聖道明工作不懈內含八項革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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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道明工作不懈內含八項革新

第一項革新    第二項革新    第三項革新 第四項革新    第五項革新

第六項革新    第七項革新    第八項革新

 

聖道明工作不懈內含八項革新

修道生活革新包括兩項同時並進的步驟:(一)持續地返回基督化生活的本源和每一個別修會背後的原始啟示。(二)注意修會適應時代環境的變化。

「為教會的利益起見,每一修會必須有特別性質與職務。因此當忠信地認清及遵從創會人的精神與固有宗旨,以及純正的傳統;這一切便是建立各教會的遺產。」(修會2

梵二大公會議的教長們深深地相信:教會的利益是由適會時代的修會所提供的,而這些修會是信守其本身之賴以存在的「原始啟示」,並尊重其「固有的宗旨,以及純正的傳統」。聖神原透過人間的創始人而工作,屢次在危險之時,號召後者成立修會,為服務教會,「建立基督之妙體。」(教會憲章44)。即便是這種促使創會人創立修會的危機過去,教會仍需要這些修會的貢獻,來完成崇高的任務(少數修會除外,像騎士修會等(The Military Orders)。大公會議的教長念念不忘這一點,於是強調修會當適應於現代社會時切莫自掘墳墓。大公會議強調「精神革新」遠勝於「適應時代環境」。聖座為實現修會生活革新法令所公佈的條例,也作了同樣的強調說:「為了教會益處,修會應設法真正地認識自身本有的原始精神,這樣當決定「適應環境」時,才能忠信於它的精神。修會的修道生活應澄清外來的因素,汰除腐舊過時的東西。(同上16

大公會議號召修會在進行革新時,要表現出兩種特點,即是表現出遵守傳統,並力求進步二因素。每一修會應當適應廿世紀,但應「忠信地保存固有的生活方式」,護衛「它的原始傳統」,「固守自己的特質與目的」緊隨「自己固有的宗旨,以及真正的傳統。」(修會2號及8號)

今日的道明會士不需要尋覓另外模式,誰比聖道明更明瞭「傳統」和「進步」二者不可偏癈呢?聖人原是面對著危機重重的世界。十三世紀初葉掀起很多難題,像擾亂當今的教會的難題等。聖人為迎合教會的需要,將傳統的東西拿來,重新翻新,使適合同時代社會的志趣和環境。聖人採選了聖職、宣道、古老修會的默觀生活、研讀、豁免權,以及當時隱修院的管理條例。再將這些古老的因素綜合成一個有高度個性並具創始性的新單元,以便創立一個新型的修會--宣道會,其底根紮結於默觀的沃壤裡。道明會的質牌上常帶著這句格言:「默觀!默觀!並將默觀的碩果施與人間。」

第一項革新

最遭人物議,且打破以前傳統的,即是聖道明將宣道採選為新修會的主要工作。這種決議不但是一種解決教會困難的創舉,且是很顯著地打破了教會的傳統,並使聖道明其他許多創新步驟成為必須的。

社會以及教會瀕臨過度時期的頂點,這種情形發展已經過一世紀半。在進行中的改變全然像今日新興的事物一樣是帶革命性的,一個多世紀以來教會就試用各種方式以謀適應。

新式都市的文明,在歐洲幾處幸運地區發展開來--在萊茵河以隆河(The Rhine and Rhone Valleye)流域,在意大利、在法蘭德斯(Flanders)以及北海、波羅的海沿岸地區--經過了它的孩提時代、青年時代,而達到年富力壯的階段。但教會所存在的堂區結構,乃是歷經數世紀建立的,而當時西方社會大部份過著農村的生活。那時神職人員對於在繁榮的城市以及公教興旺的鄉村居民宣道,沒有多大準備為與難題妥協,神職界遂苟安於封建制度與其習慣。司鐸和主教選擇了便宜的貴族生活方式,許多人鬆弛散漫、圖安逸自在、驕奢淫逸、不學無術。他們完全不能接近城市內的工商界,他們才疏學淺不足以向知識份子宣報福音,他們的中產階級生活不能教化朝氣蓬勃的中等階級。還有,隱修院、本堂咏經團的堂區,往往為了鞭長莫及,不能影響都市人民的生活。

教會迫切需要訓練有素的宣道人員,並源源不絕的傳教人士來解決這難題。可是,宣道當時及主教的責任,只是由主教正式執行,或由主教委派代表充任。很少主教有空暇。不但是主教,而且連本堂司鐸也不下工夫準備宣道。

聖道明的答覆是革命性的。當他同福克主教(Bishop Fulk of  Toulonse)於一二一五年十月來到羅馬,隨身攜帶著曠世未聞的申請書,聖人要求教宗英諾森三世批准他的修會,該修會不但要稱為宣道會,而且是名副其實的宣道弟兄會。當時他的本意是:這已建立的,又於春季蒙福特主教批准的宣道會,請求,聖座委任並授權,到各處去宣講福音。這種委任要直接來自教宗,並伸展到整個的基督神國,打開教區和省區的邊界。如此,宣道弟兄直接受最高層會長的指派,可隨時隨地展開使徒工作。

教宗英諾森三世慨允了聖道明的請求。本來教會已有委任的宣道使徒,到廣濶地區佈道的經驗,但是還未曾發現適當方式,來組織宣道人員,使成立一支永久的生力軍。英諾森三世曾有數年遣發使者到法國南部亞爾比異端人中(The Albigenser)去傳教,為此教宗告訴聖道明,返回吐魯斯,組織新修會,然後再回羅馬,呈請批准。當聖人從命完成一切,返回羅馬時,英諾森三世逝世,其繼承人、何諾理三世(Hanorius III),遂批准了新修會。一個月後,即一二一七年元月廿一日教宗發下久已渴望的宣道委任狀。由那日開始,凡一位司鐸在會內一發聖願,就可被委派去宣道。在當時其他什麼手續都不需要,只是需要會長指派。由是,聖道明打破了數世紀之傳統,賦與年代古老的宣道工作,一種嶄新的面貌。在以後的世紀裡,宣道門戶為一切修會和每一位司鐸敞開,教會也有了充裕而足夠的傳教使徒。

第二項革新

為能全然應付危機,聖道明賦予會士一種機動性,禁止他們接管堂區。他們不像清規咏經團司鐸(Canon Regular)受困於堂區事務,並且擺脫了一切的阻碍,得以執行會士宣講天主聖言的第一使命。唯有宣道和聽告解能佔用會士的精力;即便是會院事務,也不該使他們分心。他們應當完全專心致力於修會的高遠目標。魯道夫(Rudolph)當時在波羅那(Bologna)作理家,適值聖道明逝世,他曾如此解釋會祖的遺志說:

「弟兄們不當被捲入暫時的事務,也不當介入會院的管理與照料,唯獨負有責任者例外。聖人的意願是:一切的弟兄要常常一心一意地去從事研讀、祈禱或宣道。當聖人發現一位能宣道的弟兄時,他再不願意分派給該位弟兄其他的任務。」(列品案件32號)

任何事情也不該打擾會士們的這種精選的職位。聖道明本人給我們立了「專心致意」的突出榜樣「他非常聚精會神,專心致力,毫不間斷地從事宣道和聽告解。」(同上)

第三項革新

繼而,聖道明集中注意力,來訓練會士,旨在使他們在聖經和神學方面成為訓練有素的傳道員。他也訂定法律,勒令修士攻讀,這與命令他們參與歌詠席一樣。為爭取研讀時間,他放棄了由來已久的隱修院工作的習慣,而這工作習慣,即便是祈禱團司鐸,也是認為不可旁貸的。我們用今日的會憲的術語來說:即是讓他「勤奮研讀神聖的真理」,作為「他兄弟的唯一工作。」西班牙若望曾作證說:「聖人既用口語,又用信件不斷地勸導會中的弟兄們,恆心研究新舊約的聖經」。聖道明也未忽略用身教來實踐自己的主張:「他常隨身攜帶聖瑪竇福音和聖保祿書信。因為他常研讀,竟能背誦。」(列品案件第29號)聖人非常明瞭神學知識完全由聖經的知識而來。那時大學教授,以被稱為「聖經學者」而自豪。解釋聖經奧蘊的意義是聖道明的責任,他也是被認為:最有資格宣佈天主啟示之福音的人。職是之故,聖道明鼓勵自己的弟兄成為天主聖言的專家。他願意會士們沉思聖經,鑽研並宣講聖經。

第四項革新

聖道明採取的第四項大胆的步驟,以淺薄的會士看來,似乎能使修會的主要目的蒙上陰影,或可能歸於無效。原來他將修會建立在默觀基礎上,將使徒工作同傳統隱院之默觀生活結成一體。他命令子弟們遵行隱修體制,規定會士有責任隆重地實踐禮儀生活,並要求子弟們誓許恪守靜默、禁食、齋戒和修院專地所有的特別習慣。於此,他好像是一位矛盾大師。他成立了一個訓練精良的團體,機動的宣道會,敏捷地應付教會各處的需要,且擺脫堂區生活的束縛,免除勞作的擔子,但他却將隱修院嚴規放在會士的肩膀上,他好比是將先天性的矛盾交織在道明會的內在組織裡。

聖道明之所以如此做,有他折服人心的理由。他給教會提供了福音使者,福音宣道人。這些人宣傳天主聖言,該聖言乃是天上真理,它不能用人們理智程序去測知,而是「體驗」的結果,是個人親身接觸的結果。當時機成熟,它將爆發為「愛」的火花。天主聖言只有以愛的方式去宣傳,方能收到實效。道明自己是一個祈禱的人,親身體驗到天主的聖言,當他要求自己的子弟「度默觀生活」作為充當使徒的必要條件,他實在知道自己在做什麼,原來道明會的中心是建立在默觀真理上的。為此弟兄們高興之至,努力爭取默觀,以使默觀之真理分施於他人(見聖道茂神學大全)且是這種分施真理之熱忱,催迫會士們成為使徒。

聖道會獨如一位聖德非凡的人,體驗到神學家所專門教導的:守隱修院的清規使人踐行倫常德行,因而建起藉默觀工夫來研究真理的支架。倫常德行固然並非實行默觀所必要的部份,但却是一項重要的先決條件。如果理智、意志和感情力量不藉修德而紀律化,那麼,五官便敞開門戶,將閒言爛語以及飄忽無用的觀念引人思想裡,於是不正的情感便引理智向下,趨赴「感官」的事物。聖道茂由於個人體驗以及研究,知道恪守清規為默觀者和研究聖學者確有價值,於是闡明在德行和默觀生活中有一密切的聯繫。

「倫常德行在默觀生活中所佔的位置,乃是事前的準備。默觀生活關鍵所繫的默觀行為,會受阻於情慾的衝動,這情慾要把靈魂的意願由理性的事物扭轉到「感官的事物,默觀行為也會受阻於外界的紛亂。而德行則約束猛烈的情慾,平息紛亂,使人收心。為此倫常德行乃是度默觀生活的準備部份(見神學大全,二-二,一八。第二節)

除非倫常德行佔優勢,則靈魂的平和以及內心的純潔不能增長。於是紛爭及不睦在會院中興風作浪,愛天主以及愛人之情也就衰落了。恪守清規振興一切德行。它能使自私的邪火消沈,並發展規律化的意志,後者是有效行動的來源。由是修會的默觀兼使徒生活便在寧靜以及祈禱的氣氛中成長茁壯而欣欣向榮,而這氣氛是由於恪守清規所製造的。在這事上聖道明確是一位精明的建築師,他曉得所承造的建築物每一因素的功能。因此,恪守清規不相反道明會的宣道工作,而是相輔相成的。

第五項革新

正是因為清規並非達到全德所必要的,所以聖道明認為遇有充足的理由就能予以擱置,因此他發展了一項有關「豁免權」的嶄新觀念。聖人深知「使徒工作的要求」與「默觀生活中的潛心神樂」,二者之間存有堅強的排斥力,為解除這種每一會院所感到的壓力與緊張,聖道明賜與道明會一切長上「豁免會院的弟兄,當他們認為適當的時候,另外在那些能妨碍求學、宣道或救靈的事上,更能運用豁免權。因為人人盡知,道明修會從開創伊始,特別就是為宣道和救人靈魂的。(主曆一二二0年會憲序言)在傳統的隱院生活裡,隱修士患病或因故受阻,不能守院規時,就能得到豁免。」而道明會之豁免乃是職務上的,其目的即是為助人善盡職責。這種豁免特別給予宣道師、教員和學生。當豁免能使會士傳道更有收效,執教更為認真、輔導更為精明、或學問更為廣博,首長就應給予豁免。顯然地,聖道茂即由此種豁免獲益良多,假如修會令他參與咏唱全部日課,他很不易著作那麼多的書籍。

職務上的豁免能使院長保持會院不落伍,且能使之日新又新,迅速適合於時間的需要。豁免權賜與道明會規一位活的解釋者,含有鑲嵌於內部的變通性。由是會院的行動有朝氣,好似一棵橡樹在能摧毀穩固物體的巨大力量前,而能俯與彎曲,但是橡樹的樹幹與枝葉,在狂風暴雨之下彎曲時,却毫不減損它們的挺力。

自然,豁免權有限度,天主的規誡以及教會法律不容許豁免。讓權也不可永久地延伸到一切的會規。會中有聖時,像主日、聖週、退省期,在此時不豁免唱日課。低級的上司運用豁免權亦有限度。總不許讓豁免危害了道明會的內修生活。

這種聰明睿智的管理法,將責任的重擔放在個道明會士的肩膀上。修會中的豁免權應是常常助長人服從的精神,就如梵二大公會議所說的:「服從不但不減少人性的尊嚴,反而增長了天主子女的自由,使之成熟。」(修會14號)在另一方面,修會職務上的豁免要求上司信任屬下,務使他們不但不貶低人性的尊嚴,反倒增長了天主子女的自由,而使之成熟。」(同上)

道明會職務上的豁免,助人了解會士的「樂天精神」,它又能使會士有一正當的「價值」觀,著重於愛德而勝過倫常德行。這即是拉高代(Lacordaire)的精神,它頗似聖道明精神,使任代爾(Jandel 一八五五-七二)總會長在法國大革命之後所倡導的革新,擺脫了法利塞人偽善的後果,原來任氏對於十九世紀初葉的「道德式微」反應過激,而拉高代的精神則是默默耕耘,提供了需要的潛在力(酵素)並造就了甚多偉大人物,像拉剛熱(Lagrange)、賽爾底郎(Sertillanges)、加爾德(Gardeil)、柴弩(Chenu)以及孔嘉(Cangar)等都是。

第六項革新

聖道明將另一種新奇的事情推展到修道生活中,其目的正是給自己的子弟帶來天主子女的自由。聖人聲明會規會憲不以「罪過」約束人。(即犯規不構成罪過)。聖人的原意至為明顯,第一代的道明會士認為無必要再把這事寫出來。唯有後來不明瞭聖道明偉大精神的人進會時,方對這原則的運用發生懷疑。在一二三六年,有一段清晰的說明書加入會憲內,洪培德(Humbert of Ronans)曾解釋其背景說:

「在這條法律寫出之前,我曾聽到前輩會士說:這是聖道明的原意:即是會憲並不以「罪過」約束人。為鼓勵意志薄弱的弟兄,聖道明在波羅那會議課曾說:『按會規不常以罪惡約束人』;假如有人相信「會規科人以罪」,那麼聖道明定要巡遊一總會院,並用大鐵剪剪斷會規的束縛。」(會規註釋二卷46號)

但是,修會的精神自由,本身含有危機,按這項聲明「我們的會規不科人以罪」,需要人有健全的訓練和相當的思想成熟。弟兄們切忌用自由。而以「會規不科人以罪」為藉口,去損害到個人以及修會的精神生活。這種思想蔑視內修生活,引人去從事行動主義的使徒工作,結果毫無收獲;因為這種使徒的神修,漂浮無根,不能結豐碩的菓實。

第七項革新

聖道明的第七項革新乃是修會的托鉢式的神貧,也即是放棄修士個人和團體的財產以及固定的收入。修會於一二一六年,放棄了財產所有權;一二二0年放棄了固定的收入。從此之後修會概無財產,收入和體力工作;一無長物,只是全心依持天主的眷顧。道明會士相信:假如修會從事自己的工作,他們所服務的民眾會用施捨或自由奉獻來承擔自己的生活費用。在聖道明採取這種神貧步驟以前,凡是聖職人員,如果沒有生活保障,教會是不會准他領受聖職的。惟有教宗批准了聖道明,允許他命令大部由司鐸所組成的道明會,嚴守這種徹底的神貧。即便是聖五傷方濟得到了同樣的神視,實際也作了基督神貧的傑出模範,但是對托鉢神貧的看法亦有所不同。如聖保祿曾作帳蓬為生,聖方濟亦願自己的子弟用操勞來維持生活,當勞力工作無法提供生計時,他才讓子弟們出門乞討。

聖道明的神貧亦是一種攀登高尚目標的階梯,它使會士擺脫理財理家的重擔,抽出時間來從事讀書,並勝任愉快的去宣道。他們的神貧曾復興了教會的使徒宣道。在這裡節錄聖道明訓誨去從事的宣道弟兄的一段話,那是聖人載入初期道明會憲裡的:

「他們(宣道弟兄)要領受降福,然後出發,像一批熱切期望自身和別人得救的人。他們要像宣揚福音者,步武救主的後塵一般,行動要表現出修道人的風度……他們不要接受,也不要攜帶任何金銀、錢幣,或是禮品,只是隨身攜帶衣食、書籍、以及其他的必需品。」(初期會憲第二條)。

托缽的神貧有很大的作證價值,迎合教會和社會的迫切需要,並豎立起福音神貧的旗幟,以取法基督,這位神貧者。新城市的居民體驗到生活富裕的災害,那即是誘人度一種安逸、自在和享樂的生活。這種情形另外在法國南部以及倫巴底(意國北部地區)尤甚,而這兩處則是聖道明活動的主要場所。但是還有對百姓構成威脅更甚於此者,那即是:安適的生活腐蝕了神職界,貴族階級的主教和隱修院院長生活在豪華的大廈裡,擁有侍從和僕婢。她們的標誌便是排場奢華、這一切正逢亞爾比、華爾圖異端猖獗之時代,異端人則宣傳:貧窮乃是司鐸的唯一基礎,也是聖德的唯一標誌。聖道明的公教思想彰明昭著,絕不容置疑,為那攻擊教友心臟的痛症,找出了良方而對症下藥。

第八項革新

聖道明的革新性的創造天才,以確定的方式,在發展「管理」方面表現出來,該種管理採納了一項基本法則,恕我們在這裡用梵二大公會議的原文說出來:「一切修會成員都分擔並關懷整個團體的利益。」(修會14號)

道明會的管理方面,其特色可能是議長型態的民主政體。會憲給人提供有力的首長,這些人都是經由發大願的修士,直接或間接地推選出來。每一會院的會士(輔理修士除外)直接選舉自己的院長。會士們推選的代表在省會議中集會,選舉省會長。會省的代表在總會議時集會,選舉總會長。而最高的立法權威則被總會議把握;但在會省中省會議即是權威。地區院會議監督會院之行政,並與院長合作。省會議以及總會議對於會省以及全會行政管理也有上述之權責。道明會的管理方法也是有彈性的,修會經由三次陸續總會議之議決,才能改變其基本法律。而這種會議,猶如省會議一般,在修會初期的世紀裡,每年召開一次。為此,道明會的行政,如果在何處背離了其原始的民主政體,應予革新,再恢復聖道明的精神。會憲如能理智地實施與運用,則能保持修會的彈性,並能應付日新月異的時代。會憲亦能鍛練修士的體魄、能力、老練和負責。胡克(Hauck)對此頗具有真知灼見,他在自己的德國歷史一書中曾稱:「道明會的管理法是在中古世紀所產生的,最優秀、最完善的隱修院組織。」

拉高代神父,這位有先見之明的使徒,在許多情況中都走在時代的前面,當他堅定確信:很需要修會去醫療法國大革命所帶進基督社會中的混亂和迷惘時,於是他求助於道明會。原來十九世紀的法國人失去了自己的信仰失,去了天主的觀念和對超然神明(天主)的依恃心。他們為人類只尋求人文方面的進步。然而大革命的思想也曾將教會的重要價值奉為金科玉律:凡是真實者,應予街受;凡是虛假者,則應拋棄。拉氏相信:為應付這種情勢,為鼓舞教會去迎戰這種危機,他已找到了最相宜的方法。他決意在法國復興道明會的理由,是以證明道明會的「時代化」。

「即便是天主賞賜我力量,去開創一個修會,我們在深思熟慮之餘確切相:信除去聖道明會規之外,我簡直尋不到更新的、更好的方法,為適應我們的時代以及我們的需要。道明會規無所謂新舊,所講舊,只是看它的歷史,我真看不出有任何必要,只為了喜新厭舊而去大傷腦筋」(見道明會在法國重建之回憶錄頁八0-八二)。

拉氏欣然採納革命中的一切真實的價值,但堅決地揚棄一切有害的東西。廿世紀的道明會士遇到同樣的問題,其形式既嚴重又複雜。會士應當拋棄一切現代的錯誤,把握著能醫治一切離經叛道而內含著良藥的「因素」。現化人迷惘於新哲學,新神學,惑於科學新知和工業技藝的發現,混朏於知識的爆炸,而這後者是依賴奇巧的大眾傳播方法。這些人失去了對天主的意識,拋棄了信仰,將自己的希望寄托於俗務。現時代需要宣道士和教師,去宣揚那建立在事實上的不變真理。它需要篤信天主,在祈禱中尋覓天主,在禮儀中同天主結合著的作證。現時代雖有自己的新神學,但仍需要神學教授。「信理」雖不是流行名詞,但是捨棄信理,世人要繼續輾轉於撲朔迷離,而不了解「真實」的真正意。現代人面對著歷史上空前知識的增加,發現了世界更具圓滿意義,這是前世代所未想到的。他們需要教師予以指示:世界沒有對天主的實用知識,便註定了悲慘的結局。他們需要用天主的眼光去觀察並衡量世界。

即便是在道明會的內在組織內,也給基督徒的價值作證,而這「價值」正是現代人所珍視、所追求的。因為他們在追求真實,而這種對真理、實體、坦誠以及率直的愛好,正好在道明會「強調真理」的事上,找到答案。

會士之親如手足之情,正配合著現代人追求人類的團結以及社會化的熱潮。修會的民主政體,同它的講求負責,與現時代珍視,人格以及分層負責的原則不謀而合。道明會生活的完善組織,強調目的與方法配合,是完全行得通的。其產生的效能是:促使修會實現它的使命,並造就為教會和社會所需要的,有學識教師和默觀使徒;它在講求效能的文明裡,應找到唱和共鳴,該文明確已創造了吊橋、摩天塔以及後掠翼的飛機。

道明會現在仍是氣蓬勃的,它藉著本身的革新,有活力迎戰今天的危機。道明會士面對著自己的遺產,應保存精神方面的自由,堅決地拋棄陳舊的或構成阻碍的會規和習慣;但是要甘心情願地固守那些有福音價值的一切,縱使現代人與之背道而馳,或這些價值與現代潮流似有矛盾,亦不當揚棄。世界原需要福音價值,道明會應予作證,並予以衛護。在此,要特別指出,會士不該拋棄默觀祈禱、靜默,並對「客觀真實」的熱心,因為這些因素已牢固地同道明會生活方式鎔為一體,如強予廢除,修會勢必與之同歸於盡;因為這些因素,是促使「天主與人同在」和「弟兄彼此契合」的不二法門。

為實現革新和適應時代,修會必需遵守梵二大公會議的指導方針,並注意現代科學研究所建立的原則。嘉德諾(John W. Gardner)乃衛生、教育、福利部秘書,曾任卡內基金會(The Cornegie Joundation)指導,在他「自我革新」、「個人和革新的社會」著作內,曾規定出幾項原則,這些原則完全同公議會之指導相吻合。

()現時代盛衰以及革新的概念應著重於人事制度的持續與改變。

()社會寧可接受足以使人富庶並增強的改變,而不要接受分割轉載崩離析或毀滅的改變。

()革新並非只是刷新與改變,亦是促使革新的成果同我們的目標相協調的方法。

()為社會持續特別重要的是它的長期目標與價值。

()這些目標同價值到最後也在進展,但藉著相當的持續性,它們能使一個社會吸取改變,而不喪失其顯明的特性與形態;它們對決定改變的方向確有大功用。

()仔細地觀察這些因,人能見到它們永無休止地交織著持續與改變。

()「保存」的唯一方法即是進行「革新」。唯一可能的持久即是在改變中的持久。

我們研究上述作者書中的資料記錄,便不難同意一位學者對聖道明的想法:「假如聖道明生存在今天,毫無疑惑地要利用每一件機械界的發明,每一份文明界的新力量,每一個思想界的新觀念,去努力達成他的偉大目標,那即是傳播真正信仰的救人靈魂。」 (參考嘉培特(G.R.Gallraith):道明會的組成)

聖道明確是一位工作不懈的人。一如在禮儀,他被稱為「教會的光明」,教會的人,他常「為了建立基督奧體」而勞碌奔波。聖人一心一意地為天主的子民服務,在創立修會的時期,每一腳步,教在教會領導下,並在教會明確的批准下前進。對於保存有長久價值而神聖莊嚴的習慣而言,他是傳統的,對於將傳統引進到一個新方向而言,他是進步的。他應付過渡時期的需要,而與許多巨大難題奮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