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讀在到明會中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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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讀在到明會中的角色: Fr. Damian Byrne OP

親愛的弟兄們:

「當聖道明要把他的弟兄們培育成宣道士時,他派他們先去研讀。」

研讀的重要性貫串了整個修會的初期會憲(Primitive Constitutions),同時也導引著修會生活的規律。

「我們應盡心盡力將研讀導向首要的目標,即拯救人類。」

法規的寬免之所被至制定,「主要是針對那些被認為足以防礙研讀、宣講及救人靈的事務」。每日的聚會可以延後或取消,「免得研讀受到阻礙。」日課應「精短,免得弟兄們不能專心,及研讀受到任何阻礙。」初學導師應教導初學生如何專注於讀書…...」。

上述觀念均引自聖道明。

聖道明所具有的原創性(originality),即是把研讀置於為宣講服務,並且賦予研讀殊的意義-使徒性的研讀。

研讀是為宣講

聖道明在籌劃修會時,將研導向宣講是他構想中的一個基本要素。洪培德(Humbert of Romans)在他的Expositio Suposra Constutiones指出道明會士的研讀態度時說:「研讀不是修會的目的,但為達到此目的-即宣講及救人類的工作-卻是最需要的,因為沒有研讀,我們不能做什麼。」他也意識到研讀本身成為目的危險性:「有些人全心投入聖學,然研圖若不是為了是教義的宣講,則研讀又有何益處?」

The Gillet Constition(吉勒會憲)給人一個印象,研讀只與會士生活的早期階段有關,只是宣講與牧職生活的必經之路而已!世代的道明會士生活的早期階段有關,只是宣講與牧職生活的必經之路而已!世代的道明會士一直受到此態度的影響。但The River Forest Constitutions 河林會憲恢復了已往的傳統,既研讀與反省本是修會傳承上整合的部份。然而此早期的態仍存在與一些會士身上,他們視研讀為傳家的工作,或只是我們道明會士生活上特定階段罷了。

牧職與學術

常研道:「為了了解現在,我們必須回顧過去。」一二二一年的事件,使修會中的研讀多了一些牧職領域。一二二一年,二月四日,教宗何諾里三世委任道明會士為聽告解及作輔導的會士。當一二五九年制定了Ratio Studiorum(培育準則),道明會研讀的領域拓展到函蓋哲學時,教宗何諾里三世所委任的使命,使道明會投向一個具有強烈牧職趨向的教育制度。

因著多瑪斯的天才,透過他對亞里斯多德哲學的鑽研,他延續了聖道明基本方針,並使修會中的神學教育基礎拓展。而亞里斯多德的哲學使他為「受造物之美善」的神學奠立學術基礎,因而拒絶了二元論。在一二六五年,多瑪斯開始撰寫他的大綱。Fr. Leo nard寫了有關當時Santa Sabina的學生與研讀的生活,及有關當時開始撰寫大綱時說:「::「此時他適度地開拓了他們神學教育的基礎,走出了實踐神學的傳統,此傳統在當時一直是道明會教育制度的特色。他嘗試把修會內實踐神學的正規訓練導向一個更為確實的神學課程上。」

聖道明和多瑪斯具有相同的理念。多瑪斯獻於研讀絶不是輕忽宣講,他懷有聖道明的理想-得救是由於宣講,而此目標是奠基在祈禱、靜默、研讀的生活與使徒性的團體上

研讀和團體

奧克蘭總會議提醒我們有關研讀與團體之間緊密關係。「共同生活也屬我們研讀上的一部份。首先,沒有人能夠講論天主的愛,除非他(她)先找到那降生性的愛。其次,沒有人能獨自成為神學家::因為完美的神學是共同努力達成的結果。」道明會的研讀是屬團體性的,團體對研讀負有首要的責任,正如同團體對宣講也負有首要的責任一樣。

研讀的氣氛非常重要,多瑪斯向若望弟兄強調靜默的重要性、祈禱的角色-在我們心中為天主留下空間、需要有相當的好奇心及需要培養兄弟間的愛德。凡注重研讀的人也會相當了解,研讀是如何受到人際關係的影響,良好的團體精神對研讀的氣氛相當有幫助。

Victor White在註解多瑪斯所寫的這封書信時,把注意力導引到神學大綱的第二部份。在此部份中,多瑪斯反省了情感問題,這些問題是由學生所體驗出來的,並且是他們在休閒活動中特別需要的。學生們有一些特殊的要求,他們需要鼓勵。我們中是否有些人忘了年青的特質及奮門的意義?知識的獲得是漸進的,也是屬內在的過程。由於我們是人而非天使,故是漸進的,沒有人能代我們去學習。沒有便捷之路,我們需要老師指導,但連最好的老師也不能代替我們學習。

學生需要一個有助於研讀與思考的氣氛。這不是說應該有一個學院,有導師及教授的指導。當我們在他處研讀時,需要的是有一個生活及環境上的良好氣氛,好能有效的從事研讀,為我們而論,研讀是一個修會生活的規律,且具相當強求的要求,要求個人高度的投入訓練及奉獻。研讀的習慣是藉個人持久的努力而養成。

從事教育的人也有特別的需要,你們的工作需有嚴密的心思。採索及批判反省的工作,絶非立即就能得到滿意或受到肯定。有時候會因沒有進展,以致無法去肯定所付出的心血。學術聖召本是稀少,而追求此聖召的人不斷地面對放棄的誘惑。

你們無法教導學生一切,且有時候無法得到回報。或許你們所給予學生最大的禮物是,他們擁有了批判反省的工具。我們需要再以Waberberg總會議公報提醒自己:「我們對弟兄們只說一句話:研讀多瑪斯;給學生這個培育,則他們便能為自己而去讀多瑪斯。

Yeves Congar以下語詞來描繪學術與研究的工作:「對神哲學做科學化的研究,應具有下列的要求:精嚴的搜集資料,反省、出版::這一切均整合在道明會的使命中,如果忽略它們,則恩寵便會由他人所得::聖經科學,歷史的資料,是我現在所探討的資料,沒有一個神學家在研究的工作上會去忽略它們。為此,學術研究是一個要求很嚴的召喚。

我們的格言是真理,如果此意謂著我們擁有了真理,則我們犯了自大的錯誤。如果我們只認為此只不過是懷著誠心在追尋真理,則我們即開始了解我們的聖召了。

Giber of Tournai寫道:「假如我們滿足於所己探詩的,將永無法發覺真理,前人只是我們嚮導,不是我們導師。真理向每一個人開放,從不會由一人所獨有。」

Vincent of Leris在他所寫的頌讀日課,我們找到了以下的見解:「教會中的道理難道沒有演變嗎?當然有很大的進展演變。有誰會責備他的同僚或對天主心懷敵意而來阻止道理的發展?」

道明會的研讀即是在研究神學,如果我們研讀是為了宣講,尤其是教義方面的宣講,那麼我們的研讀就必須是神學性的。因為是屬特別神學性的,為此它不含有對其它知識領域的忽視,它同樣具有開放性的研究(inter-disciplinary)。

真理的朝聖者

我們在學術研究中有一個傳統,我們忠於自己的學術聖召到何種程度?坦白而論,會士們更喜歡走入牧職活動,不樂於在研究學術奉獻自己。然而,今日我們所處的教會與時代,需要有人能夠投入學術研究,來開創神哲,學以便向今日之人宣講天主。當修會中有些人在作研究工作時,我們是否提供他們好的環境,使他們能發揮並支持他們?在博士論文的題目中,竟然那麼少的題目針對今日的問題!

一九八三年總會議,中若望保二世提醒我們:「你們道明會士有使命去宣告:「我們的天主是活的天主::」你們修會中的先知恩賦有特殊的神學印記::你們務必忠於修會在神學及聖言上宣講的使命,不管你們被召是以何種方式-或學術或牧職的-去實踐它。

此為救人靈而研讀及做神學反省的傳承,一直在激勵我們。此非意謂著道明會士比其他人更有學問,或每位道明會士在神學反省的傳承,一直在激勵我們。此非意謂著道明會士比其他人更學問,或每一位道明會士在神哲學上均是專家,而是說對真理的追尋,是每一位道明會士生命中不可少的一部份。

探索真理是否仍然可行?有人不認為如此,語言愈來愈是有限,以至於它們不再能夠表達出它們原先所獲得且要傳達的真理。此外,一些懷有主觀意念的偏見認為,理即是-我如何感覺。而多元論則聲稱:每個人的意見都是正確的-真理是相對的。另一方面,在我們所處時時代中,由於社會忙於嘗試解決當代的具體而迫切的問題,以求生存為優先,為此認為研究神哲學是非常不適宜。然而追求真理是我們的聖召。我們相信天主所給予人的神恩,有能力去發覺,實踐及通傳真理。

忠於我們的傳統,在今日從事神學研究

基於以上所說的,於是有了我們應如何從事神學的工作之問題。奧克蘭總會議提示我們:「當我們勇於讓自己去承受那困擾人民的問題的挑戰時,則會一直有神學的最好的創造力」。多瑪斯正是這個樣子。正如道明會士必須探討現今問題,同樣地在Questiones Disputatae,多瑪斯討論他當代的問題。

神學過去在Salamanca相當興盛,嚴格而論,是因為Victoria及他的同伴們能夠去研究他們所面臨的實際問題,而這些問題卻是在美洲的會士面所提出來的,Victoria他們也真心的去反省這些問題。這也許是教授與傳教士之間彼此合作上最好的範例。

唯有透過對今日問題的探討,我們才能忠於傳承。我們並非以防衛或得意的態度忠於過去,或不斷地重覆及仿效先前弟兄們寫的東西,或只是以奴僕的心態,毫無創造性只詮釋古代的著作。基於好奇心或以防衛及得意的心態來研究傳承,非但無益而且有害。必須以批判的態度研究它。我們所處的時代及不斷改變的環境,不斷要求我們回答今日的問題。這些挑戰即已列在我們的「四項優先性」的文件中。這些挑戰在今日所關懷的領域中是最具挑戰性的,然而這些卻已深入在我們的傳統中。在本世紀道明會裡,在學術貢獻上最具創造性,即是那些能探討自己時代問題的人,如LagrangeChenuLebreet………..

當保祿六世在將多瑪斯的成就策封為我們今日的典範時說:「…..在理性與信仰中,多瑪斯找到了新的解決方法,此方法在他把福音的嚴謹要求與世界的俗化做了調合。」,「在教學與生活中,他顯示了,人對天主聖言的忠信,與向世界、及其具有傳統基礎的教義系統,二者可以併行而不相衝突。」

保祿六世也提醒我們,多瑪斯既是「在處理當代的爭論問題-導源於爭論人的理性與信仰是否衝突-中,獲得了當代的新知識……他的心一向是對方所流露的真理開放。」

他也反對一昧的跟隨瑪斯:「如果在接受多瑪斯的教義上,只求文字上重覆道理的型式,或只探討相同的一些問題,或以一貫的態度討論問題,仍然是不夠的。」:豪無疑問地,多瑪斯在今天一定強調的想要去發覺,那些能夠影響人-環境、心態、行為-的變遷之因素。」

我之所以寫這封信,是由於Felicisimo Martinez所寫的一編文章El Estudio en la Orden de Predicadores(道明會士的研讀),在文章中他寫道:「為了讓神學反省真正地在修會進行,首要的工作是把傳教士與教授、牧職工作與學術工作,使徒傳統與修院傳統彼此協調起來。而在修會皆歷史中,神學反省與宣講的分離則一向是最大的不幸之一,因為此將同時貶低了神學與宣講的價值。把道明會士區分教授與宣講的團體,將會使研讀與福音傳的理念枯竭,因為牧職工作會士或做宣道工作的會士自認為可以免於研讀,而將此研讀視為專家學者的領域,同樣教授們也會自認為可以免於做牧職工作或宣傳福音。」

學術與牧職之間的張力,對二者本身而言均有助益。沒有這種張力,則對我們有所損。

有關研讀方面的一些困難

大多數會省及會區都認為,修士們應在本國內完成他們的學業。然事實上也看出,把修士送到國外的培育機構,在許多方面上有很差的效果。然而有些團體,由於修士人數少,而無法開設一個道明會的學院,於是不得不把修士送到別的地方培育,他們需要較大團體的支持與鼓勵。

解決這個問題,大多是把學生送到國內的一個培育機構,如教區的修院其他修會所設立的基構。這種作法有些是不錯,旦但不全都是如此。

教區修院的目的是培育教區司鐸,通常無法達到我們所要求的水準,且靈修培育不是很嚴謹。在一些由其他修會所設立的機構,則我們無法干預其課程或研讀的水準。曾有一位任教於別的修會培育機構的道明會神父告訴我,大部份的學生無法將雜誌中的文章作一個讀書報告!而其他的學術機構,沒有規劃的課程,致使學生沒有辦法接受神哲學的適度訓練。

我們應盡可能使修士們的研讀符合於Ratio Studium(培育準則)所規劃的,同時使他們在畢業時,獲得神哲學上的基本學識。給予學生有計劃性的研讀,比隨便提供一些毫不相關的課程來得更有價值。初期會憲(Primitive Constitutions)描述了一個教學制度,在制度裡提供學生一個研討會,藉此學生能夠處理在他們研讀上所碰上的較深之問題。更具體而論,此教育刻度下的研討會能使學生吸收他們在課堂上所接受的資料。

有些團體對研讀及學術的培育有點不重視,並沒有對有有心加入道明會的望會生(the candidates seeking admission to the Order)加強學術上的能力,也不盡力培育他們達到特定的水準。這種在培育上的缺陷,最後會在讀書修士的身上,反映出他們對研讀的不在忽。

優先選擇貧窮,不會在生活上與道明會的研讀衝突,問題是如何為修士們提供不同階級的培育環境,使他們能認同中產階級的百姓。

有些團體明顯地,在面對培育修士而遇到問題時,不曾盡心盡力去解決。

我們在牧職工作上所做的一切,將會因著我們所受的學術培育,而更出色。如果我們願意做人群間的傳遞者,則我們必須先是好的神學家。如果我們從事正義工作,亦復如此。我們有了拉丁美洲的地一批會兄做典範,這些會士自知本身的有限,因而能求助他們在Salamanca 的教授們。

在神哲學機相關科學方面,我們缺乏博學之士。在某些地區,專家們的共同籌劃與分享將有助於解決種問題。在開發中國家,經濟是阻礙彼此分享的因素之一。念及於此,我們已設立一項基金來協助這種合作與培育,詳細資料已送達各省會長。

不論會省是否送他們的修士到他處接受部份或全部的培育,每一個會省都應培育一些在神哲學及相關學科上的人才。道明會教義宣講的使命,除非每一個團體培育一些人才,而這些人才在學術中心裡以團隊方式一起工作,一起學習,否則此使命無法實踐。

在團體間有合作的地方,每一個團體必須提供一些人,陪同他們的修士到此教教學中心,這些人或者是培育組的組員,或者是老師均可。

如果我們是宣道者,我們有同時是學生,研讀是一項義務,此義務永遠伴隨著身為宣道的會士身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