿活力的,也組成了它普世性的使命。這簡單的列子、特權或行政記號,在此,也許缺乏的敘述個人和團體之間的種種階層生活之積極性和平衡性,因此無法顯示他們的整體參與以及他們如何去實現修會的整體使命。

 

修會制度的基本單位,就是「會院」團體,因為在此可最明顯地表現使徒手足之情、有共同生活、經濟自治、團體在祈禱和合作,來實現救贖的工作。如果這些會院增加,他們就組成為「會省」。這樣有成立了另一階級的共融:由省會長以及省會議,雖然這階級的不如一個會院團體共同生活那麼豐富,但是它的普世的共識是會比較強烈。在許多會省之間,修會正式進入一種真實的普世共融,那就是整個修會的共融。

 

        在這段的第三句有指出修會內的整體合作的另一部分,這也是基本使命/共融之爭論以及修會執政的效果。在上層的(總會議和總會長)普世性是相稱的,由個地區的會省和會院分擔。

 

        這同樣的整體合作,無論在它的使命或在它的共融,都是由修會普世使命的指揮都很明顯地回應在本會的推動和更新的活動。大家知道本修會是唯一修會有輪流性總會議(評議員和省會上司),兩院的立法制度,是由會長上司大會和一般會士代表大會的延續合作所組成的。「都享有平等的權利和自由,共同進行研討和策劃」之句子,讓我們想起修會如何細心地從1228年開始來肯定會士們的彼此尊重,在延續的總會議有不同會議代表來表現。

 

這段的總論,性質在今天十分地明顯, 雖然,這段故意地設計在多層的名詞裡,使它能保存一種基本的固定性質,也提醒一個《基本會憲》的需要。一個有獨特又不可與其他更換性質的社團無法渡過一種不斷的反省,除非,在一種不斷改變的狀況之下,這反省是根據一種基本固定的因素和具體的原則。缺乏這種原則就無法進展,甚至有不能算是進展,因為一些不同的因素會不斷地去代替原來的因素。另一方面,我們肯定了這些基本原則,會准許修會根據情況,甚至時代的演變,有信心的邁向一種進展性的改革生活方式和宣道工作。

 

        雖然總會議希望給予《基本會憲》比其他《會憲》法條更堅定的固定性,修會除了需要被陸續三屆總會議通過之外(如一般會憲修改規條的慣例),沒有列下一種方式來規定這文件的固定性。據法律的說法,這文件還是以同樣的方式來被修改。因此它的固定性不是在於法律的因素,而是文件內容的性質,由它被編寫的方式所強調以及修會正式宣布立案,因此把這段文件放在《會憲》前當「前引」,又取特別名詞為《基本會憲》能在會士的眼前獲得所謂的特殊固定性。

 

《基本會憲》的最後一段列下了屬於道明之家的各支派。在1932年版的《會憲》被稱為「宣道會的普世性」(Ordo Praedicatorum Universus)。這定義確實納入在屬於這修會一部分的立法制度前面。我們要記著,雖然這不是屬於修會無可改變的因素。但給予一種未來進展的空間。1932年版的《會憲》談過道明會的普世性有三個支派;而新版談到五個支派。

 

        這最後一句,「本會規乃爲維護全會必要的統一性,並不排除依照會規的性質所必需有的差別性。」,可說是會士弟兄立法制度的結論,同時也規定修會成員的生活方式多元化的原則。這種多元化,為了不變成混亂和毀滅修會的基本團結,因為缺乏這點,連修會或是它的普世使命無法存在,這一點早在《會憲》裡就看得清除了,因為它們就是本位化[12]範圍之限制的唯一判斷者,而這規定本身已經是一種本位化的決定。很明顯的,我們可以看出這句是故意來代替一段在初期道明《會憲》的「序言」:「我們是根據般一典規及單一誓願而生活,所以在遵守會士生活的規律上也宜一致,以便外在行為所維持的劃一,能促進及表現內心應有的合一。」[13]

 

        我們知道修會創立時,基督信仰的歐洲有一種共同的文化,經過很慢長的變化到今天的一種宇宙性的多元文化。這狀況不只要求修會要本位化,同時也要接受修會的生活方式和習俗的多元化。相反的,在古時候,由於交通的不便要求一種同一性生活方式來保證團結,但是現代的交通和資訊發展,是以不同的方式來維持這種團結。我們現在要實現最重要的一件事,如同沒那悠久的過去,就是把修會必不可少的目的現代化,一種真實的使徒性的同意心:那就是「在天主內一心一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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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吉勒(Gillet)版《會憲》,第四號,第一段。

[2] 引自聖週五為望教者的祈禱。

[3] 1221年一月十八日教宗何諾理三世(Honorius III)致道明書。

[4] 引自《初期會憲》序言。

[5] 《初期會憲》,卷231章。

[6] 1221年二月四日教宗何諾理三世致教會全體主教書。

[7] 聖奧斯定典規。

[8] 《初期會憲》緒言。

[9] 指《道明司鐸團體》。

[10] 若堂•撒克桑著《宣道會初期創會小史》104

[11] 有時也被稱為聖德範•穆瑞(St. Stephen of Muret)。

[12] 地方分權制。

[13]《初期會憲》,「序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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