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明會簡史 (Hinnebus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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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道明會簡史        威廉辛乃樸   會士 (William Hinnebusch OP)

前言

聖道明生平及創會記要

第一章  修會的建立

第二章  修會的成長 一二二一∼一三○三

第三章  修會在十六世紀之前的傳教工作

第四章  十四世紀

第五章  十五世紀-修會的生活與工作

第六章  十五世紀的更新與改革

第七章  十六世紀

第八章  十七世紀∼一個專制獨裁的世紀

第九章  一七八九年前的十八世紀

第十章  一七八九到一八七二年的修會

第十一章  最後的一百年(一八七二到一九七四年)

結語

道明會簡史    威廉辛乃樸   會士 (William Hinnebusch OP)

前言

在我負責培育期間,感到道明會歷史缺少中文資料,二年前發現辛內樸神父英文原著道明會簡史,不但適合陶成階段中的道明會士,為道明之家全體弟兄姊妹都有需要,至於教內同道為認識中世紀教會及天主教會四大古老修會之一的道明會,也值得參考。

爰請台大英文系熱心教友左婉薇小姐抽空翻譯,由本人再三校對,經過將近二年工夫,始得出版問世,感謝天主的助佑及譯者的辛勞。料聖道明在天必微笑樂於見此書為人傳讀。謹向去年逝世的辛神父及原著出版者致謝,慨允中譯本出版,不收分文版稅,也向本會多明我出版社致謝接受出版。

許思孟謹誌於高雄市中華道明會院

主 曆一九八三年七月二十日

聖道明生平及創會記要

約一一七○年,誕生在西班牙中北部舊卡斯提(Old Castile)王國布爾高省(Burgos)的小村加肋路加(Caleruega)。父親名古士曼(Don Felix Guzman),母親名若翰納(Joan of Aza),父母皆為貴族後裔。道明從小就在一位舅父神父那裡接受教育。

約一一八四年,前往帕倫西亞(Palencia)讀哲學及四年神學。

約一一九四年,加入奧斯瑪教區主教座堂咏經團(The Canons-regular of the chapter of the Cathedral of Osma)-不久陞神父-稍後陞任副院長(主教自兼院長)。

一二○三年,陪同奧斯瑪主教狄亞哥前往丹麥,路經法國南部遇見異端猖獗,夜宿旅館,與館主異端徒徹夜辯道,終將之歸化。這件事在道明心中撒下了創立修會的種子。

一二○六年,偕同狄主教開始在法國南部蒙培理一帶(Montpellier)作歸化異端徒的工作,以祈禱、徒步、乞食、克苦的方法進行宣講,這時道明改稱道明弟兄,創立修會的靈感漸漸萌起。

約一二○七年三月,狄主教與道明在法國南部方耀(Fanjeaux)附近的小村普義(Prouille)建立了一座女修院,為收納異端徒歸正的婦女,一二一二年成為道明會第一座正式女隱修院。

一二○七年底,道明受命全權管理及輔導這座女修院。道明創立男修會後,尚在瑪德里,羅馬創立了女隱修院,在波羅那籌備設立一座。這些正式女隱修院即為後來所謂的道明第二會。

一二○七年底,道明的領導者狄主教返回西班牙,不久在西班牙去世。道明和少數幾個同伴獨立進行歸化的工作。

一二○八年左右,在道明心中正式興起創立修會的意念。

一二一三∼一二一四年,道明及其同伴正式討論成立修會的事宜。

一二一五年四月,道明接受第一批弟兄道茂(Thomas)及塞拉(Peter Seila)發願,並接受塞拉捐贈的房屋,成為第一座臨時會院。

一二一五年六月,道明的宣講團體,以使徒式的絕對神貧為特色,獲得法國南部土魯斯(Toulouse)教區主教富爾克(Foulk)批准為教區修會。

一二一五年夏,富主教前往羅馬參加第四屆拉特朗大公會議,由道明陪伴。主教及道明向教宗英諾森三世(Innocent III)請求批准修會,蒙教宗口頭允准,惟先需選定會規,才正式批准。

一二一六年五月二十九日,道明在土魯斯和其同伴舉行修會成立籌備大會(Formative Chapter),同意採取聖思定典規(The Rule of St. Augustine)為修會基本會規並採用布萊蒙會的習慣法(Customs of Premonstratensians)作為修會清規。

一二一六年七月,富爾克主教撥給道明弟兄聖樂曼堂(The Church of St. Romain),為修會第一座聖堂,同年十月此堂蓋了會院,成為修會第一座正式會院,此時弟兄總人數約十六名。

一二一六年十二月二十二日,教宗何諾理三世(Honorius III)正式批准道明的修會為清規詠經團修會(Canons-regular),土魯斯聖樂曼堂的會院為第一座正式會院(Priory of St. Romanus)。

一二一七年一月二十一日教宗正式批准道明會為名實兩全的宣講者修會(Ordo Praedicatorum),授權全修會具有講道權,會士一旦發願即能奉修會長上命正式講道,惟此項特權日後受教會法限制。

一二一七年一月二十一日前後,道明在羅馬聖伯鐸大殿獲得神視,聖伯鐸及聖保祿同時顯現,他並預見修會的發展,弟兄們倆倆相偕,前往世界各處宣講天主聖言。

一二一七年,道明及弟兄們選舉瑪竇弟兄為道明繼承人,同時為整個修會-實即第一座聖樂曼會院的長上,稱為隱修院長(Abbas),道明則保持監督權及會祖身份。此名稱自一二二○年第一次總會議開始,為總會長(Master General)名稱所代替,直至今天。

一二一七年八月十五日,道明在土魯斯舉行第一次派遣禮,派遣七位弟兄往巴黎建立聞名的聖雅各會院(Priory of St. Jacques),四位往西班牙,三位留在土魯斯,二位去普義協助修女院。他自己暫留在土魯斯。

一二一九年,道明在義大利波羅那聖尼閣(Bologna)會院負責培育工作,此會院(Priory of St. Nicholas)為一年前建立的,發展神速,其地位之重要與巴黎聖雅各會院相伯仲,為修會初期最重要的會院。

一二二○年五月十七日(五旬節日),道明會在波羅那聖尼閣會院舉行第一屆總會議(General Chapter),由道明召開及主持,訂定修會的行政體制,使徒工作方案,研讀進修與絕對神貧的法規。以上構成道明會初期會憲第二部份。從此道明會以完備而嶄新的姿態出現,成為當時教會最有力的信仰戰士的陣營。

一二二一年五月三十日(五旬節日),在波羅那舉行第二屆總會議,仍由道明親自召開及主持,訂定會省制度(Province, Provincial Prior),每年召開一次省會議(Provincial Chapter),時間在總會議之後。此屆大會設立五個會省,分別在法國、西班牙及意大利境內,同時決定在德國、匈牙利、英國、波蘭,斯堪地那,希臘等國建立會省。大會派遣會士前往波蘭及匈牙利工作,在此之前,聖道明已派遣會士到斯堪地那傳教。

一二二一年八月六日,道明逝世於波羅那聖尼閣會院,享年五十一歲,葬在會院聖堂歌經席進道的地板下。

一二二二年,道明弟子若堂(Jordan of Saxony)被選繼任道明為總會長。在其十五年任內,會省已增至十二個,會士人數增至數千。

一二二五年,派遣會士到希臘及聖地傳教。

一二五六年,修會成立後四十年,全會有十二個會省,約四百座會院,會士約一萬三千人。

一九八○年,全會四十二個會省,三個總會區,七千餘會士。

第一章  修會的建立

會祖道明

聖道明是一位充滿聖神的人,他之蒙天主召叫,是為能答覆教會的迫切需要:一個有素養的宣講者所組成的持久性的團體,因此在聖神的引導下,他創建了第一個使徒修會,即兼具默觀的獻身生活以及耶穌的十二使徒與初期教會之使徒生活。當教宗何諾理三世把這個原屬於主教的宣講天主聖言的使命委託給道明會時,教會第一次出現一個修會獲得宣講的委任權,其普遍性正如教會一樣,延伸到世界各地。因著這全球性的使命,道明不但為他所創立的修會,也為其他修會和司鐸們,敞開了宣講之門。

 

道明為他的修會所採用的是教會傳統的因素,如使徒式生活,會士團體生活,隱修式的清規,公唱日課,在貧窮中宣講。道明並把這一切融合為相互平衡的一體,使他的修會不但能滿足當代的需求,也適合於此後的許多世紀。

 

道明完成了會祖的一切工作,並得到了羅馬教廷的完全支持,因為就如教宗國瑞九世(Gregory IX)所說:「道明絲毫沒有違反在世教會的教導和權力。」他這種服從教會領導的態度,使他的修會得免於懷疑,使會士得免於錯謬,不像一些異端的團體,雖滿懷好意,卻因錯謬的教義而使一切弄巧成拙了。當一二三四年道明被封列為聖人時,教宗國瑞把他比做一位使徒,而總括了道明的一生,教宗說:「我知道道明是一個完全度宗徒生活的人,我們相信他現在一定與宗徒們在天上同享光榮。」

 

雖然道明所採取的修會制度,有很多是取自經年累積下來的隱修院的智慧,但他同時也吸收了一百五十年來,不斷實驗及改革所得的精華。從一一五○年起,一項依教宗國瑞七世命名的國瑞改革運動,就已在教會展開。這項改革是要大家回到聖經和宗徒的時代,作為汲取靈感及解決弊端的泉源,尤其為解決當時神職人員的弊病。後者通常是無知、不貞、冷淡、很少宣講。

 

為了尋求解決這個問題的方法,一些熱心的神長和教友們,便致力於尋回初期教會那種簡樸和神貧的精神,而宗徒們所度的使徒生活,便成了他們的偉大理想。這些聖職的改革者創立了一種類似清規咏經團(Chapters of Canons Regular)的修會生活方式,就是仿效宗徒們的牧職和祈禱的生活,兼具隱修院的結構。因此清規咏經團逐漸的增加,一此修會便從其中發展出來,例如布萊蒙會(Premonstratensians)、維鐸咏經團(Canons of St. Victor)和吉貝定會(Gilbertines)。道明會從開創就是一個聖職修會,根源於清規咏經團。

 

一些對革新感興趣的教友,也同時組成了補贖團(Penitential Brotherhood),致力於神貧、苦行和宣講。但由於極度的熱忱,導致一些偏激的思想,他們高喊實行宗徒的神貧才能作宣道,才能使聖事的施行發生效果。從這些在俗補贖團中,產生了一個分佈極廣,且無嚴密組織的團體,稱為苦行會,也就是稍後行乞修會(Medicant Order)之第三會(Third Order)的前身。方濟會在成立之初,便具有這種苦行會的特質。

 

除了以上所提的革新運動的發展外,在道明所處的時代,也可看到其他充滿生命和活力的訊號。在西方基督教界(Christendom)堙A人們享受著新的教廷領導,貿易的拓展,城市的興起,本國語言的推廣,國家的形成及理性的覺醒。雖然這些運動都未曾成熟,但他們播下的種子,卻在十三世紀開花結果,特別在士林哲學(Scholasticism)和初興的巴黎大學大放異彩。

 

十二世紀時,清規咏經團在他們所處的鄉村地區照顧教友,可說滿足了當時牧靈上的一種需要。但到了十三世紀,他們已不能應付由新興城鎮所造成的特殊情勢了。此時,道明會和方濟會的會士,因不受當時使徒工作的限制,且更有機動性,又因具有健全的神學訓練,使他們能照顧所在地城鎮居民之宗教上的需要。在當時法國南部一些繁華的中心和義大利中西部的突斯卡尼(Tuscany)一帶,邪說異端已相當盛行,而在其他富庶的城市中,很多居民和高級教士的貪圖生活舒適,對基督徒生活也造成了威脅。看到他們這種對世俗物質的眷戀,聖道明更肯定了使徒神貧的價值,而由於一個異端的興起,引導他走向基督徒信仰所面臨的需要。

 

道明約在一一七○年,生於西班牙中北部的小村加肋路加(Caleruega),他的父親古士曼(Don Felix Guzman)和母親雅若翰納(Joan of Aza),都是出身較低的貴族。自幼年起,道明就接受訓練,以便將來成為一個司鐸。這種選擇要早年決定,因為職業的選擇將決定男孩將接受的訓練,是做騎士或做司鐸。在他完成基礎教育後,道明的舅舅-一位神父-開始教他有關鐸職的知識。十四歲左右,他進了帕倫西亞(Palencia)的座堂學校,研讀哲學和神學。在當時很少有聖職人員像他一樣,接受了四年完整的神學訓練。在帕倫西亞的一次飢荒中,我們可以看到道明慷慨的美德流露無遺。他不但用了自己微薄的收入,更變賣書籍,以賙濟貧窮。大約二十四歲時,他完成了學業,就加入奧斯瑪主教座堂的清規咏經團(Chapter of Canons Regular of Cathedral of Osma),不久就被祝陞為神父,稍後又升任咏經團的副院長。

 

創會的第一步

一二○三年,當道明任咏經團神父約十年後,聖神開始召叫他,去接受一個創會者的責任。一切好像都是很偶然發生的。當時他的奧斯瑪教區主教戴狄哥(Diego d`Acabes),選派道明伴隨他到丹麥,為安排卡斯提國王雅風八世(King Alfonso VIII of Castile)之子的婚事。在行經法國南部時,他們碰到了一些阿比森派的異端者(Albigensian),事實上,他們第一晚留宿的旅館主人,就是此派的一員。道明在奧斯瑪時所過的默觀生活,使他興起拯救人靈的熱忱,而這股熱忱此時開始在他心中燃燒了。因此他徹夜不眠地與旅館主人辯論,隨著曙光的初露,那人放棄了他的異端,而歸回天主教信仰。

 

雖然主教成功地為王子談妥了這樁婚事,但他們此行卻是功敗垂成,因為事後傳出公主去世的消息,另一種說法是她進了修道院。這件事在兩年後,當主教和道明再度前往丹麥要護送公主到西班牙時才知道。在丹麥時,他們看到丹麥的神職人員,在波羅的海地區的外教人中,熱烈地行事使徒工作,使他們深受感動。他們可能有意加入傳教的行列,便前往羅馬,主教向教宗請辭教區的工作。這項請辭未得教宗批准,而他們也不曾再回到丹麥,但道明對使徒工作的熱火,已被點燃,火力從未減退。這個熱火日後成為他傳給修會的一項重要遺產。

 

教宗英諾森三世(Innocent III)拒絕了主教的辭職,反而改派他到阿比森異端中工作,因為教會長久以來,就一直期盼著這批人的歸正。以前聖納德(St. Bernard)曾向他們宣講,而教宗英諾森也曾派遣特使團和宣講者到那去工作。

 

於是主教和道明秉著服從的精神,將他們的行蹤向西轉到法國。在抵達蒙培理(Montpellier)時,他們看到教宗先前派去歸正異端的特使們,其中有一位是熙篤會的院長阿爾諾(Abbot Arnauld of Citeaux)。而這些特使都已是氣餒萬分,因為雖然他們盡了很大的努力,卻仍是毫無進展。當主教仔細地聽完他們的敘述,而了解整個情況後,他提出了一針見血的忠告-你們必須要以子之矛攻子之盾,因為異端者的領袖們所過的都是簡樸、刻苦的生活,他們長期的守齋,徒步到各地,像宗徒們一樣簡樸地傳教。所以主教對他們說:「把隨行的人員先送回家,然後兩個兩個相偕,徒步去宣講,就像宗徒們一樣,這樣天主必降福你們的工作。」他們深受主教的熱誠和遊說所感動,效法戴狄哥主教,把自己的隨行人員遣送回家,就如若堂(Jordan of Saxony)所記述的,只留下「日常生活所需及一些書籍」 。在分配好各個小組負責的傳教區域後,他們就分頭開始進行宣講。此後的幾個月中,他們天天在鄉間穿梭行走,向阿比森教徒傳報福音,也同他們辯論。每次辯論後,雙方都會把辯論內容的大綱寫下,交給對方。有一次阿比森教徒把一篇道明寫的大綱,扔到火中去試驗,他們三次把它扔入火中,每次火焰都把大綱毫無損毀地拋了出來。

 

戴狄哥主教和道明的成就之一,就是歸正了許多阿比森教派的婦女。他們在自己的大本營凡耀(Fanjeaux)附近的普義(Prouille)為這些婦女建了一座修院,這座修院後來就成為道明會第二會的第一座女隱修院。道明同時也成為這修院的院長、導師、以及規章的訂立者。這個職權是戴主教在一二○七年未回國時委付給他的,因為主教必須返回自己的教區去吸收新的宣道士,籌募工作的基金,並安排教區的工作。但他回到西班牙不久,就在十二月去世了,而羅歐(Raoul)特使也在同年七月去世了。

 

一二○八年一月,一個更大的災難降臨在傳教事業上,即阿比森教徒刺殺了特使坎伯鐸(Peter of Castelnau),一個脾氣爆躁而沒有耐性的人,一向就和阿比森教徒水火不相容。教宗英諾森三世對此刺殺事件深感忍無可忍,而不得不向異教徒宣戰。當敵對爆發時,要做一個和平的使徒,幾乎是不可能的,但道明和少數幾個同伴,仍不顧一切挫折,堅毅地繼續宣講工作。

 

漸漸地道明意識到,只有一個修會才能不斷的提供教會所需的專訓宣講人才。以往的經驗告訴他,那些自願效勞的宣講人員,不但人數不夠,也常缺乏恆心到底。而凱汰異端(Cathar heresy)的特質又給了他另一個教訓,這些異端者的領袖都是生活簡樸,受過教育的人,對聖經的了解很透徹,所以在宣講時,有很大的說服力。道明在創建修會時,受了這些事實的影響,所以道明會士除了接受一般會士的責任外,還要有系統地研讀聖經。

 

道明一直忠於他的訓練和經驗。在他成立修會的當月,他就為會中的六個會士在土魯斯(Toulouse)的座堂學校註冊,選修史大汶(Alexander stavensby)的課。他自己對天主的聖言有很好的教育和很深的喜愛。他常常帶著瑪竇福音及保祿書信,並不斷以口頭或書信勸勉會士們研讀舊約及新約。研讀聖經是中古世紀研究神學的方法,聖經是一般學校及大學主要的教科書。其他所有的學科都是為了準備學生進入神學大師的研究班,以汲取教授們有關聖經最深的涵義。從這個背景去看道明在一二一七年八月把七個會士送到巴黎的事件,為我們便有新的一層意義了。道明喜歡把會院建在有大學的城市,如在波羅那(Bologne)、帕倫西亞(Palencia)、蒙培理、和牛津,因為他有意吸收附近的大學生進入修會。

 

創會的經過

一二一三至一二一四年間,道明和他的同伴在凡耀首次正式地討論修會成立的事宜。一二一五年春,當他們籌備就緒後,土魯斯(Toulouse)的主教富爾克(Fulk)宣佈他們為他教區內的一個宣講兄弟會。道明並接受土魯斯的兩市民:道茂(Thomsa)和塞拉(Peter Seila)發願,而塞拉就把他擁有的一些房子捐給道明。其中比較大的,就成為修會的第一座會院,道明和其他的弟兄就住在那堙A不久主教又把聖羅曼堂(Church of St. Romanus)給他們,做為團體祈禱的場所。就這樣,在主教的批准下,這個宣道修會開始有了一個小規模。

 

下一步就是要得到教宗對修會的認可。一二一五年富爾克主教出發到羅馬參加第四屆拉特朗(Lateran Council)大公會議,以道明為隨員,這時機會來到了。

 

若堂描述他們當時的計畫說:「他們呈請教宗核准道明和他的弟子成立一個修會,屬於宣道兄弟會,並認可他們由伯爵和主教的捐贈所得的收入。」但在批准的過程中,他們碰到了一些障礙,由於在大公會議的議程上有一項提案:禁止新修會的成立。因此教宗英諾森勸道明採用現有修會會規中的一種,並保證在此事完成後,批准這個修會的成立。

 

一二一六年春,道明和他的弟兄選擇了聖思定典規(The Rule of St. Augustine)並草擬了一些守則以為補充。這些便成為永久會憲的前半部。他們又適度的修改布萊蒙的會憲,作為會士生活的準則。至於有關修會使徒工作的法規,四年後才訂立,因為他希望從經驗中去尋找最適合一個宣講修會的會規和組織。一二一六年十月,他們給聖羅曼又「增蓋了一座會院迴廊(Cloister),上面隔開一些適於讀書和睡覺的小房間」。道明再度回到羅馬時,他不但「得到了修會完全的認可,一如他所構想的,而在其他事項方面也如願以償」。一二一六年十二月二十二日,教宗何諾理三世(Honorius III)(英諾森已於七月去世),頒發詔書核准修會為清規咏經團的一種,一二一七年一月二十一日又再度頒詔書,表示贊同道明的創見,並欽准修會「名為宣道者修會,且實是宣道者修會」。何諾理教宗更稱呼會士們為「基督之不敗勇兵,拿著信仰的盾,戴上救援的盔,不怕那會傷害肉身的,而要勇敢地把天主的聖言,其銳利勝於雙刃劍,指向信仰的仇敵。」

 

修會的神恩

宣道會在當時是一種型態全新的修會,有史以來,第一個修會把宣講作為會士生活中完整的一部分,分享主教們的基本職務-宣講天主聖言,而且是由普世教會的首席主教教宗頒賜的使命。道明會的宗旨,就在把一群受過教育和訓練的宣道者提供主教們,好能在艱辛的宣講工作上協助他們。拉特朗大公會議呼籲主教們指派這類宣講助手,以解決教會長久以來的需要,做經常及有效的宣講,尤其是在鄉鎮和城市中。雖然宣講工作日後也開放給其他修會,但道明會的聖召仍然是關懷教會宣講方面的需要,因此宣道仍是道明會特殊的使命和責任。

 

在一月二十一日頒給道明宣講使命的詔書前後不久,道明在羅馬聖伯鐸大堂的一次祈禱中,看到伯鐸和保祿的顯現。這是含有先知性的一種神視。伯鐸交給他一根宣講者的牧杖,保祿交給他一本福音。他又聽到他們說:「去宣講天主的福音吧!你是為此而被召叫的」。隨後他又看到他的會士們倆倆相偕,到世界各地去宣講。

 

道明神視是真實的,也正好抓住了道明的宗旨、特徵和精神。這次顯現也戲劇性地重申了教宗何諾里最初頒給修會的一封詔書中所說的:「天主不斷地使他的教會有新的子民結實虆虆,願意我們的時代媲美於初期以及從事傳揚天主教的信仰,因此召叫你去度一個神貧和清規的生活,致力於宣講天主聖言,及宣揚我們的主耶穌基督的聖名,直至天涯地角。」

 

一月二十一日的詔書,伯鐸和保祿的顯現,也許包括法國南部令人沮喪的情況,這些因素使得道明決定把他的會士早分散到各地去工作。他的會士和朋友都想要勸阻他,就如若堂所寫:「照他們的俗見看來,道明好像是在拆毀,而不是建築一棟他自己奠基的大樓。」而道明對這些意見的回答是:「種子唯有散播出去,才能多結果實,若貯藏起來必致腐爛!」他又鼓勵他們勇敢的前行,不要畏懼,並保證會為他們祈禱,他們必會成功。一二一七年八月十五日,聖母升天節日,道明派了七個會士到巴黎「去讀書、宣講,並建立會院。」派了四個會士到西班牙,其餘三人留在土魯斯原地,兩人留在普義幫助修女,他自己也留在那個地區,直到十二月十三日,才啟程到羅馬,在他經過米蘭和波羅那時,就在這些地方給將來修會的成立鋪了路。

成長與組織

從十二月到次年(一二一八年)五月中旬,道明一直留在羅馬為他的修會請教別人的意見,此外他也宣講並取得一些推薦信函,好讓他的會士在到達一個城市時呈遞給主教,以便在當地成立會院。這些信件不但讓我們看到道明是如何的信賴教宗,同時也幫助我們追蹤在法、德、西、和義大利成立會院的情形,以及給我們確證修會的名稱,使命和志願的神貧。

 

在羅馬時,道明吸收了雷吉那(Reginald of Orleans)進入修會。這人有非常的吸引力,一個很有能力的宣道士、教師、和行政者。在他成為會士之前,已有輝煌的經歷,曾做教授和擔任教區職務。進會不久,突然身染重病,高燒不退,在道明的祈禱下,他才得以復原。原來聖母曾顯現給他,給他傅油,並將一件道明會的會服展示給他,表示贊許他的新聖召(進道明會)。這年(一二一八年)末他成為波羅那會院的院長,他的領導和宣道使得道明在此時所建立的會院,變得和在巴黎的會院一樣堅強和具影響力。

 

當一二一八年五月,道明離開羅馬時,他開始了一次巡迴訪問,途經義大利,法國南部、西班牙、巴黎和波羅那,直到一二一九年七月才結束。在訪問的途中,他一方面吸收新會士,另一方面也成立新會院,如在波羅那、里昂、塞各維亞(Segovia)、蒙培理、巴揚奈(Bayonne)、利馬基(Limoges)、可能也包括連姆斯(Reims)和麥次(Metz)。在巴黎時,他發現那邊已有三十個會士,他們充分利用大學所提供有關教育和宣道的機會。此外,若堂(Jordan of Saxony),一位神學學士,一個註定要成為他的繼承者,表示願意加入他的修會。這真是收獲豐盛的一年,不但會士和會院的數目都增加了,道明也聚積了很多有關修會的資料和經驗,使他更知道會士們要如何度修道生活,並完成他們的使命。他也了解要如何遵守神貧,及需要什麼法律以建立良好的行政管理,和指導牧職工作的進行。

 

在波羅那時,道明很高興看到他一年前成立的團體,在雷吉那的領導下,已由幼雛成長變為一個堅強、有活力的團體,擁有很多學生和知名的學者,如克羅蘭(Roland of Cremona)。此時道明親自接管了波羅那的工作,派雷吉那到巴黎做院長。但雷吉那抵達巴黎數月後,還未能發揮他在波羅那所得的經驗,就去世了。雖然如此,當若堂在道明手中發愿,天主便為雷吉那和道明提供了一位繼位者,而若堂更在吸收新人一事上,超越了前二者,他在一二二二至一二三七年的總會長任內,總共招募了上千的會士。

 

現在道明已開始進入他生命中最後、也最豐硬的階段,他逐步的使修會趨於穩定和具有個性(identity),即使它有明確的使命和認清完成使命的方法。對此有重大貢獻的是一套完美的法規及有效的行政管理。這些成果的開端是他到維特堡(Viterbo)的教宗宮廷作了幾次晉謁,收到教宗一連串的推薦函,並在羅馬停留了幾個月。在駐留羅馬期間,教宗並委任他監督聖西斯篤女隱修院的建造。這些工作使他從一二一九年十月底一直忙到一二二○年五月。在工作的同時,他也發出信函,要各會院派代表參加五月在波羅那舉行的總會議。

 

至此可說召開總會議的時機已成熟,因在一二一六年時,只有一、二個會院和少數的會士,誰也沒有足夠的知識和經驗,可為一個有史以來,第一次把默觀生活和使徒工作合併的修會制定法規。現在道明的理想已經過時間的考驗,而他的巡迴訪問也為行政管理的設立鋪了路,使他能為一個世界性的修會,制定一套包括宣道、讀書、神貧生活及新會士陶成的法規。在他召集總會議時,他就聲明他願意會議以民主方式,透過代表及參議的方式進行。

 

一二二○年全體大會──總會議

一二二○年五月十七日,值聖神降臨節主日天,隨著第一屆全體會士大會的揭幕,道明會行政的兩個組成要素便開始存在-總會長和總會議。

 

當大會開始進行時,道明提出辭呈,使得與會代表大吃一驚。他說:「我應該要辭去這個總會長的職務,因為我不適合擔當也無法勝任。」這是謙虛,卻也是實話。因為在大會結束後,修會就已經可以獨立,他的個人領導也不再是不可或缺的。更何況,他的健康情況正日益惡化,經年累月的工作,嚴格的苦修和不停的四處奔波,已在他的身上刻畫出痕跡。但會士們不願接受他的辭職,因此他只得順從他們的意願,但堅持在會議中要以全體大會居最高權威,他自己也將服從會議的決定。這種情形到現在仍是如此,總會長作主席,是同地位中的第一個,而每位會議員享有同等的權力,在投票時也佔有同等的份量。總會議擁有修會中最高的行政、立法、司法權力。

 

此次大會也為會憲增添了一篇序言,頒給各長上重要的豁免權。

 

「長上權宜情況,有權給他會院的會士豁免會規,特別是寬免那些會妨礙研讀、宣道或靈魂利益的事情上,因為大家都知道,我們修會自始就是為宣講和拯救人靈而創立的。我們的研讀應首要地、熱切地及盡最大努力地,達到幫助近人靈魂的目的。」

 

這篇序言是道明會使命和精神的結晶。而道明會的豁免權正是為便利修會的聖職工作,並使聖職工作與修道生活相調和。因為二者為達成修會宗指同屬必要,卻又很自然的形成一種緊張的情勢,使默觀生活和福音工作和諧並行,非有很大的努力不可。而事實上,這種緊張的情勢也存在於教會本身,就如梵二所言:「教會雖急於傳教行動,卻又致力於默觀生活。」

 

道明把祈禱的獻身生活和使徒工作結為一體,這並不是一個遙不可及的標準。他自己在實際的生活中,就已將二者融合,而消除其中的不和諧與緊張。雖然他是受聖神領導,而享有很大的祈禱的神恩,但從有關的資料顯示,他的默觀的基本要素為所有道明會士都可以做到的。范吉樂(Gerald Vann)在寫下面這段話時,很可能就想到了道明,他說:「一個默觀的人,就是一個祈禱的人,也就是對天主深心關注的人。」道明不論白天、晚上都祈禱。雖然他忙著宣道、工作、四處訪問,但他一定會騰出時間來祈禱,他常是一個在天主台前深思的人。

 

縱然如此,但當一個人面對兩種無法同時達成的要求時,還是會感到衝突和緊張。為了要改善這種情況,道明創立了功能豁免權(Functional Dispensation),這在修道生活上是一種創新,以便利讀書、聖職和拯救人靈的工作,這樣他的會士就能很安心的讀書、宣道或從事其他使徒工作,因為他們知道,他們此時就和在教堂內一樣,都是在侍奉上主和遵守會憲。豁免權也給他們的生活帶來很大的彈性、機動性和天主子民的自由,好能自在安然地去做天主的工作。為了擴大這個自由,道明很清楚地指示,修會會規本身不受罪的束縛。

 

道明要他修會中的人都是福音使者。教會付給修會宣揚天主聖言的使命,但也由自身的經驗知道,只有不斷的祈禱和在天主台前的默想,才能適當地宣講天主的聖言。雖然他規定大家要有系統的研讀聖經,但他也知道天主聖言是上天的真理,光憑人的理智是無法徹底探測的,聖言的宣講應是祈禱體驗的果實,這果實成熱時就成為愛德。他要求他的會士體味天主的聖言,成為祈禱的人。所以除了研讀之外,祈禱生活也是他們成為使徒的另一條件。

 

一二二○年總會議在通過會規後,便圓滿結束。會規包括宣講、讀書、神貧、視察和組織會院以及總會議召開的程序。會議規定每個會院必須有一位教授(講師),因此奠定了此後修會學校的基礎,同時也規定更嚴格的神貧。原來在一二一六年成立大會中(Formative Chapter),會士們曾決定「放棄任何財產,免得因操心世俗的財物,而妨礙了宣講工作,暫時只保留固定的收入」,而總會議則規定「在任何情況下,都不接受財產和固定收入」。修會將信賴天主的照顧和信友的奉獻而生存。宣講者將如同福音使者,成對的徒步出外宣講,「他們就不接受,也不攜帶任何金銀財物或禮品,只有食物和書籍例外。」

 

總會議確已達成它的任務。在道明的妙手處理下,可能不超過三十人的與會代表,其中包括從巴黎來的神學家,和來自波羅那的民法和教法專家,完成了一件偉大的工作。他們替修會訂立了一套強而有力的行政制度,訂立了明智的會規以指導修會的聖職工作。從此道明的工程將永垂萬世。

 

在大會結束後,道明即投進了一項宣講活動,擔任教廷特使團的團長,到義大利北部宣道。在經過隆巴帝(Lombardy)時,他得有機會訪問在米蘭和伯加摩(Bergamo)的會院,也許同時已為彼亞先沙(Piacenza)成立會院做準備。在回波羅那時,他決定要為戴安娜(Diana d` Andalo)和她的同伴成立一個女隱修院,因在他的指導下,戴安娜於一二一九年曾發愿獻身修道生活。雖然道明在當年十二月去羅馬前,委託了四位會士協助修院的成立,但直到他去世後,這個修院才真正得以成立。

 

道明留在羅馬到一二二一年五月中旬。在那段期間,他向教宗報告了在隆巴帝的宣講工作,跟羅馬教廷商議修會的事務,以及建立聖西斯篤(St. Sisto)女隱修院。此外,他也在教堂中宣講,和隱修者交談,指導聖西斯篤的隱修女和在一二二一年二月來到聖沙比納(San Sabina)的會士。道明也在這年三月間派了兩個會士到熙納(Siena),他籌劃在法國麥次(Metz)、斯比勒(Spires)和丹麥蘭德(Lund)成立會院,他接到教宗給亞眠(Amiens)和彼亞先沙主教,以及給瑞典西都納(Sigtuna)人民的推薦信函。此外,他又為修會取得使用聖石祭台(Portable Altar)的特權,這樣他的會士在他們的聖堂未完工前,就可設置臨時的聖堂來舉行彌撒,而不需借用堂區的聖堂。

 

一二二一年總會議

第二屆總會議在道明主持下,於一二二一年五月三十日在波羅那召開。雖然我們不知道會議的詳細情形,卻知道在此次大會中曾制定會省及省會議,做為行政管理和聖職工作的中層制度。修會的行政管理此時也具體的表現出它的集體制和分層制,這在民主國家是非常受重視的。在開會期間,道明也在隱修院制度上做了另一項創新,即聲明修會的會規不受罪的束縛。這一點,幾年後開始被一些不認識他的會士懷疑,因而一二三五年總會議把它正式列入會規。道明尊重會士之天主子女的自由,希望他們的行為是受聖神推動而自我負責,而不是因為怕犯罪而行動。這樣的信任就像一條金線一樣,貫穿了整個行政管理和修會的生活,而以集體性、分層負責和自我負責做為特徵,這是道明給他的會士們留下的贈禮。在這些事上,道明會的做法就和十三世紀的趨勢相同,這個世紀的特點為使用代議制做為國家及市政的管理方法,並喚起各種自由團體或地區組織,同業公會、慈善機構、善會及大學等。他們全都是採用選舉和派代表的方式來從事行政管理的。

 

會省由省會長和省會議管理,是修會的分會,結合若干會院而形成一個會省行政單位。一個會省的每一個會院都有權派它的院長及所選代表出席省會議。這種會議沒有權修訂會憲,但可根據院長和代表們的意見,頒布有關會士生活、讀書、教課和使徒工作等方面的守則和訓誡。省會議選舉省會長,監督省會長、院長、教授及修士等的言行,並作成請求或建議呈送總會議。省會議的一項常久因素,就是講道大師的出席(Preachers general)。他們都是很出色的講道家,每一會院指派一名。他們給大會的審議貢獻出自己的智慧和經驗。自一四○七年,神學大師也列為省會議議員。特別由於這些大師的出席削弱了會議的民主性質,而這些人的數額理論上是不受限制的。省會議會員資格不斷的變換,使會士們由廣闊層次所得的智慧、經驗和理想,得加以利用,以提供會省、修會及教會的公益。

 

稍後由於會省的規模逐漸擴大,劃分為視察區(Visitations)。省會長任命一位視察員,以巡視各區的情況,評定他們的表現,並列具建議呈送省會議。各區也設立了一些學校,這點以後再提。

 

在中古世紀時代,會院是修會中最重要,也是最小的行政和地區單位,雖然它是在會省的管轄下,但仍保有自治和其他很多的權利與義務。它是由一個團體選出的院長來管理。會士們就生活在這會院所造成的氛圍中,而也在這樣的氣氛幫助下,從事傳教工作。當各會院的士氣高昂時,會省和整個修會便感到順利;但當士氣低落時,會省和修會就像癱瘓了一樣,一切作業都困難。

 

一二二一年後的幾屆總會議完成了會憲的修訂,因此到一二二八年時,道明會已可宣稱它的行政制度已發展健全了,這樣的行政制度是在君主政體的施政方式與民主政體的集體管理之間,取得平衡與整合。集體性、分層負責和代議制度,是這個制度突出的重點。在使用得當時,道明會的會憲確可促進修會的工作,因為它一方面適度地注意到會士們的理想與願望,另一方面也給予伸縮性,使修會得以擴大成員、地區及工作的種類,因在立法時,它就已注意到不斷的調整自己,以適合新的時代和新的社會。

 

聖道明之死

道明充實了他生命最後的六個星期,因他在第二屆總會議結束後,曾走遍隆巴帝竭盡心力去宣講。七月底當他回到波羅那時,已開始發高燒了。於一二二一年八月六日,耶穌顯聖容節日逝世於本會聖尼閣(St. Nicholas)會院內。他曾如此明智的籌劃,如此謹慎的管理,如此好的組織修會的行政,使得這個修會在他去世後,仍能穩立而發展。他被安葬在會院聖尼閣教堂內,就在他會士弟兄的腳下(歌經席進道下)。教宗國瑞九世於一二三四年七月三日封他為聖人,把他比做宗徒及偉大的會祖:聖本篤、聖伯納和聖方濟,而聖道明也確實如此,他的熱火從未熄滅。

 

第二章  修會的成長 一二二一∼一三○三

 

十三世紀是道明會最偉大的世紀。修會充滿了活力與熱忱,因而吸收了,也造就了很多傑出的人才,它的理想及所採取的方法配合當代的潮流,並表現出一個保持原始精神與活力的內在力量之特性。這個力量因著會士人數的急遽增加而增強,使修會得以進入新的地區從事聖職工作。聖道明在世時,修會已在法、義、西、德和斯堪地那(Scandinavia)奠基。一二二一年第二屆總會議在他主持下,曾將歐洲分為八個會省(實際五個會省,三個在籌備中),並派遣會士到匈牙利,波蘭和英國。聖道明去世時,約有二十個會院及將近三百名會士了。

 

此後三十五年內的成長是非凡的,我們由宏伯•羅曼斯(Humbert of Romans)一二五六年寄給法王路易九世的一封信中,可推知當時已有一萬個神父了,或許可加上三千位初學修士,讀書修士和輔理修士。這樣修會人數共為一萬三千人。部分統計顯示此世紀終時,會士共有一萬二千六百人。總會議在一三三六年時曾下令清查人數,但即使有作統計,也沒有任何數字存留下來。一三四八年至四九年時,因黑死病的蔓延,使會士總數和聖職人員都大量削減。在中世紀的剩餘年代中,修會因情況不穩,無法順利的吸收新會士。

 

我們也可參考三篇會院的目錄,看出修會成長的幅度。第一篇目錄記載自一二七七年起,有十二個會省和四○四個會院。第二篇自一三○三年起,顯示有十八個會省和五百九十個會院。一三五八年的目錄,沒有記載新會省,但會院的數目已經增加到六百三十個,直到人們開始往美洲和亞洲移民時,修會的成長才減慢下來。一三五八年後,法國的會省成立了將近二十個新會院,二個德國的會省也呈現出相同的成長率,而在英國只有一個會院成立,斯堪地那的會省則保持原狀。

 

道明隱修女的隱修院由道明死時的四座、分別為普義、聖西斯篤、馬德里和西班牙的聖德範(St. Stephen of Gormaz)、到一二七七年時,一躍為五十八座。一三○三年時,有一百四十四座,到一三五八年時,已有一百五十七座了。尚有其他隱修院的修女遵守道明會的會規並穿著道明會服,但屬於主教的管轄,通常道明會士照顧她們的靈修生活。

 

隨著會士和會院的增加,各會省開始感覺到行政工作的繁重,但一直到本世紀末,由於各團體基本上都不願分散其本身的力量,而使總會議要重新劃分會省的計畫不得實現。一二九四年,西西里(Sicily)王請求教宗將其王國中的道明會士獨立為一新的會省,脫離羅馬會省的範圍。接著在一三○一至一三○三年,阿拉岡(Aragon)會省也自西班牙會省中獨立,同樣波西米亞(Bohemia)自波蘭,撒克森(Saxony)自德國,土魯斯自普文斯(Provence),都分別獨立成會省。此後至十四世紀末,都無新的會省產生。

道明會的領導與生活

修會因繼承了聖道明強烈的自我認同意識,而有助其成長與發展。這種認同的特點是祈禱的精神,對拯救人靈的渴望,熱愛聖經,對研讀和學習的重視,以及對宣講的使命與方法有敏銳的察覺。這些特點產生了修會的家庭精神和不破的統一性。在此世紀中,另有兩個因素提高了修會的認同與統一的意識,一為統一的禮儀,另一為多瑪斯的神學。

 

修會擁有繼承道明的五位總會長,可說是非常幸運,這五位為若堂(一二二二~一二三七)、雷孟(Raymond of Penyafort)(一二三八~一二四○)魏德浩(John of Wildeshausen)(一二四一~一二五二)、宏伯•羅曼斯(一二五四~一二六三)、和真福若望•維瑟里 (John of Vercelli)(一二六四~一二八三)。他們都是多才博學且有特出美德的人,(教會已列封雷孟為聖人,並列封若堂及維若望為真福。)他們很尊重會祖原有的靈感,但也鼓勵修會在原有的基石上,繼續作健全的成長與發展。在他們任期內,尤其若堂在位期間,修會達成了基層的發展。在這五任會長的領導下,修會完成了組織及擴大了學校制度和聖職工作,即從事宣講,國外傳教以及為教會與人群服務。最後一任繼任者去世後的二十五年期間,所繼位的總會長莫不因任期太短,或遭遇困難過大,無法像前人一樣提供強而有力的領導。他們包括穆紐•撒摩拉(Munio of Zamora)(一二八五~一二九一)、貝德範(Stephen of Besanson)(一二九二~一二九四)、被列為真福的波卡西諾(Nicholas Bocasino)(一二九六~一二九八)、此外有祁瓦瑞(Albert Chiavari)(一三○○),和尤納德(Bernard of Jusix)(一三○一~一三○三)。在這段期間,修會原有的活力減弱了,而其動力也變得遲緩了。

 

由於聖道明去世後不久,有很多會士成為主教,使修會開始擔心是否人才會繼續的外流。若堂為了扭轉這種趨勢,曾下令若未經准許,會士不得接受推選為主教。但他畢竟不能限制教宗的權柄,因此會士仍不斷的晉升為主教。一二二四年,教宗英諾森四世晉陞胡郭•聖吉爾(Hugh of St. Cher)為樞機主教,他是道明會內第一位接受紅冠的人。在中世紀結束前,會士中有戴伯鐸(Peter of Tarentaise)(即真福英諾森五世),及波卡西諾(即真福本篤十一世)都曾任教宗。二十八位道明會士做了樞機主教,更有許多任職主教。其他會士也有擔任『教宗宮庭神學顧問』 (Master of Sacred Palace)、聽告司鐸、專任司鐸(Chaplains),或在教宗宮廷擔任次要的職務。雷孟是教宗的聽告司鐸,也是一位能幹的教法專家。他曾為教會做過一項重大的貢獻,即編輯教會法律,這本名為「國瑞九世教令集」(Decretals of Gregory IX),是一二三○年由教宗國瑞九世委任編纂,而在一二三四年由教宗公布,作為當時教會唯一正式的法典。

 

道明會的神學家和主教們參加中世紀的各屆大公會議。明確的證據顯示修會對第二屆里昂大公會議的貢獻-這是第一次有道明會士扮演重要角色的大公會議-那就是宏伯•羅曼斯應教宗國瑞十世的要求,為加請主教及總會長們出席大會所寫的一篇論文。在文中他著重於教宗對此次大公會議所訂的目標,即聖地的安全、希臘正教與天主教的合一,以及教會的改革。三十位道明會的主教參加了此次會議,其中包括聖大雅博(Albert the Great)和一些修會的神學家。在大會中,莫威廉(William of Moerbeke),一位在希臘工作的道明會傳教士,和康若望(John of Constantinople),一位方濟會士,帶領大家以拉丁文和希臘文高唱信經,以慶祝兩個教會在大公會議中所達成的合一。莫威廉是以翻譯早期的希臘作品著稱,他曾應會士多瑪斯、亞奎那(Thomas Agutnas)的邀請,將部分希臘作品譯成拉丁文。而多瑪斯卻死在前往參加大公會議的途中。

 

除了聖道明之外,教會還列封了下面幾位中世紀的道明會士為聖人:雅欽(St. Hyacinth)、伯鐸•維羅納(Peter of Verona)、瑪加利大•匈亞利(Margaret of Hungary)、雷孟•奔亞福(St. Raymond de Penyafort)、聖大雅博(Albert the Great)、多瑪斯•亞奎那、孟雅妮•蒙布山(Agnes of Montepulciano)、加大利納(Catherine of Siena)、文生•斐瑞(St. Vincent Ferrer)及安東寧諾(St. Antoninus)。此外,修會也敬禮真福者,即二十一位男會士,十七位女會士包括若翰納、即聖道明的母親、兩批同時殉道者,及五位個別殉道者。

 

一二三三年若堂把聖道明的遺體從一二二一年安放的磚製地窖中移到一個普通的大理石墓中。一二六七年維傑理又將其遷移到半浮雕的石棺中,以表揚聖道明所扮使徒及會祖的角色。這項裝飾工程歸功於尼閣•比薩諾(Niccolo Pisano)-也許還靠一位輔理修士威廉•比薩弟兄(William of Pisa)的幫助。雖然這個墓地反映了修會在第五個十年代,所達到的影響及聲望,但同時也象徵了修會已脫離道明所嚮往的,也是修會早先所實行的簡樸。這個墓的現有型式,是經過許多改變與添加,而逐漸形成的結果。這些改變是由許多著名的雕刻家作成的,包括米開朗基羅(Michelangelo)。同時代的韋伯鐸的墓,現仍在米蘭的,可顯示聖道明一二六七年的墳墓的原有型式。

修會的管理與會規

自聖道明死後至一二二八年的總會議,完成了全會及會省的行政制度。授與各會省更大的自治權,授與省會議更能控制被選的職員,平衡並維護省會長和評議員在總會議裡的相對權力。又提供一個經由連續三次總會議而制定會規的方法。此外,他們禁止會士在旅途中騎馬,攜帶錢財,或吃肉。一二二八年的總會議增訂了很多類似的限制,並新設了四個會省。這次總會議和一二三六年的總會議稱為非常總會議,也就是說在權力和組成上,相等於三個普通總會議。從一二四五年起,科隆(Cologne),蒙培理,特理爾(Trier),倫敦(London),布達佩斯(Budapest)和麥次都曾為總會議召開的地主城,使歐洲各地的會士聚集一堂。雷孟任總會長時,他曾把會憲編為更合邏輯及法條的形式以便查閱。這個形式一直保留到一九二四年才再度更改,以便使會規與一九一八年公佈的聖教法典相配合。

若說雷孟編輯修會的會規,宏伯•羅曼斯則可說具體化修會的精神。他辭去總會長之職務後,寫了一些對道明會特質有顯著影響的書,這些書都珍藏了他的思想和豐富的經驗。他的著作包括討論修道生活,搜集講道材料和大綱,並為當時的教會問題提供了解決的辦法。他對後代的影響主要在於一篇相當長的聖思定典規的靈修闡述,未寫完的會憲註解,一本論修會職務的書,在這本著作中,他將各職位,上自總會長,下至修院的守門者所應負的責任及實行的方法都詳細指出。印行的會憲,直至上一世紀,都附載他這篇著作。從修會半正式的接受這本書及其註解,我們可看出修會把它們視為對修會的精神和聖職的一個著名的敘述。

道明會禮儀

修會之致力於尋找一種屬於其本身的特殊禮儀,目的是在強調修會對朝拜天主和祈禱生活的重視。至於尋求統一的禮儀,明顯地從道明的時代就開始了,它的結果就是形成了一種初期的道明會禮儀和日課。為了求得更大的一致性,於一二四五年修會委任四位會士從事校正。他們的校訂雖然於一二四八年為修會所接受,但後來還是發現有不盡完善之處,於是一二五四年總會議再度委託宏伯•羅曼斯,即剛選出的總會長,做進一步的修正。他在一二五六年完成了這項工作,也在同年為總會議批准,教宗克肋孟四世(Clement IV)也在一二五六年給予教會的認可。這道明會的禮儀便成為修會合一的橋樑,直到梵蒂岡二次大公會議後禮儀改革為止。

 

會士與隱修女

在十三世紀中葉,修會解決了另一個自家的問題。由於道明死後,隱修院的數量急速增加,使得一些會士擔心會有損於修會宣講的聖職。這個威脅的嚴重性可從一個慣例看出,即修會須派駐一些會士於隱修院,以照顧隱修女靈修上及物質上的需要。因這項工作不斷要求更多會士的參與,於是在總會長雷孟的請求下,教宗宣佈豁免修會此項職責。但由於兩所最老的隱修院,即位於羅馬的聖西斯篤,及位於波羅那的聖雅妮修院向教宗陳情,於是教宗宣佈這二座隱修院不受此項規定的限制,然而當事情好像平靜下來後,樞機主教胡郭•聖吉爾也是教宗駐德國的大使,卻又將這洪水的閘門打開了;他下令德國的道明會士像以前一樣地照顧隱修院。於是魏德浩將此問題在一二五二年的總會議中提出,會中詳細舉出修會優先的使命在於拯救人靈,國外傳教、要求研讀,及熱誠的宣講,而管理隱修女並不是一個優先的項目,教宗英諾森四世也站在會士大會的這一邊,因此下令只有普義和聖西斯篤修女院可以有會士的協助,其他的隱修院可保持其原來的會服和會規,但不能要求道明會士的幫忙。

 

但這只是個空的勝利。一二六七年隱修女們也獲得了她們的勝利,因教宗克肋孟四世(Clement IV)宣布把隱修院歸入總會長的管轄。這算是一個妥協的辦法,即修會只管修女的靈修,宣講和聽告解,而不負責料理他們的俗事。這樣,合一的聯繫因而恢復,一直保持不斷,即是脫里滕大公會議(Council of Trent)決定將所有隱修女歸於主教的管轄權下,也不曾打破這聯繫。

 

與隱修女之間的爭執尚未平息之前,宏伯•羅曼斯就已經在努力統一她們的生活了。在此之前隱修女們以聖道明給普義修院的初期會憲,作為生活的準則。這會憲稱為《聖西斯篤典規》 (The Rule of San Sisto)。修女們在一二二八年至一二三二年間,又加入了一些規章,使她們的生活更能與神父及修士們的生活合一。此外,總會長和省會長也曾為各隱修院訂定適合當地的規章。宏伯•羅曼斯為了要整理這些紛紜雜亂的規章,在一二五九年給隱修女們頒佈了修訂的會憲,這個會憲於是成為所有隱修院的會規,直到一九三二年。

 

牧靈工作的危機

正當這些修會本身的問題即將解決時,修會碰到了它的第一個危機。會士們原希望與主教及教區牧職人員合作,這也是教會的意旨,而很多主教和堂區神父也表示歡迎。但一二四○年後,很多神職人員對這個新的修會的敵意已很明顯了。修會會士的增加,宣講聖職的組織化,和他們的成功,都使他們遭到別人的反對。當主教和教區神父意識到,會士們的聖職工作已超出他們的控制範圍時,他們其中很多人就開始嚴厲地阻礙行乞修會的工作。到此世紀中葉時,這種爭執已形成一個危機了。他們的攻擊已威脅到道明會和方濟會的生存了。

 

這場爭辯主要為了如下的問題,即會士是否能不受主教的管轄,他們所擁有的特權,他們的聖職工作,特別有關宣講,以及所得經濟上的報酬。如果反對者獲勝的話,這些新修會創立的意義就被否定,而修道生活的發展也會倒退幾個世紀。幸而,幾位教宗都很支持這些會士,因教會既然建立了這些修會,同時也發現他們在促進教會的公益上是很有價值的一臂。

 

當巴黎大學也捲入這場爭執時,危機就更尖銳了,因為大學想要終止對會士的教學。一二五四年十一月,教宗英諾森四世因受夏威廉(William of St. Amour)和校方代表們的鼓動,發出諭令,宣布取消會士的特權,並將他們的聖職工作置於教區神職班的管轄下。幸好他們的勝利並沒有維持很久,因兩星期後教宗英諾森四世就去世了,會士們宣稱是因他們的祈禱,教宗才去世的。論如何,繼任的教宗亞歷山大四世(Alexander IV)在諭令公佈後一個月,就予以廢除了。

 

至於有關聽告解的爭辯一直進行到一二八一年,那年馬丁四世(Martin IV)授與道明會士和方濟會士在各地聽告解的權力,只要他們得到會院院長的許可,就無需再獲得進一步的授權了。他不但支持會士的聖職,同時也正式批准信友的自由,可向任何一個有聽告解權的神父辦告解,只要他們每年一次向本堂神父辦告解即可。這在增加良心的自由和懺悔聖事更有益的領受上,向前邁進了一步。然而爭論仍繼續進行著,一三○○年博義八世(Boniface VIII)做了一個像政治家似的妥協,解決了一些急迫的問題,給雙方都一點權益。會士的宣講將不受任何限制,除非主教在講道或在主教面前講道則例外。至於聽告解,會院院長要給主教呈送那些有資格聽告解的神父名單,如果主教不願接受這些推薦的神父,他們仍可進行宣講和聽告解。這兩項聖職工作權都是教宗的授權,但必須經過上述的程序,教宗的授權才能有效使用。儘管博義的決定是個可行的妥協辦法,但爭論仍然進行著,直到脫里滕大公會議,才確定了現行的教法:神父們一定要向主教申請授權。

 

這場與教區神職班的爭辯是必要的。首先,如果他們不曾威脅要將會士們涵蓋在教區制度下,這些修會絕不會變得像現在這樣堅強而又能幹。其次,會士的聖職雖然曾遭到攻擊,但教宗一直在保護他們,授與他們權力與特權,使他們免受主教的管轄,並給了他們在創會時所未有的效率性、機動性和適應性。這樣會士的宣講和聖職工作,及給信友的指導和幫助,便不在教區神職班的干擾下了。發展到最後,行乞修會的特權延伸到下列幾項,包括直屬於教宗,修會內務不受主教的管轄,有權建造教堂和公眾小堂,有權將信友埋在他們的墓地,免繳遺產稅,殯葬費和捐贈的什一稅。修會還有權在他們自己的會院和其他大學教授神學。

 

這場爭辯還有另一個用處。那些教區的神職人員,就像天平上的砝碼一樣,平衡了行乞修會的活動,如果沒有這種制衡,會士們可能使教會的組織完全破裂了,他們的確需要被同化,但不要以神職人員所構想的那種方式。會士們的力量,因受教宗的支持才能充沛地抵抗攻擊。這些反對的勢力逼使會士們轉向教宗尋求支持,使他們免於走向極端的教義立場,好像一些其他的運動一樣,例如謙遜者(Humiliati)、瓦登斯(Waldenses)所倡導的一樣,變為異端派了。

 

為作總結論,我們應注意到下列幾個因素。修會在面對這些危機時,深深依賴祈禱,在與巴黎大學爭辯的高峰時,修會要求會士誦唸聖人列禱和祈禱經文。修會也致力於與方濟會會士建立更密切的合作關係,並勸告會士們有節制的使用他們的特權,且與各地的神職人員訂定協議。最後一點就是修會努力於更深的順從教宗。

知識訓練與教義使命

道明為修會的教義使命奠定了根基,也創立了修會的學院制度。他想辦法要為他的會士獲得充實的神學教育,因此一二二○年他主持的總會議所起草的會憲,要求每座會院成立一個神學書院,並規定教授和學生的起居活動。

當修會在人數和地域上都逐漸增廣時,它建立了一個更精密的學院制度,即成立了一個學校網,包括會院神學書院,會省神哲學院,和總會學院的高級研究所,通常這是與大學合作的。

 

學校的發展首先從最低級和最高級開始,即從會院書院和總會學院著手,會院一成立,立即開始上課。道明去世時,大學有十五座會院,一二七七年第一次清查會士人數時,已有四百零四座會院,有證據顯示每所修院都遵守會憲的規定,而派任一位教授。因此在一二七七年時,已有四○四個道明會的書院存在了。

 

總會學院是為提供經選拔的會士以研讀高級神學而設立的。巴黎總會學院植根於一二二七年,當時來到巴黎的會士,聘請了一位教區神父為大師,艾若望(John of St. Albans)擔任教授。當一二二九年克羅蘭畢業時,修會獲得了巴黎大學第一個神學教授席,次年當一位教區神學大師吉若望(John of St. Giles)成為道明會士時,修會得到了第二個教席。幾乎在同時,另一位教區神學大師培根(Robert Bacon),也在英國接受了道明會服,給牛津的總會學院獲得一個大學教授席。

 

按配額制度,每個會省只許派三位學生到巴黎總會學院。當修會的人數增加,總會學院無法收容所有想要來的學生時,便採取了一個部份解決的辦法,設立會省神學院,而一個更長久的解決辦法,便是一二四八年總會議頒佈的命令,增建四所總會學院,分別設在牛津、波羅那、蒙培理和科隆。每個會省可派兩個學生到上述各個總會學院。

 

雖然這個命令也許沒有立即在這四個地方實行,但這法令的本身卻是非常重要的。一位德國史學家豪克(Albert Hauck)就曾指出其完全的意義。第一、這四所學院設立的重要性在於其首要的目的,即一個大修會解決了它學校方面的難題。在這以前,沒有人嚐試過這樣徹底的解決方案,通常而言,學校的問題多是靠機運來解決。第二、修會把那些準備任教職的學生集合在特選的總會學院,使更高級的神學研究和為聖職作準備的神學課程二者分開,學術研究因而佔有獨立的權利。第三、新學院只限於神學方面課程,使修會在學科分類上,向前邁進了一大步。神學第一次在學術上,佔有一特殊的領域。

 

十三世紀晚期,總會學院已有增設。一三○四年總會議下令所有的會省,除了三個小的例外,各建一座總會學院。當這個命令施行後,在歐洲已有十五個道明會的總會學院,由於這些學院和大學的緊密結合,使道明會士在學術界可說橫掃歐洲。事實上,直到十五世紀中葉,教廷把神學的教學只限於行乞會士的學院內,僅巴黎和牛津大學例外。

 

一二五九年修會在瓦倫西(Valenciennes)總會議中頒佈了第一部教育法,完成了整個教學的組織,這部教育法是五位神學大師的成果。即大雅博、多瑪斯亞奎那,戴伯鐸、赫佛羅倫(Florence of Hesdin)及邦荷彌(Bonhomme of Brittany)。這些神學大師是由總會議委派起草法規,而其緣由則為巴黎大學的學術發展而引起的,因當時巴黎大學的文學院在一二二五年擴充了哲學課程。五位神學大師在一項簡潔的文件中,對道明會士的研讀做了多方面的規劃。在一二四○年和一二五○年代,兩個會省曾批准他們的一些書院納入哲學課程。這是個必要的措施,因為自從介紹了亞里斯多德和一些東方作家的著作後,已激增了大家對哲學的興趣,而上述這部教育法則批准了哲學院普遍的設立,實際只是把正在發展中的事實加以法律化而已。這是一個進步,接受論證法和邏輯學為神學研究的合理工具,這也正好與當時思想領域內之最新趨勢合拍合節。這部教育法使道明會的學院網得以完成。而道明帶他第一批弟子去聽史大汶的授課所開始走的一條路,到現在可說達到了一個合理的目的地了。

 

一二五九年的教育法規定學院的課程和大學的類似,如講課、辯論、定義和複習。它規定了講師、學士、院長、讀書修士導師、視察員和讀書修士各別的義務。這五位神學大師提供了方法以遴選研究高級課程的學生,維護講師和讀書修士的權利和特權,想辦法使他們不致在學業上分心,允許他們豁免一些義務。要求他們有規律地上課,那些不教書的會院院長和講師也要參加上課,他們規定了學生聽課用的書藉,也提供給他們支援。修會守則原已規定了監督學業的措施。會憲更命令視察員每年一次到各會院視察學業情形。教育法也擴大了視察員責任,指示視察員要負責推薦參加深造的會士,並考核會院講師,是否忠勤於上課,舉辦辯論會,以及是否給權威性的問題解答。視察員必須向省會議報告視察經過,並通知省會議何處需要教授。道明會士在這種教育法之下接受了培育,當他們來到總會學院深造時,已具有充分的資格,毫無困難地為大學所接受,並且能和文學院畢業的學生並駕齊驅。

 

哲學的研究在教會內引起的困擾,就和在修會內一樣。一些年紀較大,較保守的會士,根本上懷疑是否該研讀哲學。其他的學者,如吉若望,雖意識到欲以科學的方法研讀神學,就必須讀哲學,但他們對「研究東方哲學家的事仍感到猶疑」。他們並不反對哲學,只是警告神學家要防備對亞里斯多德的過度景仰。還有一些人,像包文生(Vincent of Beauvais),在他們的著作中,密密麻麻地引用亞里斯多德的作品,而難免感到抱歉或內疚。這部教育法顯示了大雅博及其他四位神學大師的勝利,他們在總會長宏伯•羅曼斯的大力支持下,主張在研讀神學上使用哲學。而多瑪斯的成就,著作等身和作品的傑出,和教育法的實施,齊頭並進,正具體地證明了哲學的價值。法規的實施使修會有了一系列的學者和神學家,及保證這些人居於神學思想的領導地位。這也顯示修會如何完全地負起了它教義的使命。

 

教學的聖職遭受攻擊

當多瑪斯獲得學士位(一二五二),及宏伯•羅曼斯就任總會長(一二五四)時,巴黎大學的教區神職人員加強他們對會士的攻擊-這是教區神職人員反對行乞會士運動的一部分-由於這些神職人員不清楚了解這種行乞會士的新生活方式,把會士與隱修士混為一談,因而反對前者的宣講、教學和照顧人靈。巴黎大學的教區神學大師不滿會士教授的聲望,也不喜歡會士獨立,和厭惡會士訴諸於教宗豁免權和特權,不滿他們對巴黎教區神職人員的事務不加關心,他們熱中於訓練自己的人去從事更廣大的使徒工作,以復興基督教會。

 

道明會士特別易遭人攻擊,因為他們擁有兩個神學教授席。此外,修會的政策是只要主任教授(Regent Master)完成了二年的義務任期,就可讓學士們晉級深造,做主任教授。這使他們的教學有一種更換的新鮮感。這為那些任期長久的教區神學大師是無法做到的。而且道明會士以充沛的而深廣的理解力來討論當前迫切的問題,並予以健全和適合的解答。像基瓦比(Robert Kilwardby)吉雷米(Remigio de Girolami)、特納德(Bernard of Trilia)克理察(Richard of Knagwell),戴伯鐸,更不用說雅博和多瑪斯了,他們都寫了很多作品,遠超過那些教區神學教授的微薄著作。

 

到一二五五年秋天時,巴黎大學反對會士的情緒已達高峰,以致聖雅格(St. Jacques)會院事實上是被圍攻了。只要會士試圖走出會院,立刻會遭到泥巴、石頭、垃圾和侮辱,如雨點般的落在他們身上。大學拒絕批准多瑪斯的大師學位。然而,教宗亞歷山大四世授權他去教學。當一二五六年多瑪斯開張授課時,路易九世需派兵保護他的聽眾。

 

在聽了大雅博對夏威廉所寫的書-近代的危機(一本惡意攻擊會士的書),所做的答覆後,教宗沒收了這本書,並將此書的作者和他的助手逐出巴黎。同時多瑪斯和文德(Bonaventure)也都針對此書做了答辯。隨著夏威廉的被逐,這場衝突逐漸平息了。十年後,威廉的一個激進弟子,雅吉樂(Gerard of Abbeville)又重挑起了這紛爭,於是在一二五九年離開巴黎到義大利教書的多瑪斯,又在一二六九年返回巴黎,並寫了一些作品為行乞修會辯護。

 

會士所遇到危機嚴重到什麼程度,可從下面一件事看出,即一二七四年里昂大公會議時,許多主教提出廢除所有行乞會士的申請。大會取消了較小的修會,把迦爾默羅會(Carmelites)和奧斯定會的命運懸而未決,但卻讚揚方濟會士和道明會士。

 

由於多瑪斯死後不久,人們對他的學說加以攻擊,使得修會很快就正式接受他的學說,作為道明會合一的橋樑。第一個攻擊是發生在一二七七年,當時巴黎主教田培爾(Stephen Tempier),和坎特伯(Canterbury)總主教基瓦比(前英國道明會省會長)把多瑪斯的理論列為錯誤的見解。大雅博卻不像基瓦比總主教一樣,儘管他的某些看法和多瑪斯也不同,他從科隆來到巴黎,為他的故弟子辯護。次年總會議派了兩位會士到英國去懲罰那些非難多瑪斯著作的本會學者。在法國和英國的弟子卻都以言以文為多瑪斯辯護。一二七九年總會議通過積極地保護多瑪斯的名譽和他的思想體系。一二八六年的總會議下令會士發揚並辯護多瑪斯的學說,「至少當為一個見解」,那些不接受的人,也不可攻擊它。一三一三年的總會議給多瑪斯的勝利加冠,稱他的學說「更健全也更盛行」。事實上早在這以前,那些在巴黎讀書的會士,就已把他的書帶回他們的會省,並對他的主張加以解釋和闡揚。他們還編纂了大綱、索引、註解等,使能更容易澈底了解他的思想。

 

道明會的作家

道明會士的興趣主要是在聖經和神學,但他們也相信真理是多面的,可從多方面傳授,所以他們也進入其他學科的領域。幾世紀以來,超過五千位作家寫了幾千本書。我們只能舉出十三世紀的一些作品為例證。在這些書藉中,神學、聖經和哲學的作品佔了絕大多數,很多會士為聖經的各卷做了註解。胡郭•聖吉爾卻給全部聖經都做了註解。在巴黎的會士小組,為聖經做了幾部索引,同時修正了拉丁聖經通譯本。大雅博是個蓋世天才,他寫了有關動物、蔬菜、礦物、植物的書,也為亞里斯多德的哲學,作了百科全書式的註解,尚有神學和聖經的作品。

 

在牧靈神學、歷史和其他方面,道明會的作家編纂了參考書籍、摘要、索引和手冊。最有用的一本書是雷孟為聽告解的神父所寫的手冊,連學者和宣道者也都使用它。最出名的一本書是《大寶鏡鑑》 (Speculum majus),包文生為這本百科全書式的作品收集了多方面的知識。講道家們收集了講道詞和講道題材,以及出版聖人傳記,例如真福伏堅斯(James of Voragine)所收集的聖人傳記-《金色傳奇》(Legenda Aurea),至今還為人傳閱。一些作家也為在俗教友寫了教友指南,歐羅倫(Laurence of Orleans)就曾為法王斐理三世(Philip III)寫了一本論美德與國行的書,名為 《君王大全》(Somme le Roi,這是一本中世紀最暢銷的書。道明會的歷史寫作,起源於若堂所寫有關道明一生和早期修會的資料,這對史學家來說,是一寶貴的資料。古依(Bernard Gui)致力於修會的歷史,其他的會士則詳述一些國家和城市的歷史,或傑出人物的事蹟。伯哥諾尼(Theodoric Borgononi of Lucca)是一位外科醫生的兒子,自己也是外科大夫,出版了一本外科手冊。葛蒙達(Moneta of Cremona),古依和依麥瑞(Nicholas Eymeric)等都是異端裁判官,為他們的同僚編寫了指南手冊。康多瑪斯(Thomas of Cantimpre)除了編纂聖人傳記外,還編了論自然界(De natura rerum),這是有關自然科學最早的百科全書中第一批之一。巴佈斯(John Balbus of Genoa)在一二八六年寫的Catholicon,是中世紀的第一部拉丁字典,內容包括文法、修辭、詩體、和近代古典與中世紀拉丁文的拼寫法。

 

宣講聖職

修會的聖職,尤其是宣講和國外傳教,在魏德浩和宏伯•羅曼斯總會長任期內,達到了盛況。當初道明就是因教會缺少能幹的宣道者和良好的宣講,才創立修會的。而宣講也是他在會憲中所訂立的修會宗旨:「我們的修會自始就是為宣講和拯救人靈而創立的。」它的名稱「宣講者修會」,就已綜合了它的本質與職務,也代表著一項挑戰。

 

道明在宣講的目標下,建立了修會生活的結構。及發展了很多革新。他引進了一種優良教育以準備會士宣講,放棄了勞作,給予長上更大的豁免權,禁止會士接受堂區,把默觀和聖職結合為一體,並堅持行乞的神貧,以便提供訓練有素和持久性的宣道者團體,為教會作有效的服務。在會憲中道明指示宣道者要「勇往直前以拯救自己,也拯救別人」,生活要「像福音的人」,跟隨救主耶穌的腳步,「在他們自己和人群中,同天主談話或談論天主」,為基督化和使徒化的生活作見證。宣道者要徒步去宣講,不攜帶錢財,也不在宣講時行乞,只有成熟和準備妥當的會士才被派去宣講。

 

培若特(William Peyrault)的一生和聖職,可指出會憲對宣道者所期望的一切。他是在早期的修會書院接受教育的,他的宣講和寫作以傑出的方式表現了道明理想的有效性。當時的人談到他清高的人品,聖德的生活,和忘己的熱心時,說:「為了要遵行他的修道誓約,他以言,以文,更用生活來宣揚福音,就是到死,他也不曾停止宣講」。奇怪的是,他一直沒有成為講道大師,也沒有到巴黎去讀書或教學。他的經歷幾乎橫跨了整個世紀。生於一二○○年前,在一二三○年代入會,死於一二七○年代初。所有那世紀偉大的道明會士都是他同代的人,如雷吉那,真福戴安娜(Bl. Diana)和真福采琪(Bl. Cecilia)、若堂、雷孟、宏伯•羅曼斯、雅博、維若堂。培若特宣講了很多年,每年的四旬期他都到法國布根地(Burgundy)的阿爾卑斯山的山谷地區,作宣講,聽告解直到天晚。他曾三次出版他的講道詞,總數約五百篇,此外還有四本重要的著作出自他手,特別是《善惡大全》(Summa of Virtues and Vices),這是一本廣博的神學論集,對宣道者有不可估計的價值,這可從它受歡迎的程度得到證明。我們知道很多和培若特有相同功績的人的名字,但是其他的人一樣宣講很多,名字卻不為人所知。

 

修會指派有經驗的講道者充任講道大師。他們必須有充實的神學知識,曾在各種不同的地方和環境作成功的宣講,才夠資格接受這個職位。為了要配合他們的職責,他們應該經常宣講,並準備做特別的講道,他們有權參加省會議。一個會院只應派駐一位講道大師,但當會士們開始重視這個職位的榮譽甚於它的責任時,委任的人數就過多了。

 

博德範(Stephen of Bourbon)可說是一個傑出的講道大師的例子。他住在里昂的會院,當時宏伯•羅曼斯是那兒的院長,培若特和戴伯鐸(神學家,里昂總主教、教宗)都是那會院的成員。四十年之久,德範的宣講遍及整個法國,尤其是東南部和布根地,他是法國最出名的人物之一,他也認識大部分當代的名人。在他年老時,準備了一本講道題材手冊,記載一些曾給他自己的講道添增色彩的趣聞和經驗。

 

德範的書只是道明會士為協助宣講所準備的幾百本書中的一本。他們集合了各種題材,收集講道詞和大綱,編纂參考書籍,討論宣講的方法,也編寫一些軼事和其他資料的手冊。包文生所寫的百科全書式的大寶鑑對宣道者來說真是一座金礦。十四世紀英國的道明會士伯若望(John of Bromyard)所寫的《講道者的大全》 (Summa Praedicantium),是一本宣講資料的大寶庫,內容包括神學、歷史,和舉例。在宣道者的著作倉庫內尚有其他書籍,如聖經辭典、註解和索引,國瑞九世教令集、編年史、歷史、聖人傳記和教父的著作等。這些書都妥善地收藏在道明會的圖書館中,以供人查閱。德範以他的經驗,指出舉例說明在宣講上的效用。

 

「我們從長久的經驗中得知,那些常用例證的宣道者能更親切地宣講,也能收到更大的效果。事實上,例證為男女老幼,各階層的人,以及為說明各種題材都有效用。這些例證可幫助人們從邪惡中回頭,可諄諄教誨人們去追求,獲得或激發各種美德。不論何時、何地,或何種講道和勸誡,都可用例證。」

 

中世紀的宣道者引用自然現象,使用傳奇,並引證歷史事蹟和科學事實,也引用聖人傳記,或取材自個人的經驗。

 

一提到「行乞會士」這個詞,就會有一個四處旅行的宣道者的形象閃過很多人的心靈。他們把會士描繪成一個走過大街小巷,在十字路口、市場和街角宣講的人。在那個時代有很多會士在戶外宣講,尤其在溫暖地區如此。宣講的十字架豎立在十字路口、墓地和教堂的院落。我們知道在英國的伯瑞肯(Brecon)、布瑞斯托(Bristol)、倫敦、挪維其(Norwich)和賀佛(Herford)的會院,都曾有這種十字架,修會的最後兩個十字架至今仍聳立著。

 

戶外宣講並不是正常的方式,通常會士都在他們自己的聖堂或教區內的聖堂宣講,只要這些教堂接受他們。

 

當會士的人數增加時,修會立即將宣講的聖職組織化了。每個會院只在劃定的地域內工作和乞求施捨。會士定期訪問這些地區,尤其在將臨期和四旬期內。他們通常都在城鎮宣講,而在重大禮儀期以外的時間,也到鄉村去宣講。利西格(Siger of Lille)在一二三○年代,在他的家鄉未建立會院以前,即作了宣講,非常成功,以致他成為葉瑪佳麗(Margaret of Ypres)和她的一群女子的神修指導。會院再劃分為小區,名為「講道站」委任一位有經驗的宣道者,稱為「宣道站員」去負責,這個名稱是採自喬塞(Chaucer),成了芳名,也成了臭名,他描寫講道站的會士說:「有一個嬉笑的、快樂的會士,他是一個講道站員,一個歡樂的人。」

 

十五世紀時,蘭格瑞(Langres)的會院有八個大的和八個小的講道站,其中的一個涵蓋了五十七個堂區。當一個會士在院外地區工作時,一次能停留幾天,十五世紀時,會士也有小宣講會所,在那兒會士可停留數週。

 

當這些行乞會士意識到教區神父不再願意讓他們在堂區聖堂內宣講時(一二四○年後),他們便建造了有寬敞大廳似的會院聖堂,以容納大量的會眾。為了宣講上和隨之而來的告解聖事上收到更多的效果,會士獲得教會的允許,有權給大赦,赦保留罪,並在禁止罰(Interdict)期間施行聖事,還可將信友埋葬在他們的教堂墓園內。為了吸引人們來聽他們講道,他們推行第三會,成立善會為敬禮耶穌、瑪利亞,和道明,甚至發展新的敬禮。每月的四個主日天所進行的傳統遊行,就是新的敬禮的一個例子。這些遊行原是善會的義務,分別為敬禮聖母、耶穌聖名、耶穌聖體和聖道明。在遊行和第三會的集會中,他們唱很多大眾化的聖歌,特別是聖母歌。通常在夜禱結束時唱了『萬福聖母』 (Hail Holy Queen)之後,人們還會留下來唱聖歌,讚頌瑪利亞。當會士們縮短了禮儀以延長講道的時間時,堂區的神父們開始抱怨,也許他們認為這種變動是一不公平的戰術。

 

馬太•巴黎(Mathew Paris)是一位英國的本篤會隱修士。他對行乞會士的作為感到憤慨。但當他抱怨他們「熱切的宣講」騙取了「正規修會」,即詠經和隱修士所常有的奉獻時,卻無形中為會士的熱心做了證。他描述會士們「在食物和衣著上是真正的神貧……他們走遍城中、鄉村、和自治的城鎮去宣講福音,他們行走時,以福音為鞋,睡覺時穿著會服,以草席做床,以布袋作枕頭。」

 

道明會士經常宣講,在修會聖堂內對教友的講道,每年平均有二四○到二五○次,會士們早晚宣講,主日及慶節宣講。四旬期每天,聖誕節和聖神降臨節前夕,大祈禱日(耶穌升天節的前三天),四季齋的週六,復活節和聖神降臨節的八日慶等,都做宣講。宣講補贖者,像聞若望(John of Vincenza)、文生•斐瑞,維滿福•維瑟里(Manfred of Vercelli)和沙文納羅拉(Girolamo Savonarola),都以經常並有力的宣講出名。文生•斐瑞四十年之久,經常每日宣講二、三次。

 

擁有教授席兼講道壇的道明會士、其人數相當大,像雅博和多瑪斯便是。在修會學院或在大學當教授的,有一項重要的責任,就是為他們保留的日子應作宣講。文生•斐瑞先是一位成功的教授和作家,然後開始巡迴講道,使他成為教會偉大的傳福音者。

 

他們的宣講內容涵蓋了所有的基督教義及實踐。「他們完全獻身於宣講天主聖言」,他們生存為的是「搗碎邪說,革除惡行,教授信理,和引人向善」。道明會士在他們的講道中,放入堅強的福音內涵,並時常每隔一段就插入舉例以說明題材。他們避免在講道中說教式的勸戒。道明創立的宣講修會藉著授權給會士宣講,使主教得實行第四屆拉特朗大公會議所推薦的事項。教宗也發現會士們在執行他的計畫上,是很重要的助手,因此常給他們委任特別的宣講工作。每當教宗發起一項運動時,他必定委任道明會士去宣講。大雅博就是宣講十字架的許多人中的一個。當第二屆里昂大公會議(一二七四年)想要糾正當時普遍流傳的褻瀆和咒詛時,大會命令信友應「藉著心靈的屈膝,並以鞠躬表示出」對耶穌聖名的尊崇。大會後,國瑞十世委任道明會會士去宣講耶穌聖名。日後,從這些根子產生了聖名會。這個會在二十世紀的美國成為一大力量,引領很多人參與聖事。在十四世紀時,若望二十二世委任所有的行乞會士宣講反對賭博。

 

當道明為他的修會打開宣講之門時,也為信友做了很大的貢獻。這點相當顯然,只要我們回顧從教父時代到道明時代,所做的宣講是多麼的少,而出版的宣講題材又是多麼的寥寥可數。在十三世紀中葉之前,這種嚴重缺乏宣道者的情形消失了,因宣講修會創立了的緣故。道明為道明修會打開了宣講之門,而這門繼續敞開著,其他修會和神父也都可通過這道門。他割斷了阻止堂區主任以外的神父宣講天主聖言的繩索。十三世紀時,方濟會士所做的宣講和所寫的講道題材,和道明會士一樣多。

 

宣講使得道明會士投身在其他許多相關的活動中。宣講者講道完畢,經常接著聽告解。一般百姓、貴族、國王甚至有時教宗也會選一個會士,做他們的告解司鐸。道明的弟子一直輔導英國王家的信仰生活,直到理察二世時樊達堅王朝(Plantagenet line)悲慘結束為止。會士也擔任顧問,使節、大使、仲裁者、遺囑執行者、教堂及隱修院的視察員,以及調停人等。包弗瑞(Geoffrey of Beaulieu)是法國聖路易王九世的告解司鐸,曾隨著國王參加突尼斯(Tunis)的十字軍東征,並寫了他的傳記。一二三九年,法王派會士詹姆斯和龍如模(Andrew of Longjumeau)到君士坦丁堡,去把伯溫二世(Baldwin II)所送的耶穌的茨冠帶回巴黎。路易並建了一座寶石樣的聖堂以供奉這個聖物。

 

何諾理三世和國瑞九世都認為真福貝瓜拉(Bl. Guala of Bergamo)是一位非常謹慎且機智的人,所以他們派給他很多困難的任務,其中包括在隆巴帝執行調停者的使命。道明會士最早進行的一種和平努力,便是一二三三年的和平宣講運動,這是眾所週知的「阿肋路亞」運動。一位自動自發的宣道會士發起了這個運動,以宣告和平,補贖和犧牲為目的。他想盡辦法使各派系合一,並治癒那將隆巴帝置於水深火熱的仇恨。其他道明會士參加了這個運動,而聞若望更成為領導者。方濟會士也加入了行動。各城鎮因而和解了,一些城市甚至請聞若望修訂城市法。維先沙(Vincenza)和維羅納城(Verona)也委任他做長官。經過相當的初步宣講和仲裁後,他就想引進一個普遍的和平。所以一二三三年八月二十八日,他在巴瓜拉(Paquara)城的一個高高講台上,作了一次戶外廣場講道。據編年史學家說,當時在場的聽眾竟超過四十萬人。但若望所造成的和平,就像他自己的事業一樣,輝煌而短暫。一二三三年看到他崛起,得到權勢,同年看他失勢,而整個和平運動也沒落了。它的命運就和在若望前後發生在義大利的其他類似運動相同。也許是個人的野心造成他的失敗。

 

信友們對會士的工作的反應,是請求他們創立會院,協助他們建造房子,給他們施捨,並選在他們的教堂墓園內埋葬,法王路易九世是修會的寬厚朋友,曾為聖雅格會院建房子,創立凱恩(Caen)和肯皮恩(Compiegne)的會院,並援助依勿略(Evreux)的會院成立。英國的國王常贈送金錢和需用品給道明會士,而且在十四世紀時,在國王地的蘭利(King`s Langley)創建了會院,在達特福(Dartford)創建了英國唯一的道明會隱修女院。

 

道明會士與方濟會士的競爭

道明會士成功的一個不幸的副作用,就是和方濟會士的競爭。道明與方濟的弟子,在靈修和聖職上原是兄弟,但在神學意見,建立會院,施捨和捐助的來源,和新會士招收等方面,卻難免衝突。為了吸引更多的聖召,雙方都強調自己的使徒精神,宣稱自己比對方更肖似十二宗徒。不錯,在神貧和宣講方面二個修會的會士相似宗徒,然而他們有時表現的野心和自私,卻不像宗徒們。兩個修會真的很相像,以致他們經常不得不相撞。道明會士所效法的是貧窮的宣道者基督,而方濟會士所追隨的是宣講福音的窮人基督。不過雙方的爭執卻產生彼此的尊敬和友愛。方濟會士邀請道明會神父參加紀念聖方濟的慶典,而道明會士也邀請方濟會士參加紀念聖道明的慶典。這個多世紀之久的慣例,就是兩會深深友愛的象徵。

宗教裁判所(亦稱異端裁判所)

國瑞九世在一二三一年成立中世紀的異端裁判所,並很快的就把道明會士列為異端裁判員,但他們並不是僅有的裁判員。這些會士一旦被省會長委任,在行動上大部份便不受修會的控制了。他們加入了這個宏伯•羅曼斯認為可憎的工作,因為這工作常使人們遠離修會及其聖職。縱然異端裁判所現在被人認為是錯誤,但它在維護信仰,和糾正異端者的基本動機上,卻與修會的使命符合,即從事宣講天主聖言,並使聖言不受污染。異端裁判所在某一些國家(英國為其中之一)一直都沒有活動,而且在各個地方,各個時期的活動也都不同。異端裁判所成立初期(一二四二年),道明所曾工作的對象阿比森異端人就曾謀殺土魯斯的宗教裁判員威廉•阿諾特(William Arnaud),和他的兩位同伴,以及幾位阿維諾(Avignonet)的教區神父。另一位更出名的殉道者道明會士,韋伯鐸,和他的同伴輔理修士,在一二五二年遭到義大利北部異端徒的埋伏而遇害。十四世紀時,亞味農教區(Avignon)的異端裁判所將一位英國的道明會士威利(Thomas Waleys)逮捕入獄,因為他膽敢抨擊若望二十二世以私人神學家的身份。所主張有關「享見天主」的錯誤觀念。當異端裁判員給威利加上另一項罪名時,教宗便把他關在教廷的監獄中達十一年之久。中世紀時代,異端裁判所造成的受害者,最著名的是聖殿騎士會(Knights Templars)、聖女貞德(St. Joan of Arc),以及道明會士沙福那和他的兩個同伴。這三宗案件都是卑鄙地發起的。道明會士牽涉到第一件案子,勉強協助了第二件,而在第三件卻是無辜的受害者。

最後的十八年

 

道明的繼任者五位總會長,在任總共六十二年。而此後從一二八五到一三○三年的五位總會長,在位僅共十八年。一二八五年穆紐•撒摩拉的當選,表示修會的偉大時期已在消逝中。有人稱十三世紀為修會的黃金時期,但這種燦爛的描寫與事實不盡相符,因為就在修會最早和最好的日子堙A修會還需要追蹤那些叛會和逃跑的弟兄,把那些頑強的弟兄關起來,對野心及不智的熱忱加以責罰,平息會院和會省間的爭執,並對儲藏財物的個別會士予以懲罰。不錯,那時代的確是一段有偉大成就的時期,而當穆紐•撒摩拉被選出時,這段時期就漸告終止了。情況變得超過人力所能控制的地步,而一些趨勢也開始顯露出來,就是最有見識,最好的計畫,以及最優的人選都無法予以挽回了。在穆紐•撒摩拉繼位時,經濟蕭條,戰爭和自然災害都即將發生。他之被選似乎有意確保了幾年有效率的行政,和原有成就的延續。他自己也曾下定決心要支持修會的紀律,和維持修會的士氣於高峰。因此在他主持下的總會議,懲罰了那些違反神貧,喜好榮譽、權力,以及散布譭謗和讒言的會士。

 

穆紐•撒摩拉自己也成為假謠言的受害者。一二八七年的總會議曾嚴厲地懲罰了一些會士,因為他們對穆紐•撒摩拉散佈不實的控訴。然而教宗尼閣四世(Nicholas IV)還是在一二九一年將他革職了。教宗公開向穆紐•撒摩拉開火的時候,他授給兩位道明會樞機主教很大的權利,「為整頓、安排、糾正、改革,和處理其他在天主台前他們認為對修會的進步有益的事」。樞機主教委派了四位會士帶著信函和指示赴一二九○年的總會議。依照指示,大會總評議員應說服總會長辭職,如果他不肯,就要罷免他。但當他們查考了他的作為後,反而稱讚他,然而那四位特派會士卻很專橫的要將穆紐•撒摩拉革職,總會議便向教宗陳情,並下令修會在每天的彌撒、晨禱、晚禱中,向天上的慈母祈求。但尼閣四世的態度不曾改變。他命令穆紐•撒摩拉在下屆總會議,即一二九一年辭職,並通知總評議員,總會長的權力在大會開幕前就終止。穆紐•撒摩拉並沒有辭職,而教宗的信函也未達到目的地。因此尼閣就撤職了穆紐•撒摩拉,這位不幸的總會長於是退隱到他的祖國西班牙。

 

一二九四年穆紐•撒摩拉被選為帕倫西亞的主教。教宗責勒斯丁五世(Celestine V)批准了他的就任,但就在這年結束前,他的舊敵又明顯地開始了他們的破壞行動。博義三世任教宗時,他被起訴、調查,而後澄清了罪名。但他也已經受夠苦了。所以在得到教宗的准許後,他辭去了主教的職位,前往羅馬定居在聖沙比納。一三○○年他在那堨h世,並被埋葬在教堂的地板下。一位輔理修士為他做了一塊大理石的蓋板,上面鑲著莊嚴的裝飾,以永久紀念他。

 

穆紐•撒摩拉好像是被教宗與阿拉岡王國間政治網所糾纏,這個王國是他在西班牙省會長任內轄區的一部份。我們不知道道明會反對他的原因,好像是和他任總會長時,主持總會議,革除弊端的嚐試有關。一二九○年總會議強調團體生活,反擊求安全漸增的欲望,這種欲望表現在擁有房屋、磨房及獲得固定收入上。此外也與一二八○年代大量增加講道大師的陋習有關,當時把教授、會院院長、卸任省會長,都陞任講道大師,這證明會士過度的野心。這個榮譽變成了服務的酬勞,而不是職務的交付。

 

穆紐•撒摩拉頒佈了第三會的會規,而為道明會的行動和影響添了重要的手臂,也許這是他在任期內留下最持久的功績。方濟會和道明會的第三會都是源自十二世紀教友補贖運動。這些苦修的弟兄和姊妹,並沒有與任何一個修會聯合。他們從附近的神父尋得靈修的指導。當道明會或方濟會的會院成立時,他們就聚集在會院四週,視遠近選擇會院靠攏。雖然穆紐•撒摩拉的會規在一四○五年之前,未受教宗明確的批准,但何諾理四世在一二八六年,授予聖道明的弟兄姊妹補贖會以特權時,就已默許了。

 

修會在其第一個世紀(一二一五~一三○三年)時,就已見到它的聖職工作的開花,例和學院制度的創立,學術的成就,和特別多能幹的總會長領導。總會長們所做的一切都是遵從聖神的指引,在他們勇敢的領導下,會士們發展了宣講,傳教和聽告解的使徒職務。會士們擔任主教、異端裁判員、大使、教宗的使節、調停者、仲裁者,參加大公會議,並為東方與西方的教會合一而努力。這些早期的道明會士所展現的聖德,足可說明修會在默觀和聖職上齊頭並進所造成的緊張,是可以協調的,而且達到了最完美的地步。這種完美是來自與宣道者基督的合一;與神貧、貞潔、服從以及宣講救援福音的天主子合一。由於在祈禱中深思並體驗降生成人的天主聖言和聖經記載的天主聖言,使他們肖似基督,道明男女會士便成為基督的肖像和相似默觀的宗徒,為了天國及眾人得救而工作。

 

有很多因素造成了修會在它的第一世紀的榮耀,會祖道明聽從聖神及教會的領導即為因素之一。聖神將這個修會給了教會,以答覆教會和社會的迫切需要,是為因素之二。道明宣講修會是第一個顯著地指出修會生活具有聖職工作的潛能,在道明以前,積極的聖職工作只是修會生活的附屬品,而不是完整的一環,道明卻攻破了這道牆,使後來的修會會祖及其會士得以順利地前進。當修會的第一個世紀結束時,它便漸漸衰弱下來了,就如教會和整個西方基督徒世界也在衰弱中一樣。教宗博義八世與新興國家的君主,法王斐理以及英理愛德華三之間的衝突,預告了一個新的時代:即一個因神密家(Mystics)和聖人而壯盛的時代,也就是因災害、紛亂、和分裂而衰敗的時代。修會也參與這時代的興衰。

 

第三章  修會在十六世紀之前的傳教工作

道明會的傳教使命萌芽自本修會的沃土,並從會祖的精神中吸取養分。雖然道明自己在傳揚福音給不信者的抱負上屢受挫折,例如,他曾渴望使歐洲東部的谷曼人(Cumans),他家鄉的摩爾人(Moors)[1],及北方的外教人歸化,但他卻把這傳教的火炬傳給了他的弟子。

傳教士

傳教士來自修會的各個角落。一般而言,惟有志願者才會被派遣。看起來他們確具有充分的資格和受過良好的訓練。編年史的作者們通常論及此事時,總會說傳教士是「受過文學的陶冶」,並「充分地接受了神學教育。」例如傅蘭高(Franco de Perugia)在到東方做傳教士前,就已是一個神學論集(Sentences)的學士。

 

雖然《會士弟兄列傳(Vitae Fratrum)一書是為安慰、鼓勵弟兄而作,幫助他們在神修生活上前進,並告訴他們「天主是如何細心地照顧了我們的修會」,可是此書同時也包含對早期會士精神的舉例說明。它報導了一些可顯示早期道明會士的傳教熱火的事蹟,也記載了若堂為了徵求去聖地的志願者,曾詢問出席總會議的弟兄,可能為出席一二三○年的巴黎總會議,當時幾乎沒有一個人不熱淚盈眶的乞求能「被派遣到那吾主的血所聖化的聖地去」。若堂由於對傳教使命的關心,曾親往聖地會省做了一次實地視察。而在回程中,因他的船在巴勒斯坦海岸浸水沈沒而去世。

 

宏伯•羅曼斯分別在他一二五五年和一二五六年的通諭中,曾為會士傳教熱火的延續,和為他自己的傳道熱忱作了見證。他徵求傳道志願者,得到的反應是那麼熱烈,以致不能接受全部志願者。他不得不在一二五六年寫信給那些暫時不能被徵用服務的人,鼓勵他們要有耐心。當然這種熱心不會一直停留在高峰狀態的。宏伯•羅曼斯精明地觀察到有兩個原因,使得人們不願接受傳教的使命,即「對自己祖國的熱愛,及缺乏語言的知識」。

 

為了鼓勵傳教士,修會曾對希臘和聖地的傳教會省給了優惠,也對一三○○年成立的流動教團(The Congregation of Pilgrim Friars)給了優惠,這個團體的成立是為了在東歐和亞洲做傳道工作。他們無需分攤修會公益的繳納金,能在各地徵募傳教士,他們自己的人力不受總會長徵調,可是他們有義務要尊重各會士的會省隸屬。

 

宏伯•羅曼斯在他所著有關修會職務一書中,提醒了總會長所應負的推行傳教工作的義務。在他任總會長時,為他自己所寫的做了模範。他不但尋求志願者,更鼓勵他們,把他們的成功報告給全修會。在他一二五六年的通諭中,曾對他們在近東地區的工作做了一個光輝的報導。

 

雷孟•奔雅福在任總會長前後,都顯示了對傳教工作的熱心。當他擔任教廷聽告司鐸時,就曾詳細地回答道明會和方濟會在突尼斯的傳教士所送來的一連串問題。他辭去總會長的職位,退休到西班牙後,魏德浩請他做一篇有關在西班牙和非洲傳教工作的報告,藉此雷孟•奔雅福可說揭開了那遮掩著傳教士每天工作的面紗。道明會士在許多受僱於阿刺伯人的基督徒士兵中服務,使背教者回頭,並教導一些基督徒奴隸。這些人是在阿拉伯人之前已在北非居住的民族的後裔,除了阿拉伯文外,他們不懂得其他的語言。此外傳教士堅定那些因貧困,或受摩爾人勸誘,而臨背教邊緣的人。堅固基督徒被囚者的信仰,甚至有時使他們獲得釋放。尤其在西班牙的穆西亞(Murcia)地方,很多阿拉伯人,甚至一些顯要的人物,都接受了基督教義。會士同時也答覆了摩爾人和背教者所提出的控訴。他們指控基督徒為偶像崇拜者,因為他們敬禮態像和聖像。雷孟•奔雅福認為只要傳教士願意去,在這個區域中更多人歸化的時機已經成熟。

 

當地語言的學習

在西班牙,雷孟•奔雅福•奔亞福成為推行傳教工作的首要人物。在他的鼓勵下,他的會省於一二五○年在突尼斯開辦了一所研習阿拉伯文的學校。此外在不同的時期,還開設其他東方語言的學校,分別在巴塞隆那(Barcelona)、瓦倫西亞(Valencia)、薩弟瓦(Xativa)、和穆西亞(Murcia)。一直進入下一世紀,情形都良好,於總會議也開始鼓勵東方語言的學習,就如一三一二年維也納(Vienne)的大公會議也曾鼓勵一樣。一三三三年總會議要求流動傳教團的會長在君士坦丁堡的迦發(Kaffa)和貝拉(Pera)兩地委任語言教師,好給一批新的傳教士做準備。他們是預期為響應教宗若望二十二世的呼籲,徵求五十位志願傳教士而來的。

 

我們可從雷孟•奔雅福對多瑪斯•亞奎那的要求,看出雷氏所要的不只是語言的學習,因為他曾請道茂寫一些有關信理的著作,以協助傳教士準備在不信者中的工作。雖然多瑪斯在寫作時心中尚有其他的目的,但他還是寫了一本《駁異大全》(Summa Contra Gentiles)以為答覆。

 

也許大多數的傳教士都是在當地學習語言。省會長斐理(Philip)在一二三六年寫給教宗國瑞九世的信中,就曾提到聖地會省內的會士如何熱心學習東方語言。三年前,當兩位道明會和兩位方濟會士以教宗特使的身份來到尼塞亞(Nicea)見希臘國王時,君士坦丁堡的道明會提供了一位能說流利的希臘語,並曾研讀希臘教父作品的會士做翻譯員。流動傳教團的第一任會長傅蘭高,帶著可原諒的驕傲曾誇耀他自己在語言學上的卓越才能,他說:「我學習異族語言約一年,就開始宣講了。藉著天主的恩寵,我對老百姓宣講、聽告解、並翻譯拉丁文的作品。」路易•達布里士(Louis of Tabriz)於一四○三年被任命為貝拉聖安道堂區的主任司鐸,因為他能對當地的居民、商人、朝聖者、和路過的旅客用希臘語、拉丁語、波斯語、韃靼語、和亞美尼亞語宣講。

傳教士作家

修會曾努力為傳教士提供書籍。宏伯•羅曼斯曾提示總會長的一項義務,就是提供:「以揭示當地人民的錯謬的論著,以便傳教士能熟習應付。」就如講道家所做的,傳教士也寫書以幫助自己的同伴。這些作品可分為兩大類。第一類屬辯護類的作品,是為了準備他們與有異議的教會份子、猶太人、摩爾人、和異教徒之間的討論。第二類的書籍,大部分有關東方,敘述傳教士的經驗或記載回教徒的信仰和習慣。一些例子可證明這類的工作。雷孟•馬丁(Raymond Martin)是在西班牙的一位東方學者的先鋒,他的著作「猶太人的韁繩」(Halter of Jews)只針對與猶太人的辯論,但他的「信仰的短劍」(Dagger of the Faith)則是同時針對猶太人和回教徒。他也編纂了一本阿拉伯文字典。雷哥鐸•谷羅山(Ricoldo of Montecroce)工作於美索布達米亞和敘利亞,他所著的旅行指南(Itinerary)給西方的思想界增添了很豐富的資料,即有關韃靼人、克德人(Kurds)、舍巴人(Sabei)、敘利亞教派(Jacobites)、聶士多教派(Nestorians)[2]、和回教徒等在人種學上和宗教上的詳情。他也寫了一本《反駁可蘭經》」(Refutation of the Koran)。他在一二九一年亞克港(Acre)被佔後所寫的五封信,對道明會傳教使命的理想提供了一項美好而不可忘卻的貢獻。威廉•的黎波里(William of Tripoli)在他研究回教的著作中所表現的容忍與和好的態度,可足以解釋為什麼他能誇耀地說他曾為一千多位回教徒付洗。布哈德•熙擁山(Burchard of Monte Zion)所寫《聖地》一書,可說是資訊的寶藏,三個世紀來它一直是巴勒斯坦和近東地區地形學的第一流參考書。•菲利•法布瑞(Felix Fabri)在十五世紀末曾兩次因朝聖到近東地區,在他著的旅行指南中,有關聖地的記載對那些不常外出的人較為適用,對傳教士則較不合適。威廉•亞丹(William Adam)雷蒙•史帝汶(Raymond Stephen)所寫有關十字軍東征的論文並不是為傳教士用的書,而是為了促進「十字軍的事業」而作的。

傳教區域

會士們喜歡某些傳教區域甚於其他地方。法國和義大利的道明會會士選擇了近東和亞洲;法國的會士在十三世紀時大多數在巴勒斯坦地方;義大利的會士在十四世紀時在美索布達米亞(Mesopotamia)和波斯(Iran)佔重要的地位。偶而會有一位英國、德國或西班牙籍的會士往東方去。一三○○年後,因旅行的熱潮或對冒險的渴望,而非傳教的熱心,致使一些會士加入流動傳教團。位於邊界的會省,包括斯堪地那、德國、波蘭、匈牙利、希臘和巴勒斯坦;它們的首要義務,在於其本境內的傳教工作。但他們的會士和從其他會省來的志願者,卻從這些跳板跳到其他傳教地區去了。

 

當時屬於邊界的西班牙、斯堪地那和匈牙利等會省所做的努力,可以反映出聖道明的熱心。第一批往西班牙和斯堪地那的會士是會祖道明親自所派遣的,而在他生命最後的一段日子堙A曾經由第二屆總會議派了遣會士前往波蘭和匈牙利。一二二五年已有會士派遣去希臘和聖地,這兩個地區在一二二一年的總會議中被指定為將來的會省。

 

西班牙的道明會士在國內的猶太人和摩爾人中工作,甚至橫跨半島南方的邊界,也在北非工作。他們在一二二五年前進入了摩洛哥(Morroco),而在一二三○年前進入了突尼斯(Tunis)。

 

由於教宗亞歷山大四世(Alexander IV)在一二五四年和在一二五八年曾徵求道明會和方濟會的志願者,因而更刺激和恢復了他們對突尼斯傳教工作的興趣。法王路易九世(Louis IX)在他臨終前挑選了曾在突尼斯宣講的龍如模為最適合的人選,以領導在突尼斯的宣講工作。路易的十字軍雖暫時迫使傳教工作停止進行,但因十字軍所訂的條約,和義大利城市與突尼斯之間的商業合約,卻反而為傳揚福音製造了更多有利的情況。然而,傳教的工作仍受很大的限制。一二四二年,阿拉岡王詹姆斯一世,很明顯的是接受了雷孟•奔雅福的勸告,下令猶太人和摩爾人應出席由主教和會士主持的講道。同樣的政策也於一二六三年再度被採用,是由於一位道明會士,猶太人皈依者保羅•基斯提尼(Pablo Christiani的鼓勵。

 

在義大利南部,修會於一二三三年受託對費德瑞二世(Frederick II)軍隊中的阿拉伯士兵講道。

 

斯堪地那的道明會士不但使他們自己的國家完全基督教化,而且將他們的工作向東推展到波羅的海沿岸的外教人。他們在一二三九年隨著瑞典人征服芬蘭後,進入了芬蘭(Finland)。十年後他們在阿波(Abo)設置了一座會院,這座會院在一百五十多年後,仍是芬蘭僅有的一座修會會院。教宗任命道明會士在中歐宣講,為條頓騎士團所屬的芬蘭十字軍徵募生力軍及籌募軍費。也因著騎士團與芬蘭訂的條約而造成芬蘭集體歸化。當然,真正完成歸化當地人民的這項艱難工作,卻是靠主教、教區司鐸、和會士三者的合作。道明會士被任命為主教,在已成立的四個教區中佔三個,由於修會的影響力,使得芬蘭的教區都採用道明會的禮儀。

 

在基輔的波蘭會士辛苦地工作在蘇俄的東正教人中。曾將修會引入波蘭的聖雅青於一二二二年在基輔建立了一座會院。但在一二五○年代,在俄國成立的若干會院的歷史,很不幸的都不為人所知。雅青也在格但斯克(Gdansk)開設了一座會院,作為對普魯人、立陶宛人、和拉脫維亞人傳揚福音的戰略據點。立陶宛王閔道威(Mindowe)歸化後,波蘭和德國的會省在組織立陶宛的教會上,扮演了首要的角色。但立陶宛王不適時的去世(或許已於一二三五年背教),使得這傳教的嚐試終止了一個世紀。

 

在使谷曼人歸化的工作上,匈牙利會士經過最初的挫折後,終於獲得驚人的進步,以致會士德奧多(Theodore)在一二二七年被委任為他們的主教。這是首位被晉牧道明會士。一二四一年韃靼人入侵,控制了谷曼地區和匈牙利,殺死了九十位會士並燒燬兩座會院,谷曼人也被驅散到各地,但在侵犯結束後他們又都回來了,傳教工作也再度展開。雖然一二五六年宏伯•羅曼斯曾說「大量的谷曼人」已經歸化,但事實上在他們中的工作,大部份令人氣餒。一三三九年,也就是將近一百年後,大多數的谷曼人仍都是外教徒。

 

當時的匈牙利省會長,若望•威德浩森(Johann Wilderhausen也曾試圖使保加利亞人重新與羅馬教廷結合,但未曾成功。他是一位多才多藝的,可由他能說五國語言,和他所擔任的職位得到印證。他依次曾任波士尼亞(Bosnia)主教(後來辭職)、隆巴帝的省會長,和總會長。

 

匈牙利的道明會士所有的功績中,最富傳奇性也最艱難的一項任務,該算是搜尋他們民族中,那些留在原始的家鄉窩瓦河(Volga River)中流,即大匈牙利(Greater Hungary)一帶的遺族。會士們由編年史的記載中得知部分的族人已遷移到別地,部分則留在原地「沈溺在不接受基督教的錯誤中」。他們知道大匈牙利是在東方,但沒人能說出確切的地點。一二三二年至一二三七年間,四批會士曾出發去尋找。經過重重困難後,只有會士猶里安(Julian)到達了大匈牙利。當地的人民隆重的接待他,當他一二三七年重回當地時,他發現韃靼人已佔領了整個地區,而傳教工作也不可能進行了。猶里安所寫有關搜尋的整個過程的報告,從所描寫帶有純英雄色彩來說,可算是一篇史詩,而報導所保存的有關俄國和韃靼人的新知識也是很有價值的。

 

修會也在阿爾巴尼亞工作,並在那裡成立了一些會院。十三世紀在俄國南部所做的努力,可說是默默無聞的。一二三八年前曾在喬治亞(Georgia)的提弗司(Tiflis)建立了傳教站。在近東地區傳教工作的延續,可以蒙雷哥作例子說明。他留在美索布達米亞的十二年中,曾向敘利亞教派、聶士多派、猶太人,以及在摩蘇爾(Mosul)及巴格達(Bagdad)的阿拉伯人宣講,並與他們辯論。一二八九年他在巴格達曾與其他的道明會士集會,當時修會在那兒並沒有設置會院。

 

一二二八年修會在希臘和聖地成立了會省。這兩個會省都是最多只有六至七個會院的小會省。而他們在傳教事業上的成效,也都因剛建立就遭到敵人的攻擊而被毀。希臘會省的工作對象包括在君士坦丁堡的拉丁帝國內以及威尼斯殖民地內的西方基督徒,也包括在希臘和其他島嶼上持異議的基督徒。一二六一年拜占庭帝國重建於君士坦丁堡,修會因而失去了在那兒最主要的一座會院,其餘的會院,除了康地亞(Candia)外,也都落入那些激進的土耳其人手中。他們在一四五三年佔領了君士坦丁堡。而會省仍繼續在地中海的一個屬希臘的小島克利特(Crete)上工作,到一六六九年時這個小島也被土耳其人佔領了。

 

在聖地的道明會士就在自己的地區範圍內,對西方基督徒、持異議的基督徒、回教徒、以及猶太人傳揚福音,並將此工作向東推展。一二九一年亞克淪陷後,會省在塞浦路斯島仍保存三個會院,直到一五七一年土耳其人佔領那個島嶼為止。在若堂任職期間,會士們曾使若干分裂教會的主教與羅馬重行合一,並使許多阿拉伯人歸化。

 

會士們對希臘和拉丁教會的合一上,最持久的貢獻應算是著作方面。由於他們中有許多人與希臘正教徒有私交,或與具有其他資料來源的學者們有來往,而得在中世紀時代就寫出了許多有關希臘正教問題的作品。道茂、亞奎那亦在教宗烏爾班四世(Urban IV)的邀請下,暫時擱下了他的著作駁異大全,而寫成了《駁斥希臘錯謬大全》(Summa Contra errores Graecorum)。在這本書中,他研討了聖神的發出,及希臘教父們對此的論說。

 

教宗國瑞十世(Gregory X)曾給尼閣•維辰札(Nicholas of Vicenza),和曾在巴勒斯坦有傑出表現的利威廉幾封信函,派他們陪同波羅(Polo)兄弟到中亞的大汗那兒,但這些會士在出發不久後,就為埃及的比巴爾斯蘇丹(Sultan Bibars)戰役所嚇壞而折回,因此失去了一個獲亨不朽名聲的機會。而他們的姪兒馬可波羅則在中國停留了很長一段的時間,然後帶著一個永不磨滅的名聲而回國。

亞洲的韃靼人與道明會士

道明會士在教宗英諾森四世(Innocent IV)的計畫下與韃靼人加強接觸。教宗認為他可容納回教徒,並且或許為使他們更易於接受基督教義,他便擬訂了一個與亞洲的韃靼人聯盟,並使他們歸化的計畫。一二四五年時,他派了四批特使團,包括兩批道明會士和兩批方濟會士,到南亞和中亞的韃靼人那兒。方濟會士由若望•賓比尼(John of Plano Carpini)帶領,到達了大汗的喀喇和林(Karakorum)[3]。若望關於他們的旅途所寫的多采多姿的記載,是為眾人所熟悉的。道明會使團則在美索布達米亞與韃靼的將領們部頭。西滿•聖昆定(Simon of St. Quentin)描述了其中一個道明會使團的經歷。這個報導已列入包文生所著的大景觀(Speculum Majus)內,但卻不能與方濟會士的報導相匹敵。曾帶領一使團的龍如模在剛回國不久,又被法王路易九世(Louis IX)派往韃靼人那兒。他終於抵達了喀喇和林的宮廷。教宗英諾森的偉大計畫到頭來變得一無所成。這計畫固然使他的傳教熱心更出名,卻錯誤地假定亞洲的政治情況和理想與歐洲的相配合。就算韃靼人的目標與英諾森的相協調,但在實現這些目標上所遇到的障礙仍是難以克服的。坤西滿的記載顯示在英諾森的使節中,至少有一位是不懂外交技巧的,以致他把韃靼的將領看成教宗的臣民一樣,對他提出種種要求。道明會使團當時能保全性命,已經算是幸運的了。幸而韃靼人的怒氣逐漸平息了,而會士在那兒的長期駐留也獲得較愉快的結束。

 

具有多種角色的傳教士也在亞洲工作。一二四五年從中國回來的方濟會士威廉•羅伯魯(William Rubruk),碰到了兩批道明會士的特使團,他們正在設法進入韃靼人的領域。一二七四年時,兩個道明會士可能是翻譯員,陪同韃靼使團出現於里昂大公會議。十五世紀時,在亞美尼亞(Armenia)東部的道明會總主教蘇若望(John of Sultania),認識了韃靼的大汗帖木兒(Tamerlane)[4],並為他帶了一批使節團到歐洲去。

流動傳教團(The Congregation of Pilgrin Friars)

阿拉伯人於一二九一年佔領亞克並關閉,起自巴勒斯坦的通商路線後,修會的傳教工作也因此停滯了一段時間。會士們不能向東前行,並被迫離開陸地而退守於塞浦路斯為立足點。然而一個新的組織卻重整了修會在東部的傳教工作。這個因基督的名,週遊於異教徒中的會士團體成立於一三○○至一三○四年間,稍後稱為流動會士團體,簡稱流動傳教團。他們開始在基督宗教、回教、和外教人之間變動的邊界上設傳教站以進行工作。他們依照總會長蘭多爾之柏倫凱(Berengar of Landorra)所頒佈的規章,受一位「總會長代理」的領導。流動會士比會省有更大的伸縮性和適應力。他們沒有固定的地區,可由修會各會省徵募會士。約在一三○○年時,傳教團的活動達到了高潮,那時他們分別在特比桑(Trebizond)和奇奧(Chios),在土耳其的兩個據點,在喬治亞、土耳斯坦(Turkestan)、波斯和印度都設有傳教站。流動傳教會士也曾嚐試進入中國,但並未成功。在傳教團成立之前,道明會尼閣•皮斯托雅(Nicholas of Pistoia)就曾啟程前往中國,可惜他到達印度宣講時就去世了,和他同行的孟高維諾(John of Montecorvino),一位方濟會士卻到達了北京,並做了成功的傳教工作。流動傳教會士之一,若望•卡達拉(John of Catala),也在印度的吉隆(Zinlon)成立了一個傳教區,並成為第一位主教。

 

一三四九年波蘭征服了赤俄後,泛蘭的會士就在那地區建立若干會院,四分之一世紀後,就把這些會院移交給了流動傳教團。

 

黑死病摧毀了所有的流動傳教團的傳教工作,虎口餘生的只有貝拉、迦發、和特比桑三個傳教站。總會議不得已於一三六三年把這些傳教站合併於希臘會省。一三七三年傳教團重組後,又在俄國、波蘭、立陶宛、和摩大維(Moldavia)的多瑙河域的主要城市、如瓦蘭崎(Wallachia)及盧德尼亞(Ruthenia)等地傳揚福音。而君士坦丁堡淪陷後,在一四五六至一四六四年間傳教團又再度被取消了,當它第二度恢復之後,就一直持續到一八五七年。但從一六○三年起改名為東方與君士坦丁堡傳教團。自一八五七年起所有的會院或傳教站都合併於法國皮德蒙(Piedmont)會省。而現今在伊士坦堡郊區的貝拉-迦拉達(Pera-Galata)的會院內,皮德蒙會省的道明會士,在進行研究回教的問題。

聖國瑞的合一會士

大亞美尼亞(位於伊朗境內的黑海邊)是流動傳教團傳揚福音的地區之一。他們支援蘇達尼亞教會會省的主教們。這個位於波斯西部的教省是一三一八年,由若望二十二世建立的。流動會士們最顯著的功績,就是在一三三○年使東方正教的瓜爾納(Qrna)隱修士歸化。在若望•瓜爾納院父(Abbot John Qrna)的努力下,他們採用了道明會禮儀及會憲,只道明會的完全小齋和絕對神貧除外,此外他們穿著道明會輔理修士的會服,即白長袍、黑披肩及黑風帽。其他的隱修院不久也加入了古南的行列。在道明會士的輔導下,院長古南成立了聖國瑞合一會士團(the Unifying Friars of St. Gregory the Illuminator))。他們的目標是藉著宣講、教書、和寫作,促進亞美尼亞和拉丁教會的合一。在道明會的翻譯者,尤其雅格•泰格曼(James Targman)的協助下,亞美尼亞的會士翻譯了道明會會憲、禮儀經文、及許多西方教會的神學作品,其中最著名的是道茂亞奎那的作品。一三五六年,英諾森六世核准了合一會士團,並把他們置於道明會總會長的照顧和管轄下。他們的隱修院設於亞美尼亞、喬治亞和克里米亞等地。

 

在十四世紀的最後二十五年內,據說共有七百位合一會士,分住於五十個隱修院內。如果這個數目屬實,那麼他們在一三八一年後,就變得一落千丈了,這可能是因為當時熱心的國家主義者反對合一教會,以及新的韃靼入侵又開始了,當道明會士在十五世紀的後半期放寬了完全小齋和嚴格神貧的要求後,他們與合一會士的分野就逐漸消失了,因此人們習慣上已把合一會士與道明會士視為一體,混為一談了,最後道明修會於一五八三年將他們合併為納士凡(Naxivan)會省,而其會士仍繼續在亞美尼亞工作,直到一七五○年爆發的戰爭把他們逐出為止。他們中最後的一位成員於一八一三年死於斯麥納(Smyrna)

 

聖國瑞的合一會士,試圖成為羅馬教會與亞美尼亞教會之間的橋樑,並提供曾受良好訓練的本地神職人員。可是戰爭、迫害、及分離弟兄的惡感,使得他們的努力變得徒勞無功,這實在也不是他們自己的錯。

傳教工作的評估

中世紀的道明會傳教士受盡了各種的阻礙,而我們今天也看出了他們當時所用的方法上的缺點。有些是因錯誤的政策而造成的,例如集體歸化或強迫歸化,這可用普魯士的情形來說明。當時的條頓騎士會在與當地民族的條約中,要求他們接受洗禮,並聘請會士來主持此一聖事。西班牙的國王要求猶太人和摩爾人去聽講道。此外缺少持續性或追蹤工作,例如蒙雷哥在美索布達米亞做使徒工作,他在持異議的基督徒的工作上建立了健全的準則,但在使他們歸化後,他就急著想去征服其他的地方。傳教士們因艱苦的旅途及地區的遙遠而疲於應付,尤其瘟疫可瓦解一股有組織的力量。一三九八年的黑死病就毀掉了大部份的流動會士。政治情況有時也會打斷或摧毀一個好的開始,就如一二四一年的韃靼人入侵,迫使匈牙利的道明會士暫停,甚至終止對谷曼人的工作。又如十五世紀時,譚莫瀾入浸,毀壞了喬治亞的教堂和建設,當他撤回亞洲後,會士們得重頭開始。同樣的,西方傳教士也誤解了東方人的心態,而無法引起一般人民及官員的興趣。至於在阿拉伯的領土內,政治上的法律及社會上的習俗使當地人不易歸化,因此福音的傳揚只能秘密地進行,而且也沒留下什麼記載。

 

道明會會士為了信仰奉獻出他們的生命,韃靼人曾屠殺九十四位會士,包括他們的領導人-真福沙多克(Blessed Sadoc),而又消毀了五座波蘭的會院和兩座匈牙利的會院。另外一批道明會殉道者在波蘭的桑多米(Sandomir)蒙難,但我們不知確實的時間和情況。一二九二年亞克淪陷時,道明會在巴勒斯坦最後一座會院內的三十名會士全部殉難。蒙雷哥在那些從亞克帶回巴格達的劫餘物品中,發現了道明會的祭衣、書籍、日課,以及被劍割破帶血的會服。唯一的一位劫後餘生的道明會隱修女,把這場大屠殺的詳細經過告訴了他。

 

真福安當•乃瑞(Bl. Anthony of Neyrot)的例子也是非常令人感興趣的。他被摩爾人俘攎後,被帶到突尼斯。起初他背了教,但隨即悔過並開始宣講基督。一四六○年時,突尼斯土著的領袖下令用石頭把他砸死。

 

雖然歷史學家認為中世紀道明會傳教士的英雄式自我犧牲,很少留下持久性的後果,但他們也必須承認會士們確實為教會增添了光榮,為修會的活力做了見證,並激發許多後進的傳教士去做同樣的努力,而他們的經驗也說明了我們必須不斷的尋求更開明的方法去傳揚福音。

 

第四章  十四世紀

一三○○年的當時,人們還不能清楚地看出十三世紀的修會盛況已成過去,一如我們今天所能看出的。隨著歲月的流逝,一連串的衝突、戰爭、和災禍的出現,更顯出修會衰頹的趨勢。一件件使世界震驚的事件像閃電般接連地發生,而件件都打擊基督教界的穩定和活力。較早發生的教宗博義八世和法王斐理之間的爭吵,揭開了此世紀的序幕,而後自一三七八年至一四一八年之間的西方教會分裂作為世紀的落幕。這次分裂是因彼此敵對的教宗爭奪伯鐸繼承人的地位而引起的。而在這世紀的頭尾中間,夾著聖殿騎士修會(The Order of Knights of Templars)的取締,幾位教宗與巴伐利亞皇帝路易的鬥爭,以及英法百年戰爭的開始(一三三七年)。當這個世紀剛過一半,就發生了腺鼠疫,即所謂的黑死病。在兩年內奪去了歐洲總人口的三分之一到一半的生命。不論是社會、教會、神職人員,或各修會都因這些災禍而受損害。

 

道明會在一三○○年時,仍有著雄厚的力量和影響,展望一個充滿著生命及豐碩果實的遠景。教宗若望二十二世於一三一七年曾高度讚譽說:「宣道者的修會有著比其他修會更多的服務神恩,散發更明澈的光彩。」教宗又在一三二五年表示他的喜悅,因為「修會具有星星般的光彩,和為侍奉上主所具有的堅固組織」。兩年前他曾冊封聖多瑪斯.亞奎那為聖人。

 

儘管有這麼多的榮耀,修會逐漸衰敗的跡象卻很明顯。修會清規逐步鬆懈,個人與團體神貧的寬弛也已開始。此外,當阿拉伯人在一二九一年奪取了天主教在巴勒斯坦最後的據點亞克之後,修會的傳教工作更受到打擊。

 

總會長

十四世紀初的兩任總會長在職都很短,祁瓦瑞在一三○○年膺選後只活了三個月,尤納德,一三○一年獲選,兩年後便去世。在這段期間,教宗博義八世發出了通諭「在宗座位上」(Super cathedram),以調解會士與教區神職人員之間的衝突。通諭規定行乞修會必須要將牧職工作收入,包括遺贈在內,四分之一交給教區神職。這使會士們遭遇不小的困難,而修會絕對神貧的精神也瀕臨危境。雖然博義的繼位人道明會士本篤十一世(Benedict XI),撤銷了這項通諭,但教宗克肋孟五世(Clement V)又再度頒發。

 

自一三○四至一三一七年先後有二位總會長管理修會。艾莫•比亞森撒(Aylmer of Piacenza)在一三○四年當選,於一三一一年辭職,謠傳是因他不贊成聖殿騎士修會被取締。龍貝倫加從一三一二至一三一七年就任總會長。接著是一位傑出的神學家賀斐•耐德瑞(Herve de Nedellec(一三一八~一三二三),而後是巴納伯•嘉諾利(Barnabas Cagnoli)(一三二四~一三三二)胡郭•包賽曼(Hugh de Vaucemain(一三三三~一三四一)。胡郭•包賽曼(Hugh de Vaucemain)和教宗本篤十二世(Benedict XII)起了衝突,因為教宗想要改革修會,就如他改革了熙篤會、方濟會、和清規咏經團一樣。開始時教宗召請了總會長和大約二十位著名的會士到亞味農,共同商討這個問題。為此他取消了預定在一三三八年召開的總會議。教宗本篤受到總會長堅決的反對,總會長至死反對此項計畫。當時的資料無法清楚地報導他反對的原因,而現代的史學家也沒有一致的說法。胡郭•包賽曼(Hugh de Vaucemain)並不反對革除弊端,事實上他和他所召開的總會議制定了許多準則以制止這些惡習。衝突有其更深的一面。現代的人指出,本篤原想把道明會的會憲做基本的改變,而歷史家蒙提耳(Mortier)和曼當奈(Mandonnet)便暗示說,教宗本篤要修會從沒有財產的完全神貧轉變到財產的擁有和固定的收入,但事情並不見得是如此。本篤並沒有選擇強迫別人接受他的意見這條路,他希望藉著修會的總會長和領導人物的自願合作,來達到他的目標。但他們拒絕接受他的計畫,因此關係破裂,隨著這兩位敵對者的去世,胡郭•包賽曼(Hugh de Vaucemain)死於一三四一年,教宗本篤死於一三四二年),這個對會憲無基本修改的危機也就過去了。

 

由胡郭•包賽曼(Hugh de Vaucemain)開始,一連串的法籍總會長掌理了修會直到一三七九年,即西方教會分裂後一年。緊接著胡郭•包賽曼(Hugh de Vaucemain)上任的四位總會長,都因去世或陞遷而在位不長。傑拉•卡德(Gerard of Domaro de la Garde)在一三四二年五月十八日被選,但就任四個月後,就被他的親戚教宗克肋孟六世(Clement VI)於九月二十日擢升為樞機主教。但他享受這份榮耀的時間並不長過他的總會長任期多少,因為在他接受樞機五十三週後,就去世了。伯鐸•邦德當(Pierre de Baume-les Dames[5]的任期從一三四三年被選,到一三四五年去世為止。他的繼位人迦林得•吉厄費(Garin de Gy l'Eveque)一三四六年就任,一三四八年八月就死於瘟疫。次年春天若望•茂林斯 (Jean de Moulins) 繼任,但在一三五○年十二月又被升為樞機主教。在這個時候修會正需要領導人來阻遏修會精神和清規的敗壞,但不幸每位總會長在位的時間都這麼短。新舊總會長任期之間的空隙,及他們任期的短暫,在在阻礙著有力的領導,並使衰微的趨勢更為明顯。

 

此後是兩位任期較長的總會長上任。郎瑞斯之西滿(Simon of Langres)(一三五二~一三六六)在他十四年的任期內,決心要研討修會的幾個大問題,及黑死病在修會,一如在教會本身,所造成的破壞。這種堅決的態度很明顯地使西滿獲得了一個曖昧的名聲,即成為唯一被修會罷免的總會長,雖然是無效的作法。由於他常為教宗委派的外交使命而奔波,因此無法全心全意的為修會服務,這點也許增加了別人對他的不滿。一三六○年總會議以八比六的少數差額投票罷免他。居少數的評議員聯合其他會士,向教宗英諾森六世(Innocent VI)陳情,教宗於是宣佈此項表決無效。六年後,烏爾班五世委派郎瑞斯之西滿擔任南次(Nantes)的主教,也結束了他對修會的服務。他是神學大師,外交能手,又曾任法國會省的省會長,這樣的才幹再加上他在陞遷後還活了十八年,足以顯示出他做主教實在是修會的損失。

 

幸運的是取代郎西滿的厄利亞•雷孟(Elias Raymond)在位很長。他從一三六七年被選,一直掌管整個修會,直到西方教會分裂,而修會也分裂為止。身為一個法國人,厄利亞•雷孟在一三七九年隨同他的祖國,效忠在亞味農僭位的教宗克肋孟七世。他身任效忠亞味農宗座的道明會總會長,直到一三八九年去世為止。

 

那些保持對羅馬派系的第一位烏爾班六世(Urban VI)效忠的會省,在一三八○年推選真福雷孟•卡普(Raymond of Capua)為總會長,他是聖聖加大利納的神師,也是弟子,死於一三九九年。在此同時,效忠亞味農宗座的三任總會長也相繼就任,包括一位拿坡里人,尼閣•特羅亞(Nicholas of Troia),一位西班牙人,尼閣•華拉多里(Nicolas de Valladolid),和一位法國人,若望•普伊諾(Jean de Puinoix)。他們都是生長在效忠亞味農宗座的會省和地區內的人。三位中最後一位的任期從一三九九年到一四一八年分裂結束為止。然後他辭去總會長之職,而康士坦士大公會議則以主教之職來獎賞他。

 

當西方開始分裂後,疑慮和混亂瀰漫了整個基督教界,修會也不能倖免。除了最接近當時內幕的人,其他的人實在不可能正確地判斷敵對教宗的各持一說。各國基於國家的利益來決定效忠那一個教宗。在分裂國家和邊界地區內,對於主教職和隱修院的主權要求,也都同時存有對立的兩派。像道明會在中央管理下統一的修會,同樣出現對立的情形。法國、西班牙、尼波里會省及蘇格蘭的會士,都效忠亞味農宗座,其他的則對羅馬教宗盡忠。一三八○年後,修會內竟有兩個系列的總會議和總會長。德國的會省位於一個政治分裂的國家內,就有兩個省會長,但大多數的會院都跟隨效忠羅馬的省會長伯鐸•埃格林(Peter Eglin)。當時道明會的聖人也正象徵著這世界性的疑慮。更清楚地說,就是聖加大利納和真福雷孟•卡普服從羅馬教宗烏爾班六世(Urban VI);而文生•斐瑞則用盡他的口才和學識去說服西班牙半島上的神職人員,國王,及人民,團結在亞味農教宗克肋孟七世(Clement VI)之下。

 

總會議

修會於一三七四年修改會憲,准許總會議每兩年或三年召開一次,而不需每年召開。這項更改無疑是受了當時情況不穩的影響:即修會與教宗的衝突,百年戰爭的爆發,黑死病的蔓延,和西方教會的分裂。新的規定也微妙地改變了道明會的管理制度,即增加了總會長的職權和影響力,相對的減少了總會議的權力。隨著國王在政治上權力的增長,修會的這種改變也反映出修會對其代議制度的信心正逐漸減少。下面的列表就可以說明總會議影響力的衰退。

 

總會議的總數 三○六次

十三世紀 七十五次

其他十八次在十四與十五世紀之間,是在亞味農宗座時代召開的。

十四世紀 七十六次

十五世紀 四十七次

十六世紀 二十八次

十七世紀  二十次

十八世紀   六次

十九世紀  十一次

二十世紀 二十四次(包括一九七四年的總會議)

 

雖然總會議自一三七○年後,就不常召開,但它仍然是修會統一的有力束縛。總會議提供給總會長有關修會的忠告,建議、和資料,執行他的計畫,使修會內領導人物彼此熟識,準備一致的行動,並制定新法律。由道明會的歷史看來,總會議可說是修會的溫度計。當大會定期並圓滿的召開時,修會的紀律和聖職工作就顯得朝氣蓬勃;若總會議不常召開,那跟著來的必是一段不景氣的時光。

 

自從總會議較少召開後,很多修會的工作都落到總會長的肩上了。雖然我們無法作比較,因為在存留下來的資料中,只有真福雷孟•卡普的書信是最早的,但只要看他的記事簿,就可知道曾有無數的文件送到他的書桌上。他的很多決定,原該已經在地方階層上執行了。也許教會分裂所造成的混亂時期和紀律敗壞,也是這種求助於更高權力的部分原因。

 

雖然總會長的地位因總會議的減少而更為鞏固,但他的權力仍受委任的『監護樞機』 (Cardinal Protector)所限制,這是在道明會內的一個新的現象。因為修會的堅強管理大致都採取共同負責,所以它和教宗對其他修會所採用的慣例不同,它一直都沒有監護樞機,而這是在一三七三年國瑞十一世任命樞機主教威廉•艾菲爾 (William of Aigrefeuille)擔任才開始的。監護的責任一直沒有明確的劃定,但一直在擴大中。在此後的兩個世紀中,監護的權利竟開始干預修會內部的事情,儼如總會長一樣。權力擴大的原因是由於十五世紀,會士復興派和保守派之間的衝突,以及十六世紀,教會漸走向中央集權的趨勢。但自一八八七年開始,良十三世自行擔任了修會的監護,後來的教宗也都遵照實行。

 

會省

當會省在一二九四至一三○三年之間作初次重劃分,其數目躍升到十八個。七十五年後再劃分。一三七八年的總會議將西西里島劃為會省,並預定把達瑪提(Dalmatia)也劃為會省。同年稍晚當教會開始大分裂時,烏爾班六世正式宣佈達瑪提為會省。新的會省比先前的都小,使會士間更團結,而會士與會省的接觸也更密切。

 

宣道的服務

雖然修道生活趨於低潮,但修會仍不斷地產生著名的講道家。在十四世紀的前半段,雅格•巴撒班迪(Jacopo Passsavanti)在弗羅倫斯的聖瑪利亞•諾維拉教堂(Santa Maria Novella)就執行了收獲豐盛的宣講聖職。多年來他在那兒一直是領導的會士之一,同時也是一位靈修作家,他的作品對發展義大利國語具有影響。他從一三五四年封齋期宣講裡擷取資料,而寫成《真懺悔的寶鏡》(Mirror of True Penance),此書強烈地反映瘟疫之後的動亂時期,雖然巴薩凡弟提到了由悔罪得到的快樂,但他更強調對天主的敬畏。

一三三五年文都利諾•貝卡摩(Venturino of Bergamo)在他成功的宣講工作上高峰時,曾藉宣講和領人們到「永皒t城」去朝聖,為把和平帶給義大利北部動亂的城市。這群朝聖者的隊伍無論到那堙A都因他們的熱心和苦行,而顯得極為著目。當他們到達羅馬一段時間後,這幾千人的吃、住問題越來越嚴重,文都利諾•貝卡摩卻在軟弱與驚惶中,悄悄的逃走了。這位不負責任的會士很快的又變得泰若自然了,他旅行到亞味農,希望引起本篤十二世對十字軍的興趣。沒想到這位生氣的教宗反因他不通報就闖入教宗的宮殿而責罵他,又為他在朝聖時輕率的評論,和在羅馬造成的騷動而懲罰他,把他放逐到一個偏遠的會院。次任教宗克肋孟六世在一三四三年恢復了他的自由,派他到隆巴帝宣講十字軍運動。經過一年的宣講後,文都利諾•貝卡摩參加了十字軍,並隨著軍隊到了斯美納。一三四六年,他在那兒不停地宣講,鼓勵那些被圍困的十字軍,和救護傷患。在一個月筋疲力竭的工作後,他去世了。

 

貝氏也是一位寫靈修書信與論文的作者。他和德國道明會的神祕家ics)通信,和著名的神祕家兼宣道家若望•陶略(John Tauler)是好朋友。文都利諾•貝卡摩,如同大師厄卡特大師(Meister Eckhart)、真福亨利•蘇桑(Henry Suso)、及若望•陶略等,都和隱修女密切地工作,包括給她們講道及指導。真福若望•道明尼奇(John Dominici)也是如此,他是這個世紀末的一位傑出的宣道家。威尼斯、比薩(Pisa)、弗羅倫斯的居民都曾享受他那有力的封齋期講道。他在威尼斯建了一所名基督聖體隱修女院,並寫了很多信給那兒的隱修女,討論靈修生活。

 

修會的宣講者仍繼續出版講道集和其他有關講道的作品。多瑪斯•維爾斯(Thomas of Wales)出了一本有關講道方法的重要書籍。另一位英國的道明會士若望•伯邁亞(John Bromyard)也恰好在一三五○年前完成了一部《宣道者百科全書》(Summa Praedicantium)。書中廣泛地收集了神學知識和講道的材料,按字母順序排列整理。這對宣講者來說真是一本可貴的資料。史學家現在也發現這本書對研究十四世紀的宣講和文化,是非常重要的。

 

十四世紀末,都柏林(Dublin)的總主教費茲拉(Fitzralph)又重新展開攻擊會士的聖職工作,正如一個世紀前教區聖職界所做的一樣。他把他的控訴帶到教廷。儘管他是一位很有才華的演說家和作家,也無法使修會與教區聖職界之間原有的基本關係有所改變。

 

學術與神學研究

修會進入創立後的第二個世紀時,的確可為其學術的成績和神學家的卓越表現而感到驕傲。修會一直很賞識聖多瑪斯.亞奎那。在他生前,修會就重視他的學說;在他死後,更為他的作品辯護。十四世紀初期,修會更堅決地站在支持他的學說的一邊。這是因為在一三○七至一三○八學年間,受了杜蘭德(Durandus of St. Poursain)的刺激所致。杜蘭德是道明會最有天賦的會員之一。雖然他是巴黎的神學論集的學士(Bachelor of Sentences),但他的見解卻顯著的不同於聖多瑪斯。一三○九年的總會議很明顯地反對杜蘭德,要求所有的講師和副講師都依據聖多瑪斯的學說授課,也要求學生勤謹地研讀聖多瑪斯的作品。誰不服從,就必「遭到嚴厲而迅速的懲罰。」一三一二年杜蘭德取得了碩士學位,一三一三年教宗克肋孟五世就在封齋期前委任他到教廷大學任教。那年的總會議更加堅定地支持聖多瑪斯學說,並命令所有的會士不得在教學時,「提出任何相反公認屬於聖多瑪斯的學說。」講師也奉命要講授他的一部分作品。總會議要求省會長看好講師的工作,如果有人違背命令,就立即將他辭退;總會議也恢復了十三世紀書籍檢查制度的措施。次屆的總會議將監督講師和學生的責任委託給在學會士的導師。

 

修會採取這些措施,不只是為了維護聖多瑪斯學說,而更因為修會感覺到杜蘭德的論調已危害到教會的教導。一三一三年總會議的準則規定,講師在有關信仰和倫理的事上「不得提出任何相反教會聖師們的共同意見」,除非是為了駁斥其邪說。杜蘭德受到攻擊後,的確改正了他的一些偏激的看法。

 

不少能幹的學者屬於聖多瑪斯的弟子,他們學識的穩健與深度,以及對老師的忠實都足與杜蘭德相抗衡。其中首推賀斐•耐德瑞(Herve de Nedellec),他在一三一八年就任總會長。他和杜蘭德進行了一場持續二十年的神學論戰。其餘尚包括若望•拿坡里 (John of Naples),伯鐸•巴魯(Peter of la Palu),羅若望(John of Lausanne),雅格•維特堡(James of Viterbo),威廉伯鐸•高定(William Peter Godin),和阿曼•貝陪茲(Armand of Belvezer),幾乎每一個人都參加和杜蘭德的筆戰。

 

修會也採取了措施,使研讀得保持著效率的高峰。一三○五年的總會議將注意力集中在修會的學院組織,及頒布對學院的指示。一三一三到一三一五年的總會議公佈了對學生及教授的詳細指示。它們調整了分派到各學院的學生名額,規定了教授的任命及教課。為了確保各學院充分發揮其效能,它們也訂定了課程規章,保護學生的權利和特惠,制止學生作無關的活動,供應他們書本及衣服,大會並要求各會院充實或設立圖書館。

 

杜蘭德事件並不是道明會士在這幾年來唯一操心的神學事件。總會長巴納伯•嘉諾利(Barnaba Cagnoli和其他神學家就曾堅決反對教宗若望二十二世。因為教宗當一位神學家身份所提出的錯誤見解。若望主張那些在聖寵中而去世的人,在未接受公審判前不能享見天主。多瑪斯•維爾斯(Thomas of Wales勇敢地站出來反對。他在教宗若望的駐居地亞味農作宣講反對教宗的意見,致使他在教廷監獄內消磨了若干年。

 

在此時,與鄧思高(Duns Scotus)的弟子之爭論也開始了。思高是和杜蘭德同一時代的一位方濟會士。他也新創了一套神學系統,而其最大貢獻在於建立了一項原理,使神學家得以推展聖母無染原罪的教義。道明會的神學家,除了少數例外,都向思高的種種學說挑戰。幾世紀來他們一直反對聖母無染原罪的教義,因為他們認為聖多瑪斯就不贊成,所以他們一直和越來越多接受此教義的神學家和教友進行一場失敗的論戰。後來就連西班牙的道明會會省也都支持此教義。雖然如此,道明會的立場對此教義的推展還是重要的,這也可說明教義通常是如何被確定的。他們要求那些支持此教義的人常常反省他們的立場。聖母無染原罪始胎所列出的某些問題,幾世紀來一直沒有適當的解答,直到一八五四年作了信仰定斷後才完全解除。

 

修會及其神學家在杜蘭德、享見天主、和聖母無染原罪等之爭論上所採的態度,正表示修會已發展它的自覺,即在教會內它負有教義的使命。

 

雖有上述教義上的活動,但修會的智識生活卻因士林學派的衰微及修會清規的敗壞而面臨困難。道明會的學校和學者都遭到黑死病的破壞。本世紀後期,在學校方面所做的努力又因西方教會分裂而受阻。也許這些事實可以解釋為什麼聖多瑪斯學派原曾激烈反對杜蘭德及其他敵對學說,而卻沒有認清唯名論(Nominalism)所潛藏的危機。至於教會本身對這個由威廉•奧坎(William of Ocham)所領導的新思想學派,也沒有正式的譴責。十四世紀末期,巴黎大學已成為唯名論的主要根據地,而在十五世紀時,此學說在德國的大學內更佔了重要的地位。一位英國道明會士多瑪斯•荷格(Thomas Holcot)也受其影響,另一位英國道明會士多瑪斯•卡拉洪(Thomas Crathorn)則完全接受此學說。直至下一世紀初期,才有若望•卡佩奧(John Capreolus)為第一位聖多瑪斯學派神學家起而向唯名論挑戰。

 

德國道明會的神祕家

在十四世紀,就像在其他動亂及磨難的時期一樣,人們都指望精神領袖能給他們希望和指引。隨著教宗與國王間冗長的衝突而來的分裂、鬥爭、和戰爭,使得善良的心靈轉向祈禱和悔罪,因為他們認為這是解決當代難題的方法。神祕主義於是在萊茵河上下游的山谷地區盛行。盧部克(Jan Van Ruysbroeck)領導在荷蘭的運動,而在德國則由道明會士提倡。

 

修會之默觀化的使徒生活,目的在於與天主作密切的結合,這本身就孕藏著神祕主義。從歷史上看來,道明會的宣講和教學,曾使會士和那些渴望在生活中與天主合一的人結合在一起,這些人包括神父、隱修女、教友、和「貝亞貞」[6] ()。道明和若堂建立了道明會士和隱修女之間的關係。柯享利(Henry of Cologne)、利西格(Siger of Lille),以及史華特(Walter of Strassburg)分別在根特(Ghent)、里耳、和德國曾為那些虔誠的婦女們工作。聖猶利安納(St. Juliana of Liege)主要地靠道明會士的支持,才得提倡聖體詹禮。亨利•哈勒(Henry of Halle)以及其他會士與兩位著名的神祕者,聖潔如(St. Gertrude)和聖梅蒂(Saint Mechtilde)曾密切地合作,使得在赫福塔(Helfta)的熙篤隱修女院內興旺著對耶穌聖心的敬禮。

 

十四世紀的德國神祕家就是繼承這種與虔誠教友合作的傳統。雖然尚有其他人屬於德國的神祕運動,但以道明會士為翹楚。神祕運動源自聖大雅博及其弟子。厄卡特大師(卒於一三二七年)為此運動的理論家;若望•陶略(卒於一三六一年)為宣講家,而真福亨利•蘇桑(卒於一三六六年)則為詩人。一大群名為「天主之友」的修道者和教友聚集在這些領導人之下,為靈修的更新而祈禱和工作。這派的神祕主義稱為理論派,因為它想要探求人在聖化及與天主合一方面的深度。這在厄卡特大師的作品中尤為明顯。他和若望•陶略以及真福亨利•蘇桑的著作都是德國神祕主義的不朽傑作。真福亨利•蘇桑之《永恆智慧的小冊》是中世紀最為人喜愛的作品之一,也是不朽的古典作品。此外在七個隱修女院內分別寫出的一連串著名的傳記和編年史,作證當時在道明會隱修女中盛行著熱烈的神祕生活。

 

一三二九年,即厄卡特大師死後約一年,教宗若望二十二世從他作品中列出十七項陳述判為異端,並把其他十一項主張視為輕率及異端嫌疑。厄卡特大師自信善意和無辜,在他的辯護中花了太多時間強調其學說的正統性,而忘了辯護自己的學說。他那表達很差的辯護,加上人們不從上下文去判斷一項學說的非科學方法,可以解釋為什麼神學家們會把一位從來不想講異端的神學家,把他的學說和紀念都放入懷疑箱內。

 

厄卡特大師常用方言來討論一些深奧而難懂的概念,希望能藉此把他自己很深的經驗和反省的結果傳給別人。他曾用強而有力的風格,配上德國語言的精神,寫出了在那個時代無可匹敵的散文,而常久地影響到德國的語言。當時的德語還在發展中,所以無法適當的傳達有關天主及心靈的深奧理念。事實上這些理念也是任何語言都很難表達的。厄卡特大師常自創新字,或適用拉丁成語,來表達他的意思,有時也使用似非而是或誇張的說法,以達到他的目的。此外,有時他的聽眾不正確地記錄他的話,更有時他自己也不是表達很清楚,所以我們無需驚訝他的一些論說會引出汎神主義和寂靜主義的解釋。一個有辨別能力的讀者,或是一個參考註解的人,才能由他的作品中獲益。

 

德國的道明會士並非獨佔了靈修作品和神祕運動。在義大利也有一群作家興起。在本章前面我們已提過巴薩凡弟和文都利諾•貝卡摩,而屬於第三會的聖女加大利納•瑟納,是這些人中最偉大的。就以人的眼光來論,她個人的聖德勝過德國的神祕家。而她的作品-《對話錄》(Dialogue),她的祈禱詞,她的書信等之完美性都遠超過她的同胞。她的作品都含著豐富的道理。

 

聖加大利納是一個真正的道明會士,她做了很多慈善工作,尤其是照顧病人,指導她那群不斷成長的弟子們,並盡力為托斯坎納地區鄉間敵對的家族尋求和平。她深深的關切教會的公益和改革,她調解弗羅倫斯與教宗國瑞十一世的對立,促使教宗最後從亞味農返回羅馬,並盡其全力去癒合那在她去世前兩年就爆發的西方教會的分裂。她為苦難的教會而悲痛,自願為她獻上身心。一三八○年四月二十九日,她在弟子們的圍繞下死於羅馬。她的聽告解神師真福雷孟•卡普所寫的《聖加大利納傳》,和一些短篇作品,都記載了聖加大利納的使徒工作和神祕經驗。教宗碧岳二世(Pius II)也是聖加大利納的熙納城同鄉,封她為聖女。教宗碧岳十二世將她和聖方濟(Francis of Assisi)並列為義大利的主保聖人,教宗保祿六世宣佈她為教會的聖師。

 

精神與清規的衰頹

修會在成立後第一個世紀末期,便進入一個衰微和敗壞的危機,而後造成修會精神和清規的普遍崩潰。這個危機是來自繁多的問題,這些問題已成為那個時代的特徵,嚴重地傷害到教會和所有的修會。此外,在此世紀中葉(一三四二~一三五二年),四位總會長的任期都很短,使得修會在此危急時刻缺乏穩固的領導。修會的理想開始與修會本身背道而馬馳。嚴格的清規,絕對的貧窮,宣道的服務所需的無止境的研讀,這一切都要求一股時時更新的熱誠。初期會士因著他們的獻身和精神所能做到的,十四世紀的會士卻無法做到了。由默觀化的使徒生活所帶來的緊張,為那些缺乏堅強動機和熱誠的會士們,是無法解除的,反而成為一股破壞的力量。

 

衰微的跡象約在一二九○年開始出現,約在一三二五年已顯著惡化,一三四八到一三四九年的黑死病過後,更達到了惡化的顛峰。三十年後,教會因大分裂所造成的普遍混亂,使得那些問題更難對付了。修會為了解決問題,做了一次勇敢的嚐試,總會長的訓諭和總會議的準則與訓誡都指向攻擊那些盛行的弊端。自一三二五年之後,準則和訓誡在數量和範圍上都增加了。在此世紀中葉時,這些已變得很冗長了,每張紙上都印滿了對修會生活、研讀、和聖戰的規定事項。

 

我們若比較穆紐•撒穆拉(Munio de Zamora)和賀斐•耐德瑞(Herve de Nedellec)的訓諭,就可看出衰微的情形了。穆紐•撒穆拉(Munio de Zamora)在其一二八五年發表的訓諭中,要求一個更完全的神貧生活,更注意默靜,以及更喜愛會士的小室。在另一封書信中,他斥責懶惰並要求會士更盡心於讀書。四十年後(一三二三年)賀斐•耐德瑞(Herve de Nedellec)除了提高團體生活的美德-愛德、平安、謙遜、自願的神貧,以及生活的純潔外,並要求會士們盡力於讀書和宣講聖職,同時更命令長上處罰那些不守法或無禮的會士,因為他們的生活不符合會士的要求。他願意親自對付那些想要把修道生活的軛拋開的會士們,以及對付那些藉外人幫助、野心謀取更高職位的會士們。賀斐•耐德瑞(Herve de Nedellec)的語氣,和他所討論的問題,足以顯示從穆紐•撒穆拉(Munio de Zamora)時代到此時,其改變與敗壞的情形了。

 

賀斐•耐德瑞(Herve de Nedellec)在寫這些事時,修會加速衰微的情形已很明顯,及至二十五年後,在黑鼠疫肆意橫行之後,統計數字也許可更有力地說明。在弗羅倫斯有八十名道明會士死亡,在比薩有四十名,盧卡(Lucca)有二十名,瑞士巴塞爾(Basel)有十一名。在弗羅倫斯地區雷波里(Ripoli)之聖雅格隱修院內有一百名隱修女喪生。法國普文斯會省損失了三百七十八名會士。據說一位南法會士,威廉•賈利爵 (William of Garric)在埋葬了卡卡桑(Carcassonne)所有的方濟會士和他自己的會昆之後,他自己也掉入墓穴內死了。那些嚇壞了的會士,也像城市人怕被傳染,都逃到鄉間一樣,捨棄了他們已被傳染的修院。這個瘟疫再度發生時,尤其在一四○一年間,亞味農宗座區內竟死了一千一百名道明會士。

 

黑死病過後,留下的是空的會院和飽受蹂躪的會省。要重建修會的團體生活,必須要有極大的力量和明智的決策。而當時所有的修會都犯了兩個嚴重的錯誤,他們想要使所有空的會院都有人住,因而把人員分的太散。其次他們招募那些年輕且沒受過什麼教育的男孩為會士。這些男孩都非常的不成熟,以致在修會清規上必須給他們很多的豁免,而當他們年紀較大時,這些從小就修道的會士已習慣於舒適的生活,誰也無法對他們做較嚴格的要求了。

 

修會的絕對神貧禁止修會擁有財產和固定收入,但在實行上遭到的困難正是修會衰敗的主要原因之一。絕對的神貧適合在一小群細心、成熟、且受過訓練的宣講者身上實行,但當修會的人數增到幾千人時,問題就大了。十四世紀時,各會院開始擁有財產、租金、年金、和固定的收入,他們也獲得磨坊、農場、房屋、和捐贈的財產。十三世紀時,當信友的慷慨奉獻已無法跟上修會增加的人數和擴展的課程時,會士就無知的開了這個先例,因為他們需要更大的建築物,更好的書,更多的收入,來照顧這一大群年輕又缺乏訓練的會士。而在某些地方,會士們就眼睜睜的看著他們的精神敗壞,因為他們在一個富有的施主幫助下,大膽地建造一些規模大且花費多的教堂、會院、和建築物。

 

這些在城市獲得的財產也引起外在的問題。因為市政府和市民常會為失去那些本可收稅或繼承的財產,而感憤恨不平,所以他們就處處約束會士。在某些地方,他們會聯合抵制或阻擋會院的工作。史特拉堡Strassburg和科隆甚至逐出這些修會團體,直到向他們取得妥協為止。政治上的衝突也使神貧的理想更難實現。當道明會士保持對教宗效忠,宣講教會對巴伐利亞皇路易的懲罰時,那些忠於皇帝的城市就禁止市民賙濟會士,要不然就把會士逐出境內。例如在康士坦(Constance)和史特拉堡地方,真福亨利•蘇桑和若望•陶略的會院就遭到此種待遇。

 

當修會覺得愈來愈難照顧會士時,會士們就開始獨立謀生。他們請求他們的父母、朋友供給書本、會服、和日常所需。但當會士們得到遺產、禮物和年金後,他們就在這些東西內尋求舒適和安全感,於是弊端開始產生。虛榮心首先在服裝上作崇。會服要用較好的布料,較寬的剪裁,而且時常要加上一排排的扣子、寬的袖口、褶子,有時還有下擺來做裝飾。有收入的會士預先在宿舍中佔好地方,把小房間變成大房間,或建一些有私人通道的公寓,不論僕人、朋友、或女人都可以進出。就算小房間也很奢侈的裝飾,而成為他們無意義又長時間的消遣場所。有才華的會士就努力爭取講道大師的榮銜,並獲得神學大師的學位,但這一切都是為了名譽、特權和額外的津貼。於是舒適的生活隨著鬆散的紀律和疏忽的學業、進入了道明會的會院。一三五○年後,會院的歌咏席、餐廳、教室被棄置不用的機會,就像以前使用的機會一樣多了。只有那些無法充裕供應自己所需的窮苦會士,才會到餐廳去用飯。到最後,商人乾脆把小貨車開進餐廳中,把貨品賣給那些買得起的會士。此時,大齋和小齋已成為歷史陳跡,各種寬免反而變成正規。團體生活已完全崩潰,取而代之的是個人的私生活。這就是一三五○年後修會內許多會院的情況,而造成這些情況的原因早已開始了。

 

若望•伯邁亞在他的《宣道者百科全書》中,藉著一個懶惰的會士的口,表現出修會精神的衰微是如何打擊聖職工作。「我希望平靜地生活在會院內,看書及唱歌。我不想為這個世界而變得匆忙,因為這樣會有很多令人勞累的工作跟著而來,像聽告解和使徒聖職的責任,此外還有為了祈求別人的施捨所受的羞辱和辛勞。」義大利宗教改革的領袖,真福若望•道明尼奇(Bl. Giovanni Dominici)描述了最壞的情況,也許有些誇大,但的確也揭穿了弊端的所在和補救的方法。「首先讓他們搬出不必要的房子,再實行團體生活,放棄社交上多餘的東西,不要在教廷內為私人利益而花錢。然後,像道明一樣,讓他們兩個兩個的出去宣講和請求別人的施捨。」

 

第一次改革的嚐試

突斯卡尼的會士在一三○○年後不久,做了一個維護清規的嚐試。他們的綽號叫精神派,因為他們和方濟會那些提倡按字面固守方濟的遺囑和會規的團體相彷彿。他們受到一三一二年的總會議及羅馬會省的幾屆省會議之注意。雖然他們沒有過度的強調神貧,但顯然地他們陷入於不為人們接受的立場,而這個運動不久也就消失了。一三六九年開始了一次正式的改革。這是由羅馬會省的會長,也是總會長的義大利代理人,德范•賴孔比(Stephen Lacombe)所倡導的。但因他在一三七八年擁護亞味農宗座,使他所有的努力都白費了。

 

聖加大利納和她弟子的影響導致有第一個持久且成功的改革運動。當真福雷孟•卡普在一三八○年成為隸屬羅馬宗座的修會總會長時,他們的機會就來了。卡普在做視察時,發現到處都有真心為天主服務,且願按會憲所定的清規來侍奉天主的會士。在德國,康拉•普洛士(Conrad of Prussia)已經在這種人中取得了一個非正式的領導權。一三八八年雷孟•卡普到此地視察時,就把科馬爾(Colmar)的會院交給康拉,讓他去進行改革。

 

雷孟•卡普的下一步就是要把在德國所做的普及到各地。在一三八八年的總會議同意下,他發出一份通諭,要求所有的會省都建立一座嚴格遵守清規和行乞神貧的會院,一旦這些會院陶成了會士,卡普•卡普就要分派他們到其他會院去,希望藉此方法改革整個修會。次年六月他委派康拉•普洛士作科馬爾和兩座隱修女院的總會長代理。這時已有三十個會士在康拉的管轄下,而且革新進行得很順利。一四七五年時,工作已近完成,德國大部分的會士都已接受改革,也有足夠的力量去控制省會議和選舉省會長。這是第一個自行革新成功的會省。會省中一些未改革的會院就被安置在他們自己的總會長代理人之下。真福若望•道明尼奇也在義大利展開了改革。他把清規引入威尼斯、奇奧幾亞(Chioggia)、和卡斯特羅城(Citta di Castello)的會院內。他建立威尼斯的基督聖體隱修女院,並鼓勵在比薩隱修女院內的真福佳蘭•甘巴股達(Clara of Gambacorta)和真福瑪利亞•曼西尼(Maria Mancini)進行革新。

 

改革後的會院和其總會長代理人仍繼續受所屬省會長的管轄,但卡普把很多事項置於省會長的轄權之外,而把決定權保留給他自己。這樣的作法後來造成改革的會院自成一個團體。這不是卡普在原先的計畫中想要造成的,而是那些阻礙並反對改革運動的會士們使其成為必然的趨勢。雖然有種種的反對,但改革的勢力仍不斷增強。卡普死後半個世紀,據若望•尤天豪(John Uytenhove)的估計,在羅馬、倫巴帝、西班牙、阿拉岡、德國和薩克森的會省內,已有兩百個改革的會院和隱修女院。

 

雷孟•卡普的改革計畫比早先的革新辦法要優越得多。以前他們常藉懲罰和法律來應付清規的問題,衰頹的愈快,法律就愈多。但會士根本就不曾把這大批的禁令、威脅、和懲罰,充滿著總會議公報的篇幅,當為認真的一回事。如果他們當為認真的話,這些法令就不會一年又一年的重覆且增加了。在此世紀的初期有胡郭•包賽曼(Hugh de Vaucemain(Hugh of Vaucemain)、中期有慕若望,他們都曾朝卡普的方向摸索及嚐試過。胡郭•包賽曼(Hugh de Vaucemain)曾計劃把初學修士集中在初學院中,給予更好的訓練,而若望則想把巴黎建設成一個讀書和修道清規的訓練中心,以便在他們完成訓練回到自己的會院後,就可做一個好的酵母。但他們的計劃都沒有達成。計劃本身很好,但因為他們把太多的責任只擺在年輕的會士肩上,而無法排除那些改革者日後所要遭遇的反對。卡普的計劃在某個程度來講,也有一點過度理想化。就是在各方面的合作下,改革也不能像他所預期的進行得那樣順利,那樣好。但他的洞察力已使他知道,更新和改革是無法由法律制定的,唯有會士們在強烈的內在力推動下,自願按照會憲和會規去生活時,才有可能改革。他尋求重新肯定修道生活,並重建修會聖職工作的默觀基礎。

 

修會的十四世紀是一個很人性化的世紀,不但有輝煌的成就,也有震驚的缺憾。會士們尋求阻止衰敗及更新道明會生活的那一股熱忱,甚至有時也是聖德,可說彌補了他們的缺點。神祕家的祈禱,學者的著作,宣講首的講道集,和改革的發起,這些都指向修會所潛在的巨大力量,而這股力量卻來自修會的不朽的使命與理想。德國神祕家的興起以及婦女們的聖德,例如聖加大利納、真福佳蘭•甘巴股達、真福瑪利亞•曼西尼、德國隱修女院內的修女,而在男士方面:例如真福亨利•蘇桑、真福雷孟•卡普和真福若望•道明尼奇等,他()們都發揚了修會的活力和充裕了精神力量的水庫,即使在混亂和衰微的時期,人們仍舊可從中汲取所需。

 

第五章  十五世紀-修會的生活與工作

 

道明會懷著頗大的希望邁進了十五世紀。堅定的改革運動正在進行中,西方教會的分裂也即將結束。只要這分裂存在一天,修會就必會受其阻礙,所幸這個傷口很快就癒合了。

 

教會的分裂、監護樞機的委任、和每三年召開一次的總會議,都對總會長的權力和總會辦事處的發展,以及總會長在羅馬的駐居有所促成。這些改變早先就開始了,而在十五世紀才臻於成熟。原來總會長除了視察旅行,習慣上都住在教宗定居的地方。真福雷孟•卡普(Bl. Raymond de Capua因忠於羅馬宗座,所以在教會分裂之初,就選擇了羅馬的聖瑪利亞•米諾華會院(Santa Maria sopra Minerva)為其居所,此會院於是成為總會長永久的住家。真福雷孟•卡普的登記簿是第一部由總會長存留下的書信記錄簿。在此簿中,他的秘書把他寫的信之摘要、有時是全文完全地記載下來。此後是一段空白,直到十五世紀的最後二十五年起,才又收集了為登記簿。這表示由於總會長居所的固定,使得檔案得以保存,總佐制也得以發展。從修會初期,總會長就已有一位諮議員、一位秘書、和一位輔理修士作為助手。總會長定居於羅馬後,向教廷接洽事務的總代辦(Procurator Generalis)也加入了總會長內閣。

 

在此世紀之初,修會開始採用了一種會徽,這算是一個小創新。會徽稱為「披衣盾牌」,以敞開的披衣襯著白底面為圖案,通常在披衣下還有聖道明的小狗。從本世紀末起,這種會徽一直印在修會的書籍的內封面上,直到二十世紀時才被另一種「百合盾型」會微徽所取代。徽章本是軍人或貴族用的,而修會加以採用,這顯示出修會自我意識的增強,但也可能是一種自負感的發展。

 

總會長

十五世紀的十二位總會長都是能幹的人,雖然其中有三位任期都太短,以致我們只能從他們早期的生活中看出他們的才能。如一四五○年的伯鐸•駱(Pierre Rochin)只做了二十五天的總會長,一四五一年的若望•弗拉莫傑蒂(Guido Flamochetti)在任二十六個月,一四八六年的巴納伯•桑順尼(Barnabas Sansoni)任期只有一個月。而多瑪斯•巴卡羅尼(Tommaso Paccaroni da Fermo)(一四○一~一四一四),良那多•達笛(Leonard Dati)(一四一四~一四二五),和巴多祿茂•德傑爾(Bartholomeo Texier)(一四二六~一四四九),三位的任期合起來將近有五十年之久。另外還有六位總會長,其中瑪爾俠•奧里貝略(Marcial Auribelli)曾兩次擔任總會長。

 

雖然一四○九年的比薩大公會議想要解決教會分裂的問題,但卻因選舉了第三個教宗亞歷山大五世(Alexander V),而使情況更惡化。然而他的獲選也造成修會的重合。原來隸屬亞味農宗座區的總會長若望•賓諾瓦(Jean de Puinoix)發現只是一些效忠亞味農的國家內之會士是屬於他的管轄,如西班牙、阿拉岡、和蘇格蘭。而隸屬羅馬宗座方面的會士也只是部分的德國、義大利、和那坡里王國。羅馬教宗國瑞十二世(Gregory XII)為這些忠於他的道明會士委派了一位「總會長代理」(Vicarius Generalis)。此時大部分的會省卻都團結在巴卡羅尼的領導下,而因為他在比薩大公會議前是屬羅馬宗座的總會長,現在卻是屬比薩宗座的總會長,所以教會的分裂在修會內所造成的傷口就可由他來開始癒合了。

 

良那多•達笛(Leonardo Dati)是在一四一四年,即康士坦大公會議召開的那年,被選為總會長的。因一四一七年,大公會議選舉了一位普遍公認的教宗馬丁五世(Martin V),解決了分裂的問題,所以良那多•達笛(Leonardo Dati)此時的工作就是要使修會再度合一。和他對立的屬亞味農宗座的若望•賓諾瓦(Jean de Puinoix)總會長也辭去了原有的職位,被調陞為主教。

 

巴多祿茂•德傑爾(Bartolomeo Texier)總會長是一四二六年,在一個不尋常的妥協情況下被選的,但他的任期卻比較在他之前的任何一位總會長都長。在他二十三年的任期內,修會恢復了很多早期的活力,修會的神學家分別在巴塞爾和菲拉拉-弗羅倫斯(Ferrara-Florence)的大公會議上都佔有傑出的地位。而且有一百多位道明會士被升為主教。在巴多祿茂•德傑爾(Bartolomeo Texier)的鼓勵下,修會的改革有了動力,也更為團結

 

瑪爾俠•奧里貝略(一四五三~一四六二)因寫了有關聖文生•斐瑞的日課經,因而享有不朽的名聲。聖文生•斐瑞在一四五五年被教宗加立篤三世(Calixtus III)封為聖人。瑪爾俠•奧里貝略用一種離合詩句的方式來指明自己是作者,就是把第一晚禱讚美詩的每一詩節開頭那個字的第一個字母拼起來,就成了「瑪爾俠•奧里貝略撰」(Marcialis Auribelle fecit)-。他是唯一的二度擔任總會長的人,任期合起來有總共有十七年。他之所以如此特殊,是因為他曾經歷很不愉快的日子,即在一四六二年被教宗碧岳二世免職。沒有人知道為何教宗碧岳採取這行動的理由何在。但在教宗碧岳死後,瑪爾俠•奧里貝略於一四六五年復職時,所發表的第一篇通諭堙A曾強烈的暗示那是個不公平的事件,也許瑪爾俠•奧里貝略與道明會在隆巴帝的改革派之間的緊張關係,是一重要因素,所以此一事件的根源應是意見不合,而不是不公平。因為瑪爾俠•奧里貝略一直有力的維護他的權利,但改革派卻漸漸傾向於半獨立,而在一四五九年從教廷獲得了他們所需要的一切。雖然瑪爾俠•奧里貝略很支持改革,但他不是一位狂熱的改革者,在他任內也曾賜給隆巴帝改革派很多重要的特權。

 

康拉•阿斯笛(Conrado de Asti)繼任了總會長的職位(一四六二∼一四六五),他原先是改革會士團的代理總會長。他和瑪爾俠•奧里貝略有同樣的命運,在他上任三年後就被迫放棄總會長的職位,好讓他的繼位人復職(一四六五∼一四七三)。瑪爾俠•奧里貝略在一四六五年復職時,教宗保祿二世宣佈給予修會完全的自由去處理內部的事務。於是,就如一四六五年總會議的說詞「為合理的緣故」,要康拉•阿斯笛停止行使職權。這位總會長別無選擇,只好辭職。總會議便全體一致重新選舉瑪爾俠•奧里貝略為總會長。康拉•阿斯笛平靜地度過了他的晚年,顯然沒有心懷怨恨。瑪爾俠•奧里貝略就沒有這麼寬的胸懷,在他復職的通諭中,很激烈地表態他的感受和遺憾。

 

瑪爾俠•奧里貝略在其復職期間,又於一四六八年經歷另一次不幸的遭遇。由於一個義大利黨派發動陰謀罷黜他,使得教宗保祿二世將其停職。而委任郎那多•曼隋弟(Leonardo de Mansuetis)為代理總會長,並派一個陪審團去調查此案。修會為此付出的代價是一四六八年的總會議被宣佈為無效。這屆總會議是教宗在認知代理總會長以違反會憲的原則主持大會時,宣佈予以作廢的。瑪爾俠•奧里貝略在停職三個月後,被洗清罪嫌,繼續管理修會達五年之久。

 

郎那多•曼隋弟(一五七四∼一四八○年任總會長)是羅馬會省的前任省會長,在他當選總會長時,也正擔任教宗宮廷神學顧問,他確是一位學識淵博的人士。他和著名的西班牙神學家,後被封為樞機主教的若望•多凱馬達(Juan de Torquemada)、和名人馬吉利•費斯諾(Marsilo Ficino)、以及和其他當代的哲學家、人權主義者都有書信來往。他去世時,把他的圖書遺贈給他家鄉貝魯加(Perugia的會院,內藏三百二十三卷手抄本及一百三十一本古版本的書。也許是受了選舉他的總會議之委託,郎那多•曼隋弟向教宗西斯篤四世(Sixtus IV)請求,把修會傳統的貧窮願改為可以擁有財產。這項請願於一四七五年六月一日被批准。某些史學家認為,這個新制度解決了自十三世紀末以來就一直存在的行乞貧窮生活的問題,也為修會開拓了一個新的紀元。

 

接下來三位總會長的任期合起來也只有短短的五年。撒弗•卡瑟達(Salvo Cassetta)掌管修會兩年三個月(一四八一年六月十日到一四八三年九月十五日)。巴多祿茂•郭馬修(Bartholomew Comazio)的任期比他還少十個月。他在一四八四年十月十日當選,但在貝魯加看護疫病患者時也病倒了,死於一四八五年的聖道明慶節日。桑順尼從一四八六年六月二十九日就任至七月二十九日。

 

華敬•多里安尼(Joachin Torriani)(一四八七~一五○○)在任時結束了這個世紀。他是一個博學的人,精通希臘文與拉丁文,在擔任總會長職務之前,曾任義大利北部會省之省會長多年。雖然他不是任何改革團的一員,但他生活的簡樸卻是出名的。只要有生活最簡單的所需和一日一餐,他就滿足了。就是當了總會長,他還是繼續這種苦行生活。有他任期快結束時,有了一次很不愉快的經驗,就是必須在業羅尼默•撒文納羅拉(Girolamo Savonarola)及其同伴被執行死刑時,前去脫掉他們的會服。

 

自由的減少

在十五世紀時,修會不再像以前享有那樣多的自由。首先,監護樞機開始扮演一個更活躍的角色。其權力發展到極高的限度,以致自一四七八到一五一一年,奧利維•卡拉發(Olivero Carafa樞機任監護時,實際上他已成為第二位總會長了。從一四八六到一四九○年間,卡拉發曾三次像代理總會長一樣,以全權管轄修會。他利用職權以促進修會的改革,其動機尚可作為會憲自由之減少的辯護。未改革的會士在總會長和省會長的管理下,用他們的力量去阻止改革。當卡拉發擔任監護時,改革及未改革會士間的對立到了最高峰,以致只有外人才能使修會從傷害的分裂中拯救出來。

 

教會對修會的監督曾以多種方式表現出來。雖然以前曾有一些先例,但選舉總會議在羅馬召開的慣例卻是在本世紀後半段才開始的。一四五一、一四七四、一四八一、和一五○一年的選舉總會議都是如此的,其中後三次是與監護樞機任主席有關係。教宗的另一條影響途徑就是代理總會長[7]。當總會長出缺時,由代理人管理修會。教宗故意忽視依照會憲應該擔任此職的代理,而另外提名一位代理,這幾乎等於任命他所屬意的總會長候選人。這種情形在本世紀中發生過四次,如一四七四年當選的曼修提、一四八一年的撒弗•卡瑟達、一四八四年的巴多祿茂•郭馬修、如一四八七年的華敬•多里安尼。一四八六年,教宗原想為德鐸省會長,雅格•史德巴(James Stubach)謀取總會長之職,但並未成功。相反的,桑順尼當選了,至於一四八一年的選舉又說明了另一種型態的影響。當時教宗西斯篤四世接見了有選舉權的人士,並向他們保證在選舉時可有絕對的自由,但又宣稱如果他們選撒弗•卡瑟達,那他將會非常高興,於是他們未經投票,就以口頭表決選舉了撒弗•卡瑟達。

 

還有一種更曖昧的情況,就是任命投票代理人以代替缺席者。這個出自某些會士的主意,原是因西方教會的分裂,分裂使得每個宗座區內有選舉權的會士都減少了。真福雷孟•卡普(Bl. Raymond de Capua)死後,會士向教宗伯尼費九世(Boniface IX)請求特權,可有投票代理人以代替那些效忠亞味農宗座的會省。伯尼費批准了這項請求。但當代理總會長巴卡羅尼指出這是有違會憲的做法,會危害修會的合一時,教宗又取銷了此特權。但一四二六年時,當事人就不是如此明智了。那時總會長之職空缺,教宗馬丁五世就委任多瑪斯•瑞諾(Tommaso de Regno)為代理總會長,並給他任命代理投票人的權利。當選舉計票時,一場爭論爆發了,原因是他們發現代理投票人都選芮多瑪斯,如果不計算這些人的票,當選者應是路易斯•華拉多里(Luis de Valladolid)。為了平息爭論,兩位候選人都退出了競選。總會議於是委派他們推舉一位總會長,他們就推舉了巴多祿茂•德傑爾(Bartolomeo Texier)。一四八四年時,代理投票人再度出現。那年的五旬節召開的總會議,就因他們的出現而引發一場爭鬥,使得教宗西斯篤四世(Sixtus IV)下令所有參與總會意的會士都要通通回家。後來教宗提名的候選人巴多祿茂•郭馬修在同年十月被當選為總會長。他是一位積極的改革者,曾是教宗委任的代理總會長。一四九一年時,華敬•多里安尼當選總會長,但他並沒有利用委派代理投票人的權利,這表示這種不合宜的實驗已結束了。

 

會省

會省的行政組織在本世紀內有些小的改變。一四一○年前,省會議都是每年召開一次,但在這一年總會長被授權允許他們為了正當的理由可兩年召開一次。十三年後,會憲稍有修改,准許省會議自行決定是否每年或每兩年召開一次。一四○七年有了另一個改變,即神學大師成為省會議的會員。這是一個終身的特權,這些大師並不必被團體選出的代表議員,所以這些人能獲得何等資格,表示修會已經不像不像之前遵循傳統的民主了。

 

會省的數目因加上葡萄牙和蘇格蘭,增至二十二個。當教會分裂爆發時,葡萄牙籍的道明會士加入他們同胞的行列,繼續效忠真正的教宗烏爾班六世(Urban VI),而西班牙會省的其他會士則忠於亞味農的克肋孟七世(Clement VII)。因此,教宗馬丁五世(Martin V)在一四一八年批准了這種分割,而使葡萄牙獨立為一個會省。蘇格蘭脫離英國會省而獨立則是一四八一年的總會議決定的,總會議並委任了首任省會長。由於新會省的距離遙遠,所以必須給它某些特許,這為修會與下一世紀將在「新世界」建立的海外會省的關係做了一個準備。一四八四年巴多祿茂•郭馬修宣佈,蘇格蘭會省可以不派代表參加在阿爾卑斯山南部召開的總會議,同時總會長也規定,此會省所選舉的省會長,不需經過他的認可,他把這個認可權授與會省中三位會齡較高的會院院長。

 

愛爾蘭也曾再度嚐試想要升格為會省。早在一三七八年曾被立為會省,但後來因英國省會長的抗議而被教宗烏爾班六世撤消。一四八四年總會議再次宣佈愛爾蘭為省會,但英國的會士又成功地在一四九一年的總會議中否定此案。他們辯護的理由是修會不能解除一項教宗主持的婚約。於是愛爾蘭就一直等到一五三六年才成為省會。

 

隱修院與第三會

雖然沒有足夠的目錄用以查證,但我們知道十五世紀時,道明會隱修院的數目大致比一三五八年的一百五十七座多一些。荷蘭就新建了六座,義大利也建了一些大的隱修女院。一三八五年真福佳蘭•甘巴高達(Bl. Chiara Gambacorta)在比薩建了一座隱修女院,院內生活完全遵循初期的會規。真福若望•道明尼奇(Bl. Giovanni Dominici)也於一三九四年在威尼斯成立一所基督聖體隱修院,這兩座修院都成了義大利半島修會改革中心。業羅尼默•撒文納羅拉(Girolamo Savonarola)在世時,弗羅倫斯的聖露西隱修院已有一百位隱修女,而還須拒絕二百位申請入會者。亞爾薩斯(Alsace)史南斯坦(Schonensteinbach)隱修女院成立於一三九七年,其改革運動由此延伸到德國和荷蘭的隱修院。改革後的及新成立的隱修院的生活都充滿著活力朝氣。改革運動的領導人之一若望•梅耶(John Meyer)模仿十三世紀隱修院所寫的《修女姊妹列傳》(Lives of the Sisters),也寫了二十位在德國隱修院內的修女生活,她們過著神聖虔誠的生活。在聖弋爾(St. Gall)的聖加大利納隱修院內,有一座藏書二百五十冊的圖書館,而在紐倫堡(Nuremberg)的聖加大利納隱修院則有三百七十冊的藏書,這在當時算是非常壯觀的。這些書多為講道集、禮儀作品和靈修著作。有一些書仍存留至今。

 

一四六一年被列為聖人的聖加大利納•瑟納的名聲,對道明第三會的推廣很有裨益。改革的會士很支持道明第三會的成長,並於一四○五年獲得教宗伊諾森七世(Innocent VII)對其會規的批准。一四三九年教宗尤金四世(Eugene IV)再次予以認可。最早的第三會團體是在此世紀出現的,其中有些團體也發愿。祇康士坦教區就有二十七個這種團體。德國的暖克齊(Neuenkirch)、弗萊堡(Freiburg im Breisgau)、和奧斯堡(Augsburg)也都有重要的團體興起。德國的道明第三會到一四九一年時,已發展到一個相當的程度,所以華敬•多里安尼總會長便為度團體生活的道明第三會訂立了守則。一四九八年總會議也向這些想要度一個更合清規生活的道明第三會團體,推薦道明第三會隱修團體的會規。一四九○年利可倫巴•里提(Columba of Rieti)在貝魯嘉創立了聖加大利納•瑟納第三會隱修院,會員曾達到五十人。

 

 

道明會學術的生活

道明會學術和修會生活的其他部門一樣,都受到黑死病之後的衰敗時期的影響。從十四及十五世紀的總會議《公報》可看出對學術興趣減低的徵象。然而學院制度卻未被削弱,總會議不時催促各會省派送會士到總學院,以填滿分配的名額。而事實證明在各總學院內均有外來的會士。就連位於布瑞斯勞(Breslau)相當偏僻的一座會院,也把會士送到遠處去深造。

 

傳統上,道明會士在巴黎、牛津、或劍橋大學獲得學位。但當十五世紀很多新大學成立時,這幾個學校的專利權就消失了。這種專利的中斷,首先是由於西方教會的分裂。隸屬羅馬宗座的會士們因不便到巴黎大學去深造,他們獲得許可在其他地方入學,並獲得學位。北義大利的波羅那大學在一三六四年設立了一所神學院,也是一所他們可獲得學位的大學。隨著更多大學的成立,會士也開始在科隆、維也納、貝魯嘉、艾福(Erfurt)、和普拉格(Prague)等大學獲得學位。巴黎大學和聖雅格會院已不再享有修會成立時頭兩個世紀的那種傑出地位了。總會議為配合實際環境曾修改了《會憲》,認可在任何大學都可取得學位,惟需總會議核准的會士人選。百年戰爭也造成類似的影響。西班牙和葡萄牙的會士因為很難前往巴黎去留學,一四二六年總會議便授權可在華拉多里(Valladolid)註冊入學,「並享有同樣的益惠和特權,就如他們在巴黎讀書一樣。」各地會省抓住了許多新大學成立的機會,也在這些大學的城市中設立總學院。

 

另一項發展,就是成立一些有權頒授學位的神學院。這個特權在一四七九年時,曾授予阿拉岡的盧臣特(Luchente)學院,一四八九年授予撒拉曼卡(Salamanca)的聖德範學院,一五○一年時授予華拉多里的聖國瑞皇室學院。後兩個學院在以後的兩個世紀中,成為一些最傑出的道明會神學家的母校。

 

十四世紀初期又多了一個機會以取得神學大師,即教宗授予修會權力,得在每次總會議頒給一位會士「神學大師」(Magister Theologiae)的學位。有時教宗也允許總會長在總會議中提陞額外的候選人。這種學位頒給那些合乎所有條件的會士,並需通過由總會議委派的神學大師所主持的考試。然而有些會士因有野心謀得學位,就請修會外有影響力的朋友,替他們向教宗求得在巴黎大學授課的許可,或不依正軌而獲得大師的學位。因此十五世紀時,有些會士雖不合乎條件,卻因教宗的通諭而得到學位。為了清除這些弊端,也為了規定大師學位獲得的資格,因為會士在很多新的大學上課,所以總會議通過了一項迫切需要的立法。教宗伯尼費九世也應一四○二年修會提出的請求,頒佈教會的懲罰,規定任何會士不得獲得大師學位,除非經由總會議指派。一四○三年總會議也在會憲中插入一部有關大學畢業生的學院規章,其中訂定了所需遵循的嚴格程序,以及所有候選人所應具備的條件。而後在此世紀中,修會感到仍須一再重視此問題,並更清楚地闡明一四○三年的規章。

 

這些改變也顯示出神學大師在修會內影響力的增強。他們的人數在十四世紀的後二十五年中,好像急遽的增加了。從一四○七年總會議准許他們參加省會議,成為終身議員,就可看出他們不斷增強的影響力。十五世紀時,總會議的議員愈來愈多是神學大師,到了最後,除了少數評議員例外,所有的都是擁有大師學位的。

 

多瑪斯學派

隨著天使博士聖多瑪斯•阿奎那的卓越性漸為全世界所公認,多瑪斯學派的力量也不斷地增加。不論是新的大學的成立、修會改革的進行、或是聖多瑪斯作品手抄本的增加,一切都有助於多瑪斯學說的推廣。聖多瑪斯的弟子以各種方式表現對他的敬愛,如保持對他的紀念,傳播對他的敬禮、研讀及辯護他的學說。印刷術的發明更幫助散播他的主要作品,而針對他作品的許多註釋、闡述、教科書、以及辯護也都得以更廣傳。

 

註釋聖多瑪斯作品的幾位最偉大的作家中,若望•卡博祿(Giovanni Capreoli)是其中之一,他在一四三三年完成了一本《聖多瑪斯神學辯護》 (Defensiones theologiae Divi Thomae)。這是他從此世紀初期就開始寫作的。他對多瑪斯的思想,尤其在《神學大全》 (Summa theologiae)中可找到的,做了綜合性的辯護和詮釋。從聖多瑪斯的作品,及從他早期的弟子和敵對者的作品中,他融貫了一套廣大而高深的知識。

 

他很開放地從對手的作品中,提出他們反對的意見,並予以解答。他把他師傅的學說以結論的方式,準確又清晰的表達出來,同時排列作品的原文以闡釋每一項結論。多瑪斯的弟子中,能將他神學的精華溶於一本書的人,只有若望•卡博祿(Giovanni Capreoli)一人,前不見古人,後可能不見來者。對此世紀末葉在德國、西班牙、義大利、和法蘭德(Flanders)發生的多瑪斯神學的復興,他作了開路先鋒。

 

伯鐸•貝甘茂(Pietro da Bergamo)所寫的一本《索引金牌》 (Tabula aurea),為聖多瑪斯作品最珍貴的索引,可列入多瑪斯學派的著作叢書中。就連一九七三年出版的一本毫無遺漏的電腦索引,也未減低它的功用。伯鐸•貝甘茂(Pietro da Bergamo)同時也寫了一本多瑪斯學說的語詞索引,這是人們最後寫作的語詞索引中的一本。

 

雖然各學校和大學採用的神學課本仍是伯鐸•隆巴帝(Peter Lombard)所著的《神學論集》(Sentences),但神學家們愈來愈賞識多瑪斯的神學大全,這本書在道明會士的心目中,一直佔有特殊且權威的地位。本世紀中葉,道明會士亨利•高崗(Henry of Gorkum)和一位在俗的大師若望•丁克特(John Tinctor)開始在科隆的大學講授此書。繼他們之後,有很多的道明會士和在俗學者也在羅斯托(Rostock)、弗萊堡、維也納、萊比錫(Leipzig)、魯汶(Louvain)、及其他德國的大學內教授同樣的書本。在這段期間,傑拉•厄頓(Gerard of Elten)算是在科隆講授神學大全的人中,較傑出的一位。這些教授也寫了第一批有關大全各部內容的註解。道明•法蘭德(Dominic of Flanders)是一位在義大利幾座學院任教的哲學教授,他寫了一本哲學大綱,名為《神聖哲學總論》(Summa Divinae Philosophiae)。這本書一直被公認為最好的一本多瑪斯學說大綱。直到康拉•柯林(Conrad Koellin)和多瑪斯•德菲憂(Tommaso de Vio)出版了他們對神學大全的註釋後,才足以與之抗衡。

 

道明會的神學家在巴塞爾大公會議的辯論中,反對聖母無染原罪的道理。除了在大公會議外,拉法爾•普納修(Raphael de Pornasio)和巴佳播爾•巴肋鐸(Gabriel of Barleto)指稱那些相信此道理的人為異端者或裂教者。教宗宮廷神學顧問雅格•吉爾(James Gill)竟如此深信此端道理為謬論,所以他促請教宗加立篤三世(Callistus III)把「聖母受孕有原罪」列為信條。若望•多凱馬達和若望•蒙地尼克羅(John of Montinigro)雖然以文以言反對無染原罪的道理,但仍有神學家那種客觀及保留的態度,而文生班德略(Vincenzo Bandelli)就不是那樣了。他對此端道理心懷怨氣,並予以猛烈抨擊。當教宗西斯篤四世開始提倡慶祝此節日時,他大罵著反對,以致遭到教宗的叱責。

 

道明會的作家

道明會作家除了在哲學、神學、和聖經方面的作品外,其他著作方面也有貢獻。弗羅倫斯的總主教聖安東寧諾(任期一四四六~一四五九),在教會的偉大倫理學家中佔有崇高的地位。他寫的倫理大全可說是倫理神學發展的先鋒。他的著作《歷史總論》 (Summa Historialis)被認為是「中世紀最偉大,且比較上最好的史學作品」。他也寫了許多較短的,有關靈修和虔誠方面的著作。聖文生•斐瑞和改革運動的領導者真福若望•道明尼奇、若望•尼德(John Nider),和若望•梅耶都有講道和靈修方面的作品。他們是為了牧靈的目的,給一般基督徒寫的,這些人被日常生活的擔子所重壓,而非給靈修資深者寫的。真福若望•道明尼奇寫給基督聖體隱修院的四十二封書信,教導她們嚴格的苦修在於服從、超脫和跟隨基督。這些書信可與真福若堂寫給真福戴安娜的書信媲美,而使他成為最好的義大利散文作家之一。

 

拉古沙(Ragusa)的若望•史托高維(Jan Stojkovic)和若望•多凱馬達,為反對威克夫(John Wyclif)和赫斯(John Huss)的說法,而史托高維發展了一套頗具有重大意義的教會學,用以阻止大公會議主義(Conclliarism),駁斥其主張大公會議的權力高於教宗。此世紀末葉,以末世宣講著名的業羅尼默•撒文納羅拉(Girolamo Savonarola)也著有書信、講道篇、虔敬與苦修一類的作品,此外尚有聖經註解和政治學論文,使他在著作家中贏得穩固的地位。他著的《十字架的勝利》 (Triumphus cruces)是由多瑪斯的駁異大全改編而成的,這是一本早期多瑪斯派有關辯護學的手冊。

 

十五世紀的道明會士對知識的發展和傳播也有重大的貢獻。他們在撒拉曼卡(Salamanca)教授地球是圓的,這為哥倫布(Christopher Columbus)的發現有了裨益。道明會的總主教狄亞哥•德撒(Diego de Deza)曾為哥倫布向西班牙王斐迪南介紹和保證。兩位德國的道明會士成立了義大利半島上的第一間印刷所。

 

道明會並非未注意到由文藝復興和人文主義帶來的新思想潮流,但會士的精力都已消耗在修會的使命上,為促進並維護真理。修會不認為新的發展會帶來危機,雖然如此,隨著時代的進步,他們還是感覺到必須在態度和方法上有所改變。上述歐洲歷史的轉移,顯示在古典文化的重發現,絕對君主制度的興起、知識的快速增加、藝術的進步、鄉土文學的成長、新科技的發展、經濟的拓廣。這也導致新大陸的發現,最後更造成宗教的大變動。

 

修會對文藝復興運動並沒有正式的對策,在基督教興起以前,這個運動帶來的改變對修會來說,一直不算是一個問題,因為對這些改變都可逐漸的適應。會士們對文藝復興,特別是人文主義,各有其個別的喜好或厭惡。雖然修會不是對新知識封閉,但有些會士卻已警覺到可能造成的弊病。尤其是真福若望•道明尼奇、聖安東寧諾、業羅尼默•撒文納羅拉(Girolamo Savonarola)、和在科隆的道明會士,他們感覺到這些新知識會危害到基督徒的道德觀,所以他們認為有義務提醒人,不要不分皂白地讀一些古典書籍。他們每個人主要的工作都不在此(他們都是大忙人),但由於對牧靈的關切,促使他們對外教的作家提出警告,因為他們已注意到他們要打擊的新外教主義,卻是受人文主義者以書信、小冊,甚至講道來極力支持的。

 

由於文藝復興,道明會的傳統對於書籍和圖書館的興趣也更為提高了。義大利的會士有很多偉大的收藏,也建了一些宏偉的圖書大樓,在弗羅倫斯的聖馬爾谷(San Marco)會院尤為著名。

 

許多會士對文學產生了相當的興趣。方濟•科羅那(Francesco di Colonna)是最著名的道明會人文主義者。他模仿文生•伯斐(Vincent of Beauvais)所著的《大景觀》 (Speculum maius),也寫了一本寓意性的《波里斐斯之夢》(Dream of Poliphius),目的在提供古代知識的綱要。這本書享有最美麗的書之盛名,原因是由阿爾篤•曼努修(Aldus Monutius)所印刷的。這人在谷騰堡(Gutenberg)之後,也許是最出名的印刷者。其他的道明會士把人文主義者的語言學方法應用到聖經上,因而研究聖經最初寫成時所用的語文。十四世紀末期,一位希伯來語學者伯鐸•史瓦茲(Peter Schwarz)在德國有關希伯來文研究的發展史上,佔有不可搖動的地位。業羅尼默•撒文納羅拉(Girolamo Savonarola)為了讓他的會士準備宣講和應付使命,便在聖馬可的修院內加入了希伯來文、阿拉伯文、和迦勒底文(Chaldean)的研究。這個修院有一座很好的圖書館,收集了許多希臘文的手抄本,所以成為弗羅倫斯人文主義者的聚集處。在下一世紀成為有名的東方學者的桑德斯•伯尼尼(Santes Pagnini),也就是在這裡開始研究學問的。

 

宣道

修會在此世紀內產生了無數傑出的宣講者。聖文生•斐瑞(卒於一四一九年)、滿福•維瑟里(Mandredo di Vercelli(卒於一四三一年)、和業羅尼默•撒文納羅拉(Girolamo Savonarola(卒於一四九八年),都是所謂的苦修宣講者。此外兩位方濟會士,瑟納的聖伯納定(St. Bernardine of Siena)和聖若望•卡比斯堂(John of Capistrano),也可列入他們的同行。天然災害、戰爭、公共及個人道德的逐漸墮落,種種因素促使這類的福音使者出現。

 

聖文生•斐瑞在一次神視中,看到主基督在聖道明和聖方濟的陪同下顯現,並派他「走遍全世界去宣講基督」。一三九九年十一月,他從亞味農出發,展開了他二十年的宣講生涯。從此他不輟地宣講,直到一四一九年死於法國不烈特尼(Brittany)的凡尼斯(Vannes) in為止。他的模範而嚴謹的生活,為他的宣講帶來一股權威與力量,因此即使他固執一切真理,對道德的要求又極其嚴格,但人們還是很願意聽他的宣講。文生宣講復仇的上主即將來臨。他竭盡口才和他的身教作用,使聽講的會眾在生活上悔改。成群的悔改者在他的旅途中,一直跟隨著他一再訪問各地的大城小鎮,足跡遍佈西班牙、法國南部、義大利北部、法國北方、瑞士和荷、比、盧三國等地。維滿福也是一位悔改宣講家,取法聖文生的方法和風格。義大利的幾個會省也出了很多偉大的宣講者。他們都已被列為真福,包括真福若望•道明尼奇、真福瑪竇•卡萊烈(Mattchew Carreri)、真福安德•帕奇瑞(Andrew of Peschiera)、米蘭的真福克斯多夫(Christopher of Milan)、真福馬谷•莫德納(Mark of Modena)、和真福德範•班德烈(Stephen Bandelli)。而業羅尼默•撒文納羅拉(Girolamo Savonarola)在弗羅倫斯的宣講則是此世紀最後十年的壓軸好戲。

 

玫瑰經的宣講是一項新的發展,這是亞倫•拉羅澤(Alan de la Roche)在一四七○年修改聖母善會而開始推展的。他將其重新命名為玫瑰善會,並規定團員要以誦唸玫瑰經,並默想其奧蹟為主要義務。亞倫看到這種敬禮,以默想耶穌與聖母生活的奧蹟,確是時代的需要,以作為宗教生活復興的工具。他在各地宣講此敬禮,又在很多城鎮成立了玫瑰經善會。雅格•司炳克(Jacob Sprenger)於一四七五年九月八日在科隆會院,組織了玫瑰經善會的總會,也就在這同一天亞倫去世了。有一段時間,人們必須在總會登記,才能成為團員。在四年中,千萬個名字從歐洲各地寄到科隆登記,僅是維也納的聖摩里斯堂區(St. Mauritius)就送來一份三萬二千人的名單。亞倫•德羅澤和荷蘭改革會士團率先宣講玫瑰經,而這個會士團原是道明會最成功的改革團之一。很快的玫瑰經就從歐洲北部低地國家和德國推廣到義大利、西班牙、和其他歐洲的國家。從玫瑰經善會成立之初,道明會就負起責任。一四七八年,總會長接管了這善會,並開始授權給宣講者在各處成立分會並收錄團員。總會議和總會長華敬•多里安尼分別於一四八四和一四八七年核准玫瑰經善會得分享所有道明會士的善功。教宗碧岳五世批准了修會對玫瑰經善會的管理權,且規定除了總會長外,任何人不得成立新分會。

 

道明會可名正言順地被稱為玫瑰經修會。玫瑰經善會和道明會的宣講者把玫瑰經變為整個西方教會通行的敬禮。在此以前,玫瑰經主要是為隱修院和一些熱心團體。玫瑰經對一般人的意義,就像多瑪斯神學對神學家的意義一樣,是天主教教義的濃縮。它教導社會各階層、各身份的信友,如何沈思並品嚐啟示的奧蹟,讓這些奧蹟的意義滲入心靈的最深處。玫瑰經也給了宣講者和藝術家很多靈感。每一個玫瑰經善會的分會都要有自己的玫瑰經祭台,並有一張聖像畫著十五端奧蹟。最早的玫瑰經聖像是設立在科隆的祭台上,現在被保存在道明會聖安德(St. Andrew)堂內,其內也安放著聖大雅博的遺體。

 

教會職務

二十位以上的會士曾參與解決十五世紀時困擾著教會及幾屆大公會議的難題。

 

兩位總會長(良那多•達笛(Leonardo Dati)以及隸屬亞味農宗座的若望•賓諾瓦(Jean de Puinoix)和道明會的許多主教、神學家,共同協助康士坦大公會議(一四一四~一八)在三個主題上推進,即教會的改革,威克夫和赫斯的異端教義,以及西方教會分裂的解決。康士坦大公會議的準備工作一開始時,文生斐瑞就不再支持亞味農宗座的本篤十三世(Benedict XIII),同時又極力說服西班牙半島的幾位國王一起停止支持。亞歷山大五世的繼承人,比薩人若望二十二世也辭職了。真福若望•道明尼奇原與羅馬宗座的教宗國瑞十二世關係密切,是國瑞的顧問,也把教宗國瑞的辭呈帶到大公會議,因此大會得以順利的選舉一位新教宗。

 

教宗馬丁五世派良那多•達笛(Leonardo Dati)為教宗代表到帕維亞(Pavia)大公會議,這個胎死腹中的會議是一四二三年,原為實行康士坦大公會議的決議而召開的。馬丁把這次大會遷移到瑟納(Siena)舉行,並使之結束,因為出席情況太差,而且大會有通過偏激決議的傾向。

 

總會長巴多祿茂•德傑爾(Bartolomeo Texier),教宗宮廷神學顧問、修會總代辦,以及道明會的主教和神學家,還有一些省會長都參加了巴塞爾大公會議。當一些與會人士對行乞修會的權益提出挑戰時,他們得以維護。大會並委託若望•史托高維(Jan Stojkovic和若望•尼德(John Nider擔任調停的工作,他們成功地把波希米亞的赫斯信徒帶到大會中。若望•史托高維(Jan Stojkovic)和亨利卡太森(Henry Kalteisen)是被選四位神學家中的二位,以負責答辯赫斯信徒的學說。當若望•史托高維(Jan Stojkovic)把辯論拖到第八天時,赫斯信徒的辯論代表若望•羅基沙(John Rokizone)冒出了一句妙語:「你真不愧是來自宣道會,難怪你的話這麼多。」若望•多凱馬達對大會討論的幾乎每一個問題,都提出他的判斷與意見。他和隆巴帝的省會長蒙若望,在維護教宗的權利上表現的尤為出色。而巴塞爾的會院則多次提供作開會的場所。

 

巴塞爾大公會議的主題之一,為希臘與拉丁教會的合一,卻導致大會與教宗尤金四世的關係破裂,原因教宗為了遷就希臘人,把大會遷移至斐拉拉。而當時正在君士坦丁堡的若望•史托高維(Jan Stojkovic),以後卻繼續在巴塞爾開會,而終成為分裂教會之人。巴塞爾大公會議選出僭稱的教宗菲力士五世(Felix V),竟還任命他為樞機主教。

 

修會對菲拉拉-弗羅倫斯大公會議(Ferrara-Florence Council),即巴塞爾大公會議之延續,所作的貢獻極為突出,以致蒙提耳稱其為道明會的大公會議。二十多位道明會神學家出席了此次大會。馬西茂•基索博杰(Andrew Chrysoberges)、若望•多凱馬達、和若望•蒙地尼克羅(Giovanni di Montinegro)算是在大會辯論中發言最踴躍的幾位。這次辯論促成了教會的合一。弗羅倫斯大公會議期間,教宗尤金四世住在聖瑪利亞•諾維拉(Santa Maria Novella)的道明會會院內,大多數的會議也在這裡舉行。當教會合一已促成後,教宗還徵召幾位傑出的會士來協助執行合一的措施。

 

道明會對教會的服務

教會在十五世紀內仍不斷地吸收道明會士擔任主教、樞機、大公會議神學家、和特使等職務。道明會士也繼續扮演異端裁判的角色。他們中的一位,真福巴德祿茂•賽偉利(Bartholomew of Cerveri),於一四六六年在法國皮德蒙被異端教徒所殺害。斐迪南(Ferdinand)和伊莎貝(Isabella)為了應付在西班牙因新基督徒而產生的特殊困難,故請求教宗西斯篤四世授權成立異端裁判所。這群新基督徒是由猶太教歸化的,他們不常常持守新信的宗教。教宗批准之後,斐迪南國王就在一四八○年委派兩位道明會士,彌格爾•摩里羅(Michael Morrillo)和若望•聖馬丁(Juan de San Martin)為異端裁判,又在一四八三年任命多瑪斯•多凱馬達(Thomas Torquemada)為首任總裁判官。他創立了最高裁判院,並出版了一本管理法。狄亞哥•德撒(Diego de Deza)是另一位且最後一位道明會士擔任總裁官。

 

中世紀的異端裁判所很早就負責調查牽涉到迷信的案件,自一四八四年起調查活動增加了,原因當年教宗伊諾森八世(Innocent VIII)指派德國的異端裁判雅格•司炳克(Jakob Sprenger)及亨利•克拉馬(Henry Kramer)去審查那些被控施行巫術的人。稍早時若望•尼德曾在他的《螞蟻秘錄》 (Ant-Book)中詳細地記載了巫術,也記錄了當時盛行的奇妙信念。雅格•司炳克(Jakob Sprenger)和克拉馬出版了一本更有名的書,這本書對審判巫術一直有決定性的影響。他們出版的《巫婆的鎚子》 (Hammer of Witches)討論了巫術的本質與邪惡,並提到法院審理這類案件的程序。這本為協助宗教裁判而寫的書,有很長一段時間都被擺在法學專家和法官的書桌上,不論是天主教或基督教的都如此,他們以此書作為審判魔法、巫術的依據。至今它仍是一個著名的象徵,代表著幾個世紀來,一直在天主教及基督教的歐洲所瀰漫的集體歇斯底里的現象。

 

修會傳教工作

為對道明會士的傳教工作予以敘述完整起見,我們得加上聖文生•斐瑞在西班牙對猶太人和回教徒的宣講。他對經常發生在猶太人身上的種族迫害極感不悅,而他依靠宣講和勸誘作為歸化的方法。聖文生•斐瑞和當時的人一樣,認為可強迫不信者來聽講道,那些不來的可給以懲罰。他歸化的成功,可能更該歸因於他的聖德,甚於他的和平方法。

藝術與建築

 

修會造成了一位一流的藝術家,就是真福菲索里若望(Bl. Giovanni da Fiesole),俗稱安吉利格弟兄(Fra Angelico)。他在聖馬爾谷會院、梵蒂岡和義大利中部各地的畫品,普遍地受到世人的讚賞和喜愛。此外一位在波羅那渡過他道明會士生涯的輔理修士,奧瑪的真福雅格(Bl. James of Ulm)在做彩色玻璃窗方面,也是一位極優秀的工匠。一些道明會會院建造了教堂或建築物,都以美麗而聞名。其中達芬奇(Leonardo da Vinci)曾在米蘭的聖瑪利亞恩寵會院(Santa Maria delle Grazie)的餐廳內畫下他的「最後晚餐」。另外在菲拉拉的諸天使聖瑪利亞會院(Santa Maria degli Angeli)、皇室聖十字架會院(Santa Cruz de la Real),這是斐迪南和伊莎貝為道明會在格拉那達(Granada)建造的,還有在撒拉曼卡(Salamanca)的聖德範學院和在華拉多里的聖國瑞皇室學院所建的碟型正面,這些都是很出名的建築。麥克羅梭(Michelozzo)為弗羅倫斯聖馬-爾谷會院設計的圖書館,後來成為波羅那、菲拉拉、貝魯吉亞各也,以及米蘭的聖瑪利亞恩寵會院等類似建築物的模型。巴塞爾、科馬、和伯恩(Bern)的會士都用「死亡之舞」的一幅畫來裝飾他們的迴廊,這個主題在當代的文學和藝術上都很受人喜歡,也反映出這個世紀所有的幽暗情調。

 

修會在十五世紀經驗到成功,也經驗到失敗。它曾是喬塞(Chaucer)和其他出名作家文詞攻擊的對象,他們以譏諷評擊會士們,的確有些會士應受這樣的指責。威克夫對會士的指控更為嚴厲,甚至給予直接的傷害。百年戰爭摧毀或破壞了許多會院,使得會士流落於法國各地;波希米亞的赫斯信徒的戰爭(Hussite Wars),也使會士失散;士耳其的侵犯封閉了很多匈牙利的會院。但總括來說,這個世紀在道明會的總帳上還是盈多於虧。

 

第六章  十五世紀的更新與改革

改革的開端要追溯到十四世紀的末十年,延伸到十五世紀及十六世紀,以及後來的幾個世紀。雖然無法使修會的靈修熱火和傳教熱忱回昇到初期的程度,但改革確實已使大部分的會院恢復了紀律與活力。修會是以革新的面貌迎接由中世紀轉變到現代,面對以多方面發展為特色的過渡時期。

總會長和省會長對改革所持的態度是非常重要的。他們可以削弱或加強「清規派」(observants),因為「會院派」(Conventuals)控制了修會和會省的行政[8]。幾乎過了一百年後,清規派才有足夠的力量開始掌管行政。

 

真福雷孟•卡普(Bl. Raymond of Capua)為改革運動揭開了序幕,而多瑪斯•巴卡羅尼(Tommaso Paccaroni)對改革卻少有興趣。良那多•達笛(Leonardo Dati)則忙於一些當務之急,即結束教會的分裂,同時使分裂的修會再度合一。至於巴多祿茂•德傑爾(Barolomeo Texier),很積極地協助了改革,並常支持革新的領導者。他的二十五年的任期對整個修會清規的推行,有重大的貢獻。馬爾俠•奧里貝略(Marcial Auribelli)與其說反對改革,不如說懷著恐懼,怕這些自立的改革團體會破壞修會的合一。阿康拉是第一位自清規派選出的總會長。自馬爾俠•奧里貝略(Marcial Auribelli)第二度就任總會長之後,這個世紀內繼任的總會長都是來自「隆巴帝」會區(Congregation of Lombardy)

 

十五世紀開始,改革運動在一三九六年已改革的科馬和紐倫堡二會院,以及在一三九七年興建的史南斯坦隱修女院內,已奠定了穩固的基礎。康拉•阿斯笛(Conrado de Asti是這些改革團體的會長代理。此後的幾十年間,改革從這些地方向四面擴散。在阿爾卑斯山南部一帶,真福佳蘭•甘巴高達(Bl. Chiara Gambacorta)在比薩成立了一個充滿活力的隱修女團體。而真福若望•道明尼奇(Bl. Giovanni Dominici)則在真福雷孟•卡普(Bl. Raymond of Capua)的鼓勵下,也接管了威尼斯的清規會士和隱修女。他在那兒以及附近的城市,或組織新的團體,或恢復舊有團體的熱心。在他的領導下,一三九二年成立的基督聖體隱修女院,很快就成為一個模範團體。只要依據真福雷孟•卡普(Bl. Raymond of Capua)的計畫,修會很有希望可由這幾個開端擴展到全面的改革。

 

當更多的會院開始接受修會初期的清規時,改革運動便逐漸向外延伸了。巴多祿茂•德傑爾(Bartolomeo Texier)成功地把改革運動介紹到巴塞爾的團體。安道宜成了聖馬爾谷會院的第一任院長,這個會院是因安濟高修士和業羅尼默•撒文納羅拉(Girolamo Savonarola)而出名的,因為他們的緣故,這座會院成為當地改革會士的母院。每一座改革的會院都成為散佈清規的中心。例如巴塞爾改革了維也納,改革運動更從那兒推展到匈牙利和波希米亞;布瑞斯勞會院成為更新波蘭會省的先鋒。同時一四二一年的總會議也重新頒佈真福雷孟•卡普(Bl. Raymond of Capua)的命令,要求所有的會省成立至少一座清規會院。

 

改革運動的早期領袖去世後,總會長開始委派會長代理去領導此運動,如安道宜被派在義大利中部;真福伯鐸•傑瑞米亞(Peter Geremia)在西西里等地。在德國方面,省會長尼閣•諾頓(Nicholas Nolten)和伯鐸•韋倫(Peter Wellen)都很支持改革,一四六三年改革運動有三個代理會長分別在三個省區會內就職,而一四六五年一位代理總會長被委派管理這些改革團體,到一四七五年,改革的會院數目已超過未改革的,會省也選了一位清規派的省會長。

 

因為未改革的道明會士反對並多方阻礙改革運動,所以清規派的會院不得已彼此結合一起,形成會區或會團(Congregations),在當時已成為修會行政的正常現象。在這以前,大家所知道「會團」只有流動傳教團。第一個清規會團是在德國組成的。總會長和省會長們因害怕清規派和會院派的分裂會變成永久性的,就像在方濟會內發生的一樣,所以他們對「會團」傾向懷疑的態度。馬爾俠•奧里貝略(Marcial Auribelli)雖然原則上是反對這些改革的會團,但受到環境的壓力,也只好允許他們提出人選以充任代理總會長。由於這種自律團體形成,出現了一個新的局面。自律團體有自家的法規,自選的會長代理,自行召開的大會。它可說是會省堛熒|省,名義上它是受省會長的管轄,但實際上在很多方面都不受其控制。後來的較大的會團組織,除小有更改外,都是根據上述的模式脫胎而出的。隆巴帝會區是第一個自治的會士團體,後來更成為超級會省,所有義大利會省的改革會院都登記隸屬。隆巴帝會區的代理總會長多瑪斯•雷格(Thomas of Lecco),是在教宗碧岳二世的同意下成立此超會區,而總會議更於一四五九年督促馬爾俠•奧里貝略(Marcial Auribelli)核准其法規。從一四六四年起,荷蘭的會區也能與其相匹。荷蘭的會區所屬會院橫跨幾個會省,從北海沿岸之低地國家到法國,從撒克遜到波羅的海一帶。

 

隨著改革的進展,改革會區陸續在西班牙、阿拉岡、葡萄牙、和法國成立。如果一個會省只有少數幾個改革的會院,則仍然受省會長及其委派的一位代理的管轄。波蘭的情形就是如此。一四九三年業羅尼默•撒文納羅拉(Girolamo Savonarola)創立了弗羅倫斯的聖馬爾谷會區(The Congregation of San Marco in Florence),是從隆巴帝會區脫離的會院而形成的,是一個最著名的改革團體。這個團體在其創立者的領導下,過著一種與修會的習慣不同的苦行生活,直到總會長文生•班德略(Vincenzo Bandelli)和多瑪斯•德菲憂(Tommaso de Vio)干涉為止。雖然教宗亞歷山大六世曾在一四九六年下令該會區解散,但會區並未照做。業羅尼默•撒文納羅拉(Girolamo Savonarola)被處死後,托斯坎納地區的會院加入了該會區,後來羅馬會省所有的改革會院也都加入了。

 

改革的方法

很多會院派的會士自然地會反對改革,而他們的反對又因不滿清規派會士用的一些方法,而變得更為強烈。清規派為了要推展他們的運動,可說是不惜任何代價。西班牙的伊莎貝支持卡斯提(Castile)的代理會長雅豐索•聖熙比盎(Alonso de San Cipriano),企圖強迫撒拉曼卡(Salamanca)的聖德範會院和奔亞法朗濟(Pena de Francia)會院進行改革。但雅豐索•聖熙比盎(Alonso de San Cipriano)並未成功,因為撒拉曼卡(Salamanca)的團體顯示了它的生活非但不放縱,而且還非常守清規。十年後,這會院自願加入改革會區。荷蘭會區曾計劃要控制並改革安特衛普(Antwerp)的會院,且併吞在魯汶的書院。郎那多•曼隋狄(Leonardo de Mansuetis)總會長不得已制止荷蘭會區的會長代理,不得去騷擾易佩斯(Ypres)和布魯吉(Bruges)的會院,以及里耳(Lille)的隱修女院。

 

為了要抑制改革者的過度熱心,總會長和總會議處罰了那些用不正當方法的改革者,並頒佈守則以保護會院派的權利。教宗也下令,除非會院大多數的成員同意,及總會長或省會長的認可,否則改革不得介入任何會院。一個會院的改革通常需要原來住在其內的成員離開,或者如果用殘忍一點的手段,就是把他們逐出。正常的情況是每個會士可有兩個選擇,一是留下並接受改革,一是去找一個願意接納他的團體。一四二九年德雪爾改革巴塞爾時,他就讓當地的會士自由選擇離開或留下,留下者尚可享受一些豁免,結果大部分的會士遲早還是走了。

 

清規派不久就發現,若要成功的改革一個會院,就一定要有輿論的支持,和政府與教會勢力的協助。若望•尼德約在一四三二年,寫了一本給改革者的指南,勸告他們在企圖把清規介紹到任何會院以前,必先要準備地方當局與民眾的基礎,並尋求一些有影響力的神父和主教的支持。因為這些人的言論、勸告、及認可都會影響當地的修道人和在俗會員。同時講道者應說服民眾來協助清規派,讓他們看到改革的好處。否則未改革者必會聯合他們的父母、朋友、和顯要人物參加他們反對的陣線;他們會譏諷整個改革的主意,他們也會向城市、他們的朋友、和他們自己,預報一個可怕的結局。歷史證明了尼德的勸告是對的,他的觀察也是準確的。當民眾與全城贊成改革時,通堂改革都會成功,但當他們不贊成時,改革就註定失敗。

 

由於很多未改革的會院過於漫無紀律,使得一些國王、諸侯和市政府極為願意幫助改革的計劃。甚至像在紐倫堡,在一三九六年,當地人要求一個會院作改革。在西班牙所有的修會都能徹底地改革,就是靠斐迪南和伊莎貝大力促成的。一四八九年,洛地(Lodi)的民眾因為很生氣見到當地的會院在精神和物質方面都腐化了,所以把那幾個組成此團體的會士趕了出去。他們在激憤中,幾乎要拆毀所有的建築物,但一位清規會士勸阻了他們。當這個被逐的團體要向總會長求情時,憤怒的市民把會院門閂了起來,不准他們進去。

 

清規每次必定是由一群改革的會士帶進一個會院。樞機主教若望•多凱馬達(Juan de Torquemada)在改革聖瑪利亞會院時,就曾由隆巴帝引進一批清規會士。半個世紀後,多瑪斯•德菲憂(Tommaso de Vio)為了要確保巴黎聖雅格會院的改革繼續進行,於是減少了未改革會士的投票權利,並下令只有清規會士才有資格擔任該會院的院長。改革的進行也靠成立新的會院,有時就在靠近不願改革的老會院旁建立。傑瑞米亞在一四二九年,就在巴勒摩(Palermo)成立了一所聖希塔(St. Zita)清規會院,雖然這個城市堣w有一座聖道明會院。儘管改革與未改革會士之間偶有衝突發生,但通常他們還是如兄弟般和睦相處,即使彼此都會竭力維護各自地位、權利與特惠。當輿論反對會院派時,他們對那些生活較嚴謹的弟兄的敵意就比較小。

 

改革運動的推行,使得省會長們不得不要求那些未改革的會院加強清規。當十五世紀即將結束時,修會的省會長和總會長開始都由清規會士擔任了。一五○五年教宗尤利歐二世(Julius II)更要求這個慣例變為一項對所有長上的規定。總會長和總會議現在是改革運動堅強的後盾了。他們開始督促那些步調緩慢的省會長以更大的活力去推動改革,他們也不再遲疑承認已有的成就,一四九八年的總會議就曾讚揚隆巴帝的省會長為改革菲拉拉會院所做的努力。

 

會院派初期的反對消沈後,由於受到長上的榜樣和壓力,不得已開始自動強化他們的紀律。會院派與清規派間的差異,也更進一步的縮小了,因為改革者自己受環境的影響,對清規的解釋已不是那麼嚴格,在使用豁免方面也較為大方了。自行道明提倡苦修生活,在修會內實行嚴格的大小齋和絕對神貧以來,時代已大大改變了。經過了兩百年之後,十三世紀的普通人可守的許多清規,對十五世紀同樣的人來說,卻已是超出他們的能力了。

 

真福雷孟•卡普(Bl. Raymond of Capua)和改革運動的初期領袖,極力恢復修會在第一個世紀時所有的清規。當一個會院接受改革時,晚上適當的時間,就會把大門和小門鎖起來,一天不論任何時間出入都有管制,恢復會院的專地、大齋、常年小齋、靜默,並把神貧擺回其原有的地位,且要求住所與衣著的統一。他們在舉行禮儀時神聖而莊嚴的態度,使他們獲得天主的助佑,民眾的信心和施捨,也獲得新的聖召。

 

雖然他們有一片好心,但有些清規對他們來說,實在是太嚴厲了。教宗的特准或總會長的特免,使得一些會院可擁有財產,或在一星期中有幾天可以吃肉。一四六五年教宗保祿二世頒給德國會省特惠,可以一星期三天,每天一頓吃肉。馬爾俠•奧里貝略(Marcial Auribelli陳述了做此請求的原因,因為德國「不是一個產酒的國家,氣候卻很寒冷」。不論清規派或會院派的會院,都同樣享受此種特權。三年後,撒克遜會省的艾福清規會院,也得到了同樣的特權。不用提,對一個書院來講,每天要供應大約八十位會士所需的酒、魚、和守小齋時的其他食物,這筆開銷實在是超出預算,所以面臨的提擇,不是關閉學院,就是走上負債之途。葡萄牙的改革會院和隱修女院,在一四八一年經由總會長允許,可在主日天、星期二和星期四吃肉。請求緩和這些清規的理由,通常都是為了神貧和供應小齋食品的困難,例如供應魚、蛋、及其他代用食品。西班牙改革會院的會長代理,真福安德•亞貝倫(Bl. Andrew Abellon)在諸聖嬰孩節日,供應「一片神聖的牛肉,和一片神聖的羊肉」。若是他們的請求沒有正當的理由,那麼嚴格的清規就照守不誤。

 

漸漸地,絕對的神貧對清規會士來說也愈來愈困難了。總會長德雪爾是一個改革的典型代表,也必須在一四二五年請求教宗馬丁五世給予權力,以批准各個會院依照所需,獲有財產和固定收入。清規派的領導人之一安道宜,在擔任聖馬爾谷會院院長時,也認為請求教宗特准得以擁有財產,是明智的做法。一四七五年教宗西斯篤四世(Sixtus IV)應總會長郎那多•曼隋狄(Leonardo de Mansuetis之請,解除了這個困境。他准許修會有權,事實是強制修會獲有財產。他這一舉就拆除了無法再負荷的絕對神貧的軛。這個改變使得會士不需再為尋找維持生活和聖職所需的經費,而經常擔憂了。這對道明會的復興大大地提供了貢獻,此事實在本世紀結束時可顯然見出。對清規會士來說,從此減少了他們清規的嚴厲性,使他們與會院派更為接近。

 

法國著名的亨利道明•賴高德(Lacordaire)和二十世紀紀一位傑出的道明會史學家伯鐸•曼多內(Pierre Mandonnet指責清規會士取銷豁免權,是歪曲修會的精神和會憲。這個評斷可說經不起批判。雖然有些清規會士,尤其是那些十七世紀的法國會士,的確拒絕豁免權,但真福雷孟•卡普(Bl. Raymond of Capua)的改革以及一般的改革並非如此。卡普要求會士對會憲逐字奉守,其中包括豁免權,因在會憲正文開端載有豁免權。清規會士給予豁免權,也實在使用,然而他們從歷史和經驗中得知,人們很容易在使用豁免權時不負責任,常造成放縱的後果,所以他們決定在行使豁免權時要特別小心。

 

伯鐸•曼多內(Pierre Mandonnet)同時也指控清規會士輕視了修會在學術方面的傳統。他是在重覆反對改革者最早傳佈的譭謗。他還加上說清規派沒有造就偉大的博士,反將他們的寫作能力用在倫理及靈修神學上,用在歷史和虔誠的題材上。其實他沒有好好的讀歷史,才會說這種話。因為十五世紀的情況極為紛擾、混亂,而迫切需要這種型態的文學。再者,伯鐸•曼多內(Pierre Mandonnet)忘記了像維也納大學的方濟•雷茲(Francis Retz),和科隆大學的艾吉樂這些人的學歷。他們都是傑出的博士。而且道茂學派新生的一代,是在此世紀末葉從科隆、巴黎、和義大利的清規會士中興起的。巴黎的伯鐸•克洛開(Peter Crockaert),西班牙的方濟•維多利亞(Francisco de Vitoria),義大利的多瑪斯•德菲憂(Tommaso de Vio),他們都是清規會士;而他們都是在十五世紀末開始他們的研究,到下一世紀時,每人都有輝煌的成就。連同科隆的神學家,他們為道茂神學的復興奠定了基礎,使得修會早有準備以應付基督教在教義上的攻擊,也使修會對脫里滕大公會議提出貢獻。他們的工作,由弟子繼續下去,造成了道茂學派第二個黃金時代。他們和安道宜及科隆的柯林,足與十三世紀和十四世紀初期卓越的神學家並駕齊驅。

 

改革的立法限制晉升學位的會士人數,這看起來好條是反理知之舉。然而就是因為太多人毫無節制的野心以謀取學位、權力、和特權,使得神學大師的人數多於過江之鯽,而其中有許多是不夠資格,或才幹低劣的人。而神學大師所擁有的過多的特權,正是導致腐化的重大原因。清規會士有計劃地擢升足夠的人選為大師,以應他們管轄下的書院之需要。

 

改革運動是成功的,雖然不完全盡然。但它已革新了足夠的會院,作為復興十五世紀道明會生活的基礎,並使修會充滿朝氣和力量以步入十六世紀。它造就了宣講者、學者、作家,和曾被封為聖人和真福的會士和隱修女。改革派的宣講者計有真福若望•道明尼奇(Bl. Giovanni Dominici);文生•斐瑞;若望•尼德和業羅尼默•撒文納羅拉(Girolamo Savonarola)。他們都被列為修會最好的宣講者。改革的學者,前面已提到,在此不再贅。在這方面,未改革的會士竟一無所成。雖然在此世紀末期間,教會和修會方面都呈現聖召缺乏,清規派卻常能吸收新人,而會院派則很難找生力軍。巴塞爾會院在剛接受改革時,幾乎不到三十個會士,而在後來幾年中,團體的人數竟增加到八十人。

 

真福雷孟•卡普(Bl. Raymond of Capua)的改革計畫實在美好。他為了要革新修會的生活與聖職,所以致力於奠定充實的默觀基礎,創立一個祈禱和寧靜的會院環境,而以團體生活、修道紀律、自我犧牲、和不斷的研讀來維繫。他身為一個熱心人,又為聖加大利納•瑟納的朋友,由經驗和觀察深深知道,只有這樣的修會管理才能激發使徒工作,而且是依照道明所鑄定的使徒工作的模式。因此他毫不遲疑的建立了嚴格的改革標準,並尋求教宗的支持。幾位教宗也都慷慨地支持了他。

 

我們站在幾個世紀後有利的地位上,若要去批評改革者的話,我們只能說他們缺乏足夠的分辨力,以認清「時代訊號」,而對這一點,我們今天的人也不敢肯定我們自己是否做的更好。還個評論對神貧這件事來說,尤為適合。當時有一個錯誤的信念,一直像一塊磨石繞在修會的脖子上,那就是誰想要干預道明提倡的神貧,就必遭到他的咀咒。他們既有歷史的工具在手,怎麼可能知道這個咀咒不是真的呢?然而,如果他們把這個傳說擺在一旁,而不當為事實,他們就可更正確地評斷道明的精神和心情。因為這樣的咀咒和道明的偉大精神和他對集體負責的偏好,實在是完全不合。為我們的教訓是很清楚的,就是要成功地認清我們的時代,我們必須聆聽聖神,知道我們的歷史,了解我們的會祖,並回到修會的源頭和最初的啟示,此外也不可忽視經歷了幾個世紀而發展出來的健全傳統。害怕革新的人應請反省一下:所有最珍貴的傳統都曾是一種創新,有時更是一種革命。

 

改革者的工作受到當時法律的阻礙,因此,當事實證明不能讓時光倒流回道明的時代,他們就不得不把原有法律擱置一邊。他們若能運用詮釋的健全原則,也許還能更快地幫助他們。伯鐸•巴魯 (Peter de la Palu)對於弗修夫尋問有關神貧的意見時,所回答的原則當可引用上。他認為嚴格的清規,在必要時,可予以緩和;而財產的擁有,在明智的行使豁免權下,也是可以通行的。未改革的會士當然是過分的鬆懈,但後來的人也同意他們想出的一些實際方法,以解決無法忍受的難題,例如豁免權和教宗的特准,使得清規會士也可在一星期的幾天中吃肉。

 

隨著改革的進行,真福若望•道明尼奇(Bl. Giovanni Dominici)對神貧的強硬看法漸被安道宜的緩和的熱忱所取代了。他清楚地看出,在許多事情上財產是必要的。最後,教宗西斯篤四世伸出了援手。他的通諭抓住了事情的中心,而又維護了神貧的本質。藉著允許修會擁有財產,他把修會肩上這個急迫的重擔卸除了,而個別的會士仍有自由去選擇貧窮的生活,只要他們的情況許可。如果在十四世紀的頭二十五年,修會就注意到要適應當時的環境,那可能就會阻止了私人生活的介入,而若沒有這個私生活的通道,一三五○後所繁生的弊端也不會出現了。

 

這些反省也指出我們自己革新的錯誤。我們把太多的精力專注於改變,而不夠注意延續性。就如弋奈爾(John W. Gardner)在他的著作「自我革新:個人與改革的社會」中指出,真正的改革常是兩者的結合。我們的生活精神和智識遺產,必須無中斷地傳留下去,這才是延續。任何改革都必根源於精神的革新,我們必須常回到修會的源頭和原始靈感,那才會使修會變得有力而偉大。「時代訊號」不能在真空中去觀察,如果改革者錯誤地想把修會回復到「令人懷念的舊時光」,那我們就像給沒有發條的鐘錶上鍊一樣,將犯下更嚴重的錯誤。

 

第七章  十六世紀

道明會踏入十六世紀時,是強大的。修會內部的改革重新肯定了默觀在道明會生活的地位。為一個多產的智識活動的新紀元奠定了基礎,也革新了修會的職務。修會固然並不像十三世紀時那樣的壯大,而是比較老了,而且還沒有徹底的改革,就如在波西米亞(Bosnia)、匈牙利和中東地區的會省都很脆弱;可是修會已有妥善的準備,以面對一個新的世紀和基督新教的攻擊。道明會史的第二階段,從一五○○到一七九○年,已經開始了。除了受到一些修會無法控制的外力影響,而做了一些細節的修改外,道明會的生活和職務還是跟一二一五到一五○○年時一樣,繼續的進行著。這些外力包括基督教的宗教改革、脫里騰大公會議、走向絕對君主政體和國家主義的趨勢、和許多戰爭。

 

這幾個世紀的總會長都是真誠而熱心的人士,大部分都是來自修會的清規派,其中幾位且有個人聖德。義大利各地會省和義大利籍的會士在法國大革命前,在修會內一直佔優勢。統計數字可以證明這個事實。從一四○一到一七九八年管理修會的四十一位總會長,只有十三位不是義大利人。從一四六二到一七七七年舉行的六十八次總會議,只有十四次不是在義大利,三十三次不是在羅馬召開的。這種優勢經過一五一八年總會議立法後,已成為合法了。這次立法規定總會議輪流在義大利和「阿爾卑斯山外」(就是指在義大利外)舉行。而這個立法大都未實行,直到一七七七年共有四十七次總會議,除了十一次外,都是在義大利召開的。其中二十六次的選舉大會、二十四次都在羅馬舉行,其他兩次則在波羅那。從一二五二年若望•威德浩森(Johann Wilderhausen)去世,到一八九一年安德•福渥斯(Andreas Fruwirth)當選,總會長都是由西班牙、法國或義大利的道明會士擔任。在這幾個世紀裡,只有一個墨西哥的混血後裔安當•德蒙瑞(Antonio de Monroy)在一六七七年打破了這個專利[9]

 

從一五○○年起,兩位道明會的教宗,碧岳五世(一五六六∼七二)和本篤十三世(一七二四∼三○),四十一位樞機主教和一千多位總主教,曾為教會服務。總會長和教宗宮廷神學顧問(從十五世紀起統由道明會士擔任)是教理聖部(Holy Office)(成立於一五四二年,梵二大公會議後改為信理部)的當然顧問。教理聖部(Holy Office)的秘書常是道明會士,就如禁書目錄的秘書一樣(一九一七年廢止)。

 

修會的管理制度與生活

此世紀的總會長十三位是義大利人,而所有的十六位總會長,除了三位例外,他們管理修會的時間都不久。文生•班地利(Vincenzo Bandelli)(一五○一∼○六)五年任期,若望•柯肋瑞(Jean Cleree)(一五○七年六月到八月)兩個月任期,從一五○八到一五一八年由多瑪斯•德維憂(Tommaso de Vio )任總會長,帶給修會十年強而有力的領導。此後的八位總會長,沒有一位的任期超過六年。然後文生•尤定納尼(Vincenzo Guistiniani)在任十二年(一五五八∼七○),瑟拉芬•卡瓦利(Seraphim Cavalli)七年(一五七一∼七八),保錄•康思達比里(Paulo Constabile)三年(一五八○∼八二),和熙斯篤•法比里(Sixtus Fabri)五年(一五八三∼八九)。熙伯利多瑪利亞•貝察拉(Hippolytus Maria Beccaria)結束了這世紀,他從一五八九到一六○○年,做了十一年的總會長。

 

雖然總會長的任期都很短,但從一三七○年總會議不再每年召開後,開始有一個趨勢,就是總會長的管理繼續走向更堅強及更個人化。當總會長的威望增加,總會辦事處的功用也跟著增強,他的總佐成了諮議員,取代了總會議。

 

總會長的地位提高,但教廷的干預使之平衡。從脫里騰大公會議起,教會趨向於中央集權,以及新成立的教廷聖部,尤其是一五八六年成立的正規會士諮詢部,對修會都有直接的影響。自一五八八年禮儀聖部成立,一六二二年傳信聖部成立後,修會的禮儀和外方傳教事業就受到教廷的管轄了。脫里騰大公會議把會士的講道及行聖事委由教區主教監督,神父們在教區內行使這些職務需要申請許可。

 

教宗下令把選舉總會議應在羅馬召開。這個在一四七四年開始的先例,現在則變為成規了。經常總會長出缺時,教宗不理《會憲》指定的署理總會長,任命其他人擔任。教宗良十世(Leo X)在一五一七年任命多瑪斯•德維憂(Tommaso de Vio )為樞機主教,仍然讓他擔任了將近一年的總會長。熙思篤•法比里(Sisto Fabri)成為中央集權的受害者。因為教宗西斯篤五世在一五八九年撤除他的總會長職務,部分原因是道明會的彌格爾•伯內里(Michele Bonelli)樞機主教的反對,另一原因是他很不審慎地認可了一位一位屬於里斯本隱修女院假冒的密契家,訪親瑪利亞修女(Sor Maria de la Visitacion)的行為。

 

監護樞機也屢次干預修會的事務。雖然教宗西斯篤四世曾在一四七三年明確地劃清了他們的職權,但在這個世紀堙A還有時看到他們像修會的總會長一樣行事。彌格爾•伯內里(Michele Bonelli)曾不止一次擔任署理總會長,更在一五八○年提出了一份預先議定的總會長人選名單。監護樞機監督總會長之選舉,簽署總會議公報,命令指派省會長和會院院長,並接受陳情。這些干預打破了《會憲》有條不紊的行政管理,也使之混淆不清。

 

修會的人也學到了中央集權的教訓。一五六九年的總會議,為執行教宗碧岳五世的諭令,把任命所有長上的權力,交給每一會省內傑出而賢明的會士小組(類似特殊階級)。這是法律的破壞,幸好沒有持續多久。但它的榜樣卻未消失。

 

此世紀的總會長和總會議要面對由於基督新教興起而產生的挑戰,也要執行脫里騰大公會議對修道者所訂的法規。宗教的衝突緩和之後,總會長恢復了到各會省作定期的視察。瑟拉芬•卡瓦利(Seraphim Cavalli)視察了義大利、法國、西班牙和屬於西班牙皇家的荷蘭。西斯篤•法比里(Sisto Fabri)花了兩年的時間去視察葡萄牙和西班牙。

 

修會在一五○五和一五○七年首次出版了《會憲》的印刷本。接著,修會從一五一五到一五一八年每屆總會議曾徹底修訂《會憲》,但直到在一五六六年才正式出版新《會憲》。新版本已增訂脫里騰大公會議所帶來的必要改變。在新版本埵酗@項特色,出現所謂「小正文」(Minor Text),即在《會憲》(稱為「大正文」(Major Text)的每一個條下面所搜集的每一屆總會議訂定的守則。一五六六年版本之後的《會憲》,總會議很少修改大正文。修會管理制度現在不只根據《會憲》,也依據守則了。因而部分的條文被廢除後,卻仍留在會規堙C

 

十六世紀初,修會有二十二個會省,到此世紀末時,已有三十五個了。雖然斯堪地那和蘇格蘭陷入基督新教手中,巴勒斯坦為土耳其人所佔,但修會在義大利、法國、西班牙、烏克蘭(Ukraine)都成立了新會省。另有九個會省都是在中南美洲隸屬西班牙皇室的殖民帝國境內內。合一會士也併入成為「納士凡會省」(Naxivan Province)。一五五一年葡萄牙的亞洲屬地建立了「東印度十字架會區」。

 

清規派在總會長的協助下,得到了修會的管理權,其中有三位總會長出自隆巴帝會區。一五一五年多瑪斯•德維憂(Tommaso de Vio)把荷蘭會區改為會省。十五年後,保錄•布迪凱拉(Paolo Butigella)把羅馬會省的名稱和地位改為托斯坎那會區。他的繼位人若望•費耐(Jean du Feynier)允許隆巴帝會區兼管聖道明和殉道聖伯鐸二個會省。這二個新會省名稱代替了以前的隆巴帝會省。一五五九年法國會區變為奧希塔尼(Occitania)會省。西班牙會省在十五世紀時,已完成其改革。

 

靈修生活、修女和第三會的發展

為了要加強道明會的內修生活,一五○五年總會議規定會士每年做一次退省,每天定時默想,並公唸玫瑰經。一五五一年修會修訂了自己的禮儀,出版了新彌撒經本和新日課。一五七六年出版了一本《殉道聖人錄》(Martyrologium)。聖雅欽•波蘭(St. Hyacintho de Polonia)和聖雷孟•奔雅福(St Rayomd de Penyafort)被封聖後,他們的紀念日也列入禮曆中。此外這個世紀還出了五位聖人:教宗聖碧岳五世(死於一五七二年)、果爾孔的聖若望(St Johann of Gorcum),他和十八殉道同伴於一五七二年殉道,聖加大利納•李奇(St. Catharina de Ricci)(死於一五九○年),是一位的第三會隱修女、聖路易•培特郎(Louis Bertrand)(死於一五八一年)是初學導師與傳教士,還有聖羅莎•利馬(St. Rosa de Lima)(死於一六一七年)是第三會友,並且是第一個被列聖品的新大陸居民。其他在俗道明會員中,也有很多是充滿聖德的。其中最著名的是被列為真福瑪利巴爾多羅•潘乃斯(Bl. Maria Bartholomea Bagnesi)(死於一五七七年)和科德的真福賀撒納(Bl. Osanna of Kotor)(死於一五六五年)。科德的真福賀撒納的父母是達馬提的一對信奉希臘正教的夫婦,她奉獻了一生為教會的合一祈禱。在西班牙,耶穌會的聖方濟•包吉亞(St. Francis Borgia)的親妹,路易撒•包吉亞(Louisa Borgia)(死於一五六○年)被人稱為「聖德的公爵夫人」。

 

這個世紀是以推行玫瑰經和玫瑰經善會而出名的。荷蘭、義大利、西班牙的會士在宣講此敬禮上尤為出色。一五二一年雅博•卡斯蘭諾(Alberto Castellano)出版了一本很好的玫瑰經書,這是為方便誦唸玫瑰經並默想其奧蹟所寫的許多書中的一本。教宗碧岳五世使玫瑰經標準化,成為今日的形式。他也把玫瑰經善會的管理權只託付給道明會。瑪斯斯•倪多(Tomas de Nieto)大力宣講新提倡的四十小時敬禮。為了增加人們對聖體的尊敬與崇拜,多瑪斯•史德拉(Tommaso de Stella)於一五三九年在羅馬的聖瑪利亞•米諾華會院創立了第一個『聖體善會』。狄亞哥•維多利亞(Diego de Vitoria)在西班牙宣講耶穌聖名的敬禮。

 

道明隱修女也參與了修會的災禍與更新。他們在愛爾蘭、英國和德國都受到損失。在英國的修會受到攻擊,而四十三座德國的隱修院被基督教佔領,然而在義大利和西班牙有很多新的修女院成立,彌補了喪失。隱修女也進入了新大陸,在墨西哥城和阿勒齊巴(Arequipa)成立隱修院。到這個世紀結束時,已有二○六座隱修院,大部分在義大利、西班牙和德國。

 

研究與學術使命

修會仍很重視其知識的職務和對學習的專注。多瑪斯•德維憂(Tommaso de Vio )在一五○八年,他的第一篇總會長通諭中,呼籲會士對讀書和神貧要堅定他們的信心。他以一個傑出學者的身份講此話,而他對多瑪斯•學說復興的貢獻,從一四九○年代就已開始了。他寫了一本對《神學大全》最好的註釋。一五二五年方濟•希維斯迪(Francesco Silvestri)繼任總會長,卻對《駁異大全》寫了一本一流的註釋。方濟•維多利亞(Francis of Vitoria),是在西班牙發起多瑪斯•學說復興運動的人,正當他的學術生活在顛峰時期,而這顛峰一直持續到一五四六年,他在撒拉曼卡培養了一批傑出的多瑪斯派學者,其中有伯鐸•德甦鐸(Pedro de Soto),道明•德酥多(Domingo de Soto)、麥爾爵•嘉諾(Melchor Cano),後者的《神學源流》(De Locis Theologicis)討論科學的神學方法,為一部精心論著。此外道明•巴奈(Domingo Banez)對恩寵神學的發展很有貢獻。

 

由於脫里騰大公會議對多瑪斯•學說的重視,也由於教宗碧岳五世在一五六七年宣稱多瑪斯•為教會聖師,更由於他所有作品第一次印刷出版,即所謂的『碧岳版』 (Editio Piana),使得多瑪斯•的神學權威更為提高了。從一五七四年起,修會要求其神學家宣誓支持多瑪斯•的健全學說。

 

修會的書院常不斷地受到總會議的重視。除了十五世紀末在盧臣特和撒拉曼卡建立的兩所研究多瑪斯•學說的學院外,修會於一五○一年在華拉多利增設了聖國瑞學院,一五一五年在塞爾維亞(Sevilla)設聖多瑪斯•學院,一五七七年在羅馬設「聖多瑪斯學院」,日後改為「聖多瑪斯大學」。海外方面,一五三八年在聖多明哥(Santo Domingo)[10]也成立了類似的學院。傳統的總會學院仍繼續存在。約在一五五一年總會學院共有二十七所。但在劍橋、牛津和德國的一些學院,在基督新教興起時就消失了。當撒拉曼卡的聖德範學院在方濟•維多利亞領導下漸漸突起時,巴黎的聖雅格學院就失去了優越的地位。

 

雖然修會漸漸修改其課程以適應文藝復興和基督新教的需要,但撒克森會省之省會長賀滿•雷伯(Herman Rab)已指出應變的路向,他勸告年輕會士要特別喜愛「聖經的學問」,幾年後,撒克森的省會議鼓勵所有的會士特別注重聖經的研讀,以有效地答覆路德教派的問題。最後,修會遵照脫里騰大公會議的決議,編插了聖經註釋的課程。一五六九年的總會議卻倒退了一步,查禁了厄拉謨(Erasmus)和類似作家的作品,並禁止會士在未經許可前研讀希臘文或希伯來文。一五八五年的總會議扭轉了這個趨勢,下令所有初學生和暫願修士,在攻讀正式課程前,要先學幾種語文,而且要繼續學四年。

 

道明會士,除了在西班牙以外,仍然堅持反對聖母無染原罪的道理。在這個世紀末,一場新的論戰爆發了,即聞名的論恩寵之戰,有關恩寵與自由意志的關係。多瑪斯•派和墨林納派的神學家爭辯得非常激烈。教宗碧岳五世於一六○七年命令雙方停止爭辯,但允許各在自己的學派內,教授自己的學說。

 

除了神學家和哲學家外,其他傑出的學者也在這世紀為修會添增了許多光采。桑德斯•伯尼尼(Santes Pagnini)是一位擅長外交而多才藝的希伯來文學者,生長在一個以厄拉謨和雷克林(Reuchlin)出名的世紀內。他寫的書籍、聖經譯本、希伯來文的字典和文法,聖經的手冊和註解,形成了一個研究東方學問的小型圖書館。一五一八年多瑪斯•德維憂(Tommaso de Vio )在奧斯堡(Augsburg)會晤路德回來後,就開始翻譯聖經和其註釋,並寫了至少四十篇論文闡明基督新教所攻擊的教義。西斯篤•瑟納(Sisto da Siena)所寫的《聖經總論》 (Bibliotheca Sacra)是根據科學原則寫成的,也是公認的第一本現代聖經導論。

 

道明會士對其他學科也給予重視。方濟•維多利亞把多瑪斯學說的原則,應用到當時的倫理和經濟問題上,而為國際法奠定了基礎。他和麥爾爵•嘉諾(Melchor Cano)在著作中對人文主義及語言學的價值,頗為注重。奧斯堡(Augsburg)的若望•費伯(Johann Faber)企圖在德國弟兄中建立一個研究文學的學院,但沒有成功。瑪竇•班德理(Matteo Bandelli)是一個例子,證明人文主義的興趣對神職人員的影響是很小的。他被公認為當代義大利最好的小說家,曾有「道明會的波卡喬(Boccaccio)」之稱。瑟諾彪•阿喬奧理(Zenobio Acciaioli)是教宗良十世任內當過梵蒂岡教廷圖書館的館長;曾經與厄拉謨的合作的若望•柯諾(Giovanni Cono)是位語言學家。依納爵•但丁(Ignatius Dante)是一位數學家、宇宙學家和工程師。勒安鐸•亞伯提(Leandro Alberti)、瑟巴斯當•奧美多(Sebastian Olmedo)、和瑟拉芬•拉茲(Seraphim Razzi)都是歷史學家。巴多祿茂•拉卡撒斯(Bartolome de las Casas)所著的《西印度群島史》(Breve Historia de las Indias)「歷史」和一些引起爭辯的作品,到今日對研究社會正義和種族關係仍是重要的。路易•哥拉拿達路易(Luis de Granada)的作品,則對靈修神學非常重要。

 

外方傳教

道明會的傳教工作在近代達到最高的發展。中世紀結束時,葡萄牙的道明會士已隨航海家繞過好望角,在非洲、臥亞(Goa)[11]、錫蘭、暹羅和麻六甲等地傳教。他們的傳教工作受到英國征服印度的打擊,但仍繼續發展到十九世紀早期。十字架的卡斯帕(Gaspar da Cruz)在一五五九年進入了中國。

 

西班牙方面,道明會總主教狄亞哥•德撒(Diego de Deza)替哥倫布在西班牙宮廷作保人。哥倫布在一五○四年宣稱,西班牙的君主能得到西印度群島應該歸功於德總主教。一五一○年,第一批道明會士到達西印度群島,並在一五三○年成立了第一個美洲會省。聖路易•培特郎(St. Luis Bertran)從一五六二到一五六九年在新哥拉拿達(Nueva Granada)[12]做傳教士,他有語言和行奇蹟的神恩。道明會士在一五八六年抵達菲律賓群島,從那裡他們得於一五九○年進入中國。

 

傳教會省的會士之來源是從舊大陸吸收會士,或招收那些父母為歐洲人民的殖民地居民。由於受當時偏見的影響,他們不接受印地安人和混血者為會士。墨西哥的聖詹姆士會省在一五五五年有二百一十位會士和四十所會院,這也證明了美洲傳教工作的快速成長。

 

在西印度群島,安當•蒙特西諾(Antonio de Montesinos)和伯納丁•閔耐亞(Bernardino Minaya)成為第一批印地安人的保護者。但巴多祿茂•拉卡撒斯之成就很快就使他們黯然失色,因為他把印地安人的問題帶到西班牙王室。他的「西印度群島歷史」是研究西班牙殖民時期的一流資料,顯然地在偏袒印地安人。方濟•維多利亞的《印地安的報導》則對同一問題提出了比較學術性的論文。利馬的首位主教業羅尼莫•洛艾撒(Jeronimo de Loaysa)是一位道明會士。他在一五五一年建立了利馬大學,並為印地安人設了一所醫院。道明•聖多瑪斯(Domingo de Santo Tomas)為秘魯的方言魁奇亞(Quechua)編了第一本文法。

 

道明會士與基督新教

基督新教像一陣旋風橫掃修會,破壞了興盛的會省,瓦解了修道生活,吸乾了聖召,更捲走了三個會省、四十三座隱修女院和許多會士。它掠過了十二個會省,其中九個會省歷盡艱辛才再站住腳。德國會省在一六一八年剛剛復原,旋即被三十年戰爭的破壞而擊倒。匈牙利會省被土耳其人攪得勢單力薄,波西米亞遭到赫斯異端的重大破壞,而這二個會省再碰上基督新教的重大打擊,使得幾個世紀後才恢復力量。愛爾蘭在十九世紀前一直遭到迫害,英國也要到二十世紀才再復興。撒克森會省受到嚴重的傷害,只剩下七個會院,而這七個會院也於一六○八年併入德國會省了。斯堪地那會省和蘇格蘭會省在此世紀中葉就消失了。

 

隨著非拉丁會省的勢力減弱,修會的風格也改變了。義大利、法國和西班牙的會士成為修會的絕大多數,缺少了其他民族的調節作用,到了二十世紀才有了改觀。

 

德國道明會士是第一批起來反對路德的人。若望•德則爾(Johann Tetzel)在宣講大赦時,引發了這場爆炸。他自己、他的撒克森會省的弟兄們、教宗宮廷神學顧問和多瑪斯•德維憂(Tommaso de Vio )等,寫了第一系列的書面辯駁。一五二五年教宗克肋孟七世促請所有參加總會議選舉新會長的會士們,拋開個人的動機與野心,選出一位「在教義方面卓越的人」,一位能指引修會「在充滿危機和憂患的時代中」,使修會完成一貫使命的人。教宗對選舉的結果絕不會感到失望,因為選出的是多瑪斯•學說的評註家方濟•希維斯迪(Francesco Silvestri)。總會議和省會議都一再警告會士,不得宣講或教授舊或新的謬見,要求他們宣揚真的教義,也勸告省會長們要把博學而熱心的會士集中在靠近基督教地區的會院內,省會長他們要建議總會長如何能使道明會士達成歸化人民的工作。省會長也要挑選那些可對非天主教徒作宣講、教學和辯論的人。

 

一五二三、一五二五和一五三○年各屆總會議的評議員都喚起會士們對修會的偉人之回憶。這是一群常讀書、多祈禱,曾剷除有害的教義,並有視死如歸之精神的修會偉人。這些話不是白費的。總會議不時將鼓勵的字句寄給在戰鬥中的會省,而為信仰捨命的隱修女和會士的名單,也像這些鼓勵的字句一樣,繼續的增加。一五八○年的總會議列出了所有在德國、荷蘭和法國殉道者的名字。

 

從另一方面來看,同時也有許多道明會的會士和修女離開了修會和教會。最出名的是馬丁•布舍(Martin Bucer),列為德國及英國宗教改革領袖之一。繼他之後,大部分在史特拉堡的會士,在一五二六年前都出會結婚了。

 

道明會的宣講者、神學家和作家,一心一意要宣揚並維護天主聖言。耶穌會的史學家達齊•凡杜瑞(Tacchi Venturi)記載:「道明會士在天主教的衛道者中,不論在時間、人數和教義的傑出上,都是跑在最前面」。尼閣•保祿(Nicholas Paulus)在讀過道明會對路德派的反擊後,他的結論是「沒有一個修會像聖道明的修會一樣,造就出這麼多傑出的文字鬥士」。在義大利,六十四個以文字來反對基督新教的人中,有十四位是道明會會士。另一位傑出的宣講者麥爾爵•米梅喬(Melchior of Misciska),更有使二萬二千名波蘭的基督教徒歸回教會的榮譽紀錄。我們不需詳細列出修會會士在德國擔任教廷大使或在義大利和法國擔任異端裁判所做的工作,也不必提西班牙會士協助其他會省復興的工作。

 

在回顧道明會對基督新教的反擊時,我們最好也反省一下一位教會史學家的名言。他說天主教和基督教之間的論戰,大部分都是沒結果的。三個世紀來,雙方都用書冊、文章和辯駁來砲轟對方,雙方都很少擊中目標,但每方都自以為非常滿意。只有今天這兩軍才拋開他們的武器,開始交談。道明會士進入大公性的交談,這正配合修會向全世界宣揚天主聖言的使命。

 

教會職務

在十六世紀內,道明會以不同的角色來協助教會,會士進入聖統階層,擔任教廷使節和異端裁判,並參加大公會議。在第五屆拉特郎大公會議中,多瑪斯•德維憂(Tommaso de Vio )為教宗的首席權及為行乞修會的權利與特惠作辯護。

 

修會對脫里騰大公會議有重大的貢獻。大公會議重申了天主教教義,給基督徒生活提供了一個方向和衝力,並改革了教會。兩百位道明會士參加大公會議,以總主教、主教、代理主教、神學家、或像三位葡萄牙的會士以國王的代表參加。著名的道明會士參與了大公會議三個階段的議程,他們包括道明•德酥多(Domingo de Soto)、巴多祿茂•卡蘭撒(Bartolome Crarranza)、安博•凱特里(Ambrose Politus Cathrinus)、麥爾爵•嘉諾(Melchor Cano)、伯鐸•德甦鐸(Pedro de Soto)、安博•伯拉格(Ambrosius Pelargus)、伯鐸•裴達諾(Peter of Bertano)為法諾(Fano)的主教;真福巴多祿茂•費南德斯(Bartolome |Fernandes dos Martires)為巴拉加(Braga)的總主教以及二位總會長方濟•羅米歐(Francis Romeo)和文生•尤定納尼(Vincenzo Guistiniani)。而多瑪斯•亞奎那則精神臨在大會內。一五六三年,若望•哥羅(John Gallo)在對教長們講道中提到:「從里昂大公會議起,沒有一屆大公會議之舉行,而無這位聖師臨在(聖多瑪斯•阿奎那)。想想你們自己的會議,這位最常請教的聖師,在這最博學的教長團體內發表他的高見。你們一致同意把任何疑難或爭端都請教他,他就如同試金石一樣。」但大公會議並不批准任何一位神學家或一個學派,而是請教很多權威人士,並聽取每一個神學學派的意見。也許著作教宗史的史學家路易•巴斯德(Louis Von Pastor)最能描述多瑪斯•阿奎那在大公會議的地位,他說「教會在這位偉大學者的學說中,認出了自己的教義。」

 

長久以來不被信任的行乞修會的轄外權(Exemption)和特惠,如今在大公會議上受熱烈的討論。如果沒有這些能幹的會士辯護,主教們可能就會把這些修會附屬於他們的權下了。所幸結果是相反的,大會幫助行乞會士適應新的時代,修改他們的轄外權和特惠,將他們的宣講和職務置於主教的監督下,並為修會的紀律和生活提供了明智的法律。再一次的,教會重要的一臂沒有被削弱,反而更強健。

 

大公會議之成果所以能不停留於紙上談兵,這要歸功於碧岳四世,特別是碧岳五世,他用的那本大會決議已變得十分陳舊,這證明他在六年的教宗任內,是多麼經常的翻閱及使用這本書。在巴拉加(Braga)教區內,真福巴多祿茂•費南德斯(Bl. Bartolome Fernandes dos Martires)總主教之榜樣正是大公會議心目中理想的主教。米蘭總主教,聖嘉祿•伯羅敏 (Charles Borromeo)也是向這位有聖德的總主教看齊的。道明會士也擔任大會後的委員會工作,準備「脫里騰大公會議教義問答」和[ 禁書目錄」,並從事革新禮儀的工作。碧岳五世出版了修訂的彌撒經本和日課,而統一了羅馬禮的禮儀。

 

道明會士同時也幫助新修會的會祖,作為服務教會的方法。這些新的修會和會祖,包括巴納會(Barnabites)的聖安當•匝加利亞(St Anthony Maria Zaccaria);索馬奇會(Somaschi)的聖業樂•倪亞尼(Jerome Niani)、祈禱會(Oratorians)的聖乃立(St Filipo Neri) of the,耶穌會的聖納爵•羅耀拉(St Ignatius Loyola)。迦爾莫羅會的聖女大德蘭曾受到幾位道明會告解神父和神師的鼓勵。

 

第八章  十七世紀∼一個專制獨裁的世紀

修會帶著活力和朝氣步入了十七世紀,並分享了脫里滕大公會議後天主教的復元。道明會的改革運動此時已達到實質的完成。一系列的偉大神學家促成了多瑪斯學派的復興。義大利、西班牙和法國這些核心會省,都健全興盛,且人數眾多。然而強弱互見。北歐和東歐的會省只有一個外殼,海外的會省雖強,但距離太遠且傾力於傳教工作,對修會本身的影響不大。知識的復興消耗了修會大部份的力量,而神學家花在爭論上的精力,原可以作更好的用途的。

 

在政治界,神權君主政體,國家主義和王朝的戰爭即將展開。不久天主教國家的君主就將限制教會的自由,向教宗的領導權提出挑戰,並削弱所有修會的力量。就如休斯(Philip Hughes)所說的:「最後的結果,天主教國家君主的專制,是損害天主教在南方的影響力,就如基督教曾損害了天主教北方的力量一樣。同時這專制對宗教所造成的傷害,至今仍然覺察到它的阻礙。」所有的修會都被這個困擾教會的網所纏住。說實在的,「專制主義(Absolutism),高盧主義(Gallicanism(Gallicanism),楊森主義(Jansenism),主教獨立(Episcopalism)和法國大革命,這些運動都淵源於法國,使教會在一六○○到一八○○年間遭到許多困難,」並不是出於偶然的;原來一五九四年繼承法國王位的波旁王朝,在馬沙林(Mazarin)和李希留(Richelieu) 二位樞機主教的協助下,曾把王朝的權力提昇到一個高峰,以致路易十四成為「神權君王」的化身。李希留主張在不違反正統教義的程度內,限制教宗在法國的權力。這個政策幾乎成了信理,而在一六八二年法王路易公佈法國王法時,得到了典型的表達。

 

在教會方面,自脫里滕大公會議後開始的教宗中央集權,隨著教宗地位的鞏固而更加發展。這在十六世紀是必要且有益的,因為脫里滕大公會議的法令必須實行,而天主教的改革也在初生階段;可是一旦天主教的生活已復元,王朝權力和主教特權更抬頭時,羅馬的統治就註定要受到挑戰了。

 

道明會的行政及其轉變的風格

專制主義,中央集權和理性主義,在「啟蒙」的十八世紀裡發展到了顛峰。修會受到所有這些因素的影響,它的行動自由也因教宗和君王的屢屢干涉而縮小了。修會一面不能脫離時代環境的束縛,一面無法避免教宗和王朝政策的糾纏,總會長伯佳里在一六○○年建議把任命省會長的權力交給總會長,便是修會本身的情勢轉變之預兆。中央集權及榮耀主義從四面八方包圍了修會,並漸漸滲入修會的血液中。從一三七○年總會議停止每年召開,總會長的管理權就開始發展,而在十七、十八世紀時,已演變成一種君主專制。直至一六二二年,總會議大致隔三年開一次,而從一六二五年起,教宗烏爾班八世授權修會隔六年開一次會,因而會期間隔愈來愈長了。一六二八年曾開過一次會,一六二九年為選舉總會長又開了一次。此後直到一八三二年的第十五次總會議,其中除了四次例外,其餘都是為選舉而召開的。一六七七年教宗依諾森十一世曾試圖改變這種情形,要求修會恢復三年一次總會議,但他的命令只被當作一張紙,而束之高閣。十八世紀時,總會議只開過六次。

 

總會長的影響力於是逐漸增加。一六○○年的總會議重新肯定了大會的權威和「在全修會內,在精神和俗務上掌握全權」的總會長之權威,並將「最可敬」的頭術加給總會長和總評議員(diffinitors)。同時總會議要求總會長駐在羅馬,這意味著他那逐漸增加的重要性,必會減少他與會省的個人接觸。他為保持與會省的聯繫,只有藉著信件、行政命令、授與豁免或特權,決斷一些紀律案件,聽取陳情,偶爾自己或由代表作視察,由於總會議很少召開,所以他不時要向教廷申請授權或決定,而會省也無法抗拒這種個人統治的潮流。一六二九年的總會議發現必須下令省會議評議員不得准許省會長改變省會議公報。一六四七年總會議更增加了總會長的管理權,命令省會議公報在正式頒佈前,必須先提交總會長審核。

 

總會長的權力曾以種種徵象表達。他的總部位於聖瑪利亞米諾華(Santa Maria sopra Minerva),其新增建築擴充了寬宏的會院範圍,內部有總會長和他的公署,羅馬會省辦事處,聖多瑪斯學院及教授樓房。到下一世紀時,更增加卡桑那(Casanate)圖書館的學者和教授樓房。同時,總會長因環境所迫,不得不駐在教會中心-羅馬,另在巴勒特納(Palestrina)附近的鄉間,設置了一座夏天別墅。若翰•瑪利尼(Jean Baptiste de Marinis)是第一位去那兒的總會長。他在一六五六年,因健康情況不佳而到那堨蟛i。總會長公署後來把這間屋子買了下來,大約從一六七七年起,總會長們就定期地使用那屋子了。在那兒他們放置了各任總會長真的或假想的畫像。這個陳列館一直保有最新的資料。但所有的畫像現在都移掛在聖沙比納總會長公署的走廊上了。這種家族的自豪是可原諒的。雖然十七世紀以前的都是想像的,但像會祖道明、真福若堂、宏伯•羅曼斯、真福雷孟•卡普和多瑪斯•德威憂等這些偉人,理當為人所紀念。

 

此時在修會內亦不乏諸侯貴族式的榮耀,特別當修會選出貴族的兒子做總會長時,可以看出。例如一六七○年選出的若望多瑪斯•羅卡柏迪(Juan Tomas de Rocaberti),一六七七年的安當•德蒙瑞(Antonio de Monroy),一七五六年的若望多瑪斯•玻撒多斯(Juan Tomas de Boxadors)。可能從一六六九年起,西班牙國王列封總會長為西班牙大公。安東寧•克羅奇(Antonino Cloche)總會長在視察義大利北部的行程中,竟受到極度的榮耀和禮儀的款待。雖然若望多瑪斯•玻撒多斯(Juan Tomas de Boxadors)的個人生活,充滿了簡樸和嚴格的克已,但他從一七六○年起在西班牙會省所做的四年視察,卻被人指責為像一個諸侯似的旅行。選舉和葬禮往往成為炫耀和壯麗的場合。一七二一年羅馬市政府的樂隊曾打鼓吹號的宣佈奧斯定•畢比亞(Agostino Pipia)當選總會長。他們這樣做,當然不會沒有拿到適度的小費的。一七二○年安東寧•克羅奇(Antonino Cloche)和一七四七年多瑪斯•李伯(Tommaso Ripoll)的葬禮,都有非常多的道明會士,各修會人士以及教會的顯要人物參加。

 

雖然總會長的地位已更為鞏固,但他和修會並不擁有完全自由以行事。從一六○○年起,教宗和監護樞機的嚴密監督已經確立。十七世紀和十八世紀召開的全部十四次選舉大會,都在教廷的監視下投票的。同時教宗經常在總會長出缺時,指派一位署理總會長。就如尼閣•李鐸斐(Niccolo Ridolfi)在一六二八和一六五○年,文生•甘地多(Vincenzo Candido)在一六四四年,碧岳•巴瑟里尼(Pius Passerini)在一六七○年都曾被派作署理總會長。教宗依循一個世紀前建立的先例,在未選出繼位者之前,把那些已擢陞聖統階層的總會長仍留職視事,就如伽拉米(Augustine Galamini)一六一一年陞任樞機,若望多瑪斯•羅卡柏迪(Juan Tomas de Rocaberti)一六七七年晉陞瓦倫西亞總主教,安當•德蒙瑞(Antonio de Monroy)一六八五年任西班牙聖地亞哥•康波斯特拉(Santiago de Compostella)的總主教,若望多瑪斯•玻撒多斯(Juan Tomas de Boxadors)一七七五年陞任樞機。法奧斯多•波里(Fausto Poli) 樞機主教主持一六四四年選舉大會的總會議,在教宗烏爾班八世的授權下,署理總會長文生•甘地多(Vincenzo Candido)也投了一票,他並不是大會議員。教宗為了修會的好處著想,時常給總會議頒發指示。監護樞機亞提瑞(Altiera)要求一六七七年的選舉總會議,在進行選舉前先接受幾項訓令,包括修會保持三年召開一次總會議,頒授神學大師要遵守教宗博義九世(Boniface IX)所核准的章程,不可改變會憲或總會議的公報,此外,總會長要親自視察歐洲各會省。樞機主教同時命令在選舉之後,總會議要委任一小組負責修訂會憲。安東寧•克羅奇(Antonino Cloche)在一六九○年出版了這修訂本。繼一六二○年和一六五○年的版本後,這個版本曾幾度的再版都沒有更改,直到一八七二年文生•詹德爾(Vincent Jandel)才公佈了新的版本。

 

再度堅持總會長作視察的規定終成了具文,因為十七世紀初期,教宗曾阻止尼閣•李鐸斐(Niccolo Ridolfi),若翰•瑪利尼斯(Juan Bautista de Marinis)和若望多瑪斯•羅卡柏迪(Juan Tomas de Rocaberti)做視察,而現在卻是實際的環境在阻礙了。安東寧•克羅奇(Antonino Cloche),身為一個法國人,在視察義大利北部時,卻被西班牙擋住,不得進入米蘭公國(Duchy of Milan),也不能視察西班牙的會省,而為了和平的理由,他也沒有去法國視察。

 

這個時代的另一特徵就是神學大師擁有特權的地位並受到過度的崇敬。一六四九年阿拉岡省會議的一條守則,就是一個極端的例子。守則說「因為大師的作品給修會帶來莫大的光榮,所以我們希望他們能有完全的自由去從事寫作。為此我們下令……會院院長指派輔理修士要細心而謙恭地服侍他們。」大師這種崇高的地位,由於從十五世紀起在總會議中的優勢,以及原有特權的延伸,而更為提高。這些事實隱藏在察爾斯•普立(Charles Poulet)的《教會歷史》之一句令人迷惑的言辭中,「道明會有高級與低級神職人員之分」。神學大師冷漠了講道大師的地位,雖然後者仍屬省會議的議員。

 

十七世紀的總會長

一六○○年代共有九位總會長,其中五位的任期為七年,沒有一位是少過四年的。瑟拉芬若瑟•瑟奇(Seraphim Giuseppe Secci(Seraphim Secci)(一六一二~一六二八),尼閣•李鐸斐(Niccolo Ridolfi(一六二九~一六四四),若翰•瑪利尼(Jean Baptiste de Marinis(一六五○~一六六九)和安東寧•克羅奇(Antonino Cloche),都是任期很長的總會長。安東寧•克羅奇(Antonino Cloche)是任期最長的總會長,他的三十四年的任期銜接了兩個世紀。他在一六八六年當選,死於一七二○年。業羅尼莫•撒維略(Jeronimo Xavierre)(一六○一~一六○七)的擔位總會長是一連串義大利總會長任期中的小間斷。其他例外,則為此世紀末一位西班牙人若望多瑪斯•羅卡柏迪(Juan Tomas de Rocaberti)(一六七○~七七),一位四十二歲的混血墨西哥人安當•德蒙瑞(Antonio de Monroy(一六七七~八六),和一位法國人安東寧•克羅奇(Antonino Cloche)當選總會長。

 

尼閣•李鐸斐(Niccolo Ridolfi)的遭遇和匝穆尼、奧貝利以及費伯瑞等人的情形相同。教宗烏爾班八世撤除了他的職位,因為有些會士對他提出了控訴,而且一六四二年曾在熱內亞(Genoa)舉行了一次不正常的總會議,並對他作了非法的罷黜。教宗所行這件事引起了一次分裂,在靠近熱內亞的柯奈里諾(Corneliano)召開了一次抗議的總會議,另選出一位偽總會長。其中一位是有名的樞機主教的弟弟,野心的馬匝林(Michael Mazarin)。此人後來也戴上了樞機主教的紅帽。烏爾班八世既曾停止尼閣•李鐸斐(Niccolo Ridolfi)的職權,復又宣佈兩次非法的總會議和一六四三年的選舉都屬無效,並在一六四四年終於撤除了尼閣•李鐸斐(Niccolo Ridolfi)的總會長之職。教宗和他那鼓勵總會長對敵派的樞機姪子,所以討厭尼閣•李鐸斐(Niccolo Ridolfi),是有其家族的原因的。繼任教宗依諾森十世恢復了尼閣•李鐸斐(Niccolo Ridolfi)的職權,並命他主持一六五○年召開的總會議,以選出多瑪斯•杜爾格(Tommaso Turco(一六四四~一六四九)的繼位人。雷氏原有可能當選,但在他正要獲得勝利的果實時,死亡卻將他奪去了。

 

總會議和會省

十七世紀的總會議都忙於傳統的工作,即為促進修會、會省、研讀和清規的改善。尤其以一六○五年的總會議為顯著,頒佈了一連串改革的法令。一六一一年在巴黎召開的總會議,則以反高盧主義(Anti-Gallicanism)的辯論而出名,這辯論是在攝政王后瑪利亞•莫狄西(Maria de Medici),年輕的法王路易十三,教宗大使以及貴族面前舉行的。在這個世紀中,不止一屆總會議曾強調修會的統一,以反對為西印度群島各會省指派總會長代理人的企圖,以及反對在會內革新會服和禮儀的要求。儘管他們做了這樣的努力,但會士的斗篷和風帽仍大量的增加,會服寬大的剪裁樣式也一直維持到十九世紀。道明會士為了表示和那些出外時不戴帽子,或是戴瓜皮帽的會士不同,開始在公共場合戴羅馬式的帽子。

 

會省在行政上的改變,是一六二九年的總會議所引進的。修會為了遵行教宗猶利斯二世的法規,原在意大利北部會省已執行的,將省會長的任期限定為四年,會院院長為三年。為配合這項改變,隔四年才開一次省會議,以選舉省會長。在不召開省會議期間,由會省中被選出的神父會士代表,神學大師和各會院院長,集會商討會省之事務。這些集會沒有選舉和立法的權力。有些會省採用他們自己的一套慣例。阿拉岡和卡拉布瑞(Calabria)的省會長,是輪流從不同的省區會中遴選。墨西哥道明會士所選的省會長,是在西班牙人和墨西哥混血人中輪流選出。會省本身也因當地的語言不同而分會區,分成米士德(Mixteca)會區和查報德(Zapoteca)會區。

 

從基督新教改革到法國大革命這段期間,修會最大的力量都在意大利、西班牙和法國。法國的幾個會省因外來的侵略、和在十六世紀使法國動盪不安的長期內政與宗教戰爭,而飽受磨難。久需革新的法國會士因受益於「革新會團」 (Reformed Congregations)與會省的創立,以及天主教的復生,才得在一六○○年代恢復他們的力量。原來天主教的復生實際上也是因法國實行脫里滕大公會議的法令而開始的,雖然這實行已稍延遲了。波西米西和匈牙利的會省,因受到基督新教和土耳其人的打擊,一直在極端脆弱狀態下,只能慢慢地復原。德鐸會省原來正在快速的康復中,但一六一八年爆發的三十年戰爭,再度削弱了它的力量。土耳其人在一六六九年摧毀了希臘會省。一六○八年修會自行結束了撒克森會省,而將僅餘的幾個會院合併在德國會省內。另一方面修會此時添了新名單,增加了九個新會省:皮得蒙(Piedmont)、義大利南部的聖加大利納、巴黎、立陶宛(Lithuania)、加那利群島(Carribean Islands)、墨西哥的諸天使之布威部拉(Puebla de los Angeles),法國的聖路易、比利時、和俄國的聖雅青。

 

政治的壓力產生修會疆界的調整。國王們為了配合政府的管轄,不是把會省的界線轉移,就是把會院併入自治的會團中。修會自行成立了薩丁尼亞會團(Congregation of Sardinia),於一六一五年從阿拉岡會省分割出來。由於哈斯堡皇朝的影響,修會又在一六二九年把斯坦馬克(Steiermark)和卡林西亞(Carinthia)會團從德國會省分割出來。法王路易十四(Louis XIV)對外征戰的成功,使得修會在一六八○年成立一個法語的比利時會省,並在一六九○年成立亞爾薩斯會團(congregation of Alsace)。馬耳他島改屬英國後,島上的三個會院就成為總會區了。此外,修會取銷了波蘭分割後所成立的西里西亞(Silesia)會團,將其所有的四個會院併入波蘭會省。修會的改革運動成立了九個會團,分別在義大利、法國和俄國。

 

各會省和各會團的道明會生活的水準大有差別。歐洲北部的會省不是被基督新教的環境罩住,就是因著這個世紀王朝的野心和戰爭所阻,而不得發展。法國的道明會士因熱衷於改革,使他們有一種不穩定和不滿足的感覺。這從會團的增加,及會省疆界的變更可看出。西班牙和義大利境內的會省卻充滿了生氣與活力。隆巴帝會省有二○三三個會士和六十三所會院,西西里會省(一五七三年)有八百名會士,西班牙會省有二千名,阿拉岡會省有一一五二名會士和五十三個會院。西班牙殖民地的十個會省,都有中等的規模。一六五六年在墨西哥成立的布威部拉聖天使(Puebla de los Angeles)會省有十九個會院。

 

改革運動

在這個世紀中,總會長們都積極地推動修會的改革。業羅尼莫•撒維略(Jeronimo Xavierre) 總會長指導一六○五年在華拉多里(Valladolid)召開的改革總會議。瑟拉芬若瑟•瑟奇(Seraphim Giuseppe Secci)總會長本人是一位模範的會士,經常親自或派人執行視察。總會長多瑪斯•杜爾格(Tommaso Turco)在一六四五和一六四六年間都在法國,以整頓混亂的革新會省和會團,後來他又去了西班牙。法國的改革會團,有兩個在一六六九年變成會省,原名高盧會團(Gallia Congregation)成為巴黎會省(Province of Paris),聖路易會團變(Congregation of St. Louis)為聖路易會省(Province of St. Louis of France)。安當•德蒙瑞(Antonio de Monroy)在一六七七年總會議中當選會長,他接受了修會聖部發給當屆總會議的指示。他和總會議議員頒佈了一套明智的守則,把團體生活再度引進各會院中。當時大部份的會院或多或少都在度私人生活,財物不公有公享。

 

這種經常注意改革是必須的,不但為了上面剛才提到的原因,也因為未改革會士仍舊擁有私人的財產,而清規會士自身也經歷衰退的時期。一六○五年總會議回到真福雷孟•卡普的計劃,要求每一個會省成立一個清規會院。法國的道明會士更進一步,於一六二九年在尼閣•李鐸斐(Niccolo Ridolfi)總會長鼓勵下,在巴黎設立了一所總初學院。教宗依諾森十世的一六五二年訓令可惜沒有善加執行,他曾指示所有修會的小會院都要取銷,因為這些小會院無法保持修會規律。

 

研讀

修會遵行脫里滕大公會議的法令和教宗的指示,加強讀書計劃。總會議把注意力轉向神學,在原有的課程中加入實用倫理學,並把讀書修士分為「進修」和「普通」兩組。進修組的學生有資格獲取學位,並專注於研讀多瑪斯.亞奎那的作品。更重要的一點是,總會議在此世紀特別指令各學院及主要會院增加聖經研讀,委派聖經教授,四年的神學課程中每天都有聖經講課。一六九四年又在每一會省開辦一所聖經研讀學校。對聖經的重視更延伸到對聖經原著語文的重視,一六○八年總會議踏出了第一步,要求各會省成立一所希臘或希伯萊文的學院。一六二二年的訓令更指示會省要在所有的哲學和神學院內,設立希伯萊、希臘、拉丁和阿拉伯文的課程,雖然缺乏專門的語言學家,可能使他們難以遵從這些命令,但的確結出了果實,這可由幾位學者的作品看出。方濟•甘陪比(Francois Combefis)對希臘教父著作的出版作了先驅,雅格•郭亞(Jacques Goar)在他的《禮儀文法》(Euchologium)作品中,以當代最好的手法敘述了東方禮儀。彌格爾•勒奎(Michael le Quieu)寫了重要的書,《論東方基督徒》 (Oriens Christianus)。若望彌格•凡斯雷(John Michael Vansleb)曾出版一本衣索匹亞語言的字典。

 

總會議一再提醒會士有關修會的教義使命,以及會士對多瑪斯神哲學遺產負有發揚與維護的義務。為達成這目的,一六一二年在波哥大(Bogota),一六八一年在基多(Quito)都設立了學院。玫瑰聖母會省一六四五年在菲律賓馬尼拉設立了聖多瑪斯大學。

 

而在此前一年的總會議曾要求出版偉大道明會學者的作品。因此在本世紀中葉出版了聖大雅博、聖多瑪斯的作品,以及真福伯鐸•塔然達斯(Pierre de Tarantaise)寫的《神學論集詮釋》。傑出的多瑪斯派學者有多瑪斯•勒穆茲(Tomas de Lemos),以神學及哲學註釋聞名的若望•溥安順(Jean de St. Thomas Poinsot),還有若翰•格奈(John Baptist Bonet)、業樂•邁狄希(Jerome Medici),文生•康登順(Vincent de Contenson)和安當•高定(Anthony Goudin)

 

十七世紀的多瑪斯派神學家承襲了對聖母始胎無染原罪的長期論戰,以及與摩里納學派(Molinists)對恩寵與自由意志的辯論。此外新問題出現,一直持續到十八世紀,包括楊森主義、或然論(Probabilism)[13]和高盧主義(Gallicanism)。道明會士被迫走在楊森主義和耶穌會士的或然論之間的窄路上,向兩派提出挑戰,而這兩派彼此也常互相攻擊。多瑪斯派神學家在闡明他們對恩寵的看法時,人們以為他們是在講授楊森主義,當他們攻擊一些或然論者的寬縱時,冒著危險被認為與楊森主義同流,因楊森派在法律和聖事上主張極端嚴竣。而很諷刺的一點是,或然論原為一位西班牙籍會士巴多祿茂•莫定那(Bartolome de Medina)在一五七七年提出的。尚有幾位道明會神學家亦採取了這種學說、但因產生了弊端,遭到一六五六年總會議的譴責,接著兩次被教宗亞歷力大七世指責。教宗依諾森十一世的一項法令和其他正式聲明,都支持道明會士反對或然論。

 

有關高盧主義(Gallicanism)的辯論,並沒有直接牽涉到道明會,然而法王路易十四在一六八二年頒佈了反教宗權力的法令,要求神學教授和有意獲得學位的會士接受此法令,這給法籍會士造成很大的壓力。幸而路易與教宗的衝突於一六九三年已告平息。此後法令雖仍具有法律上的束縛力。但沒有實際的執行。總會長若望多瑪斯•羅卡柏迪(Juan Tomas de Rocaberti)激烈反對那些支持高盧主義(Gallicanism)的道明會士。他指責著名的神學及教會史學家亞麗山大•諾爾(Alexander Noel)所持反對羅馬的態度,親自提筆衛護教宗的權利。亞麗山大•諾爾(Alexander Noel)並非單獨一人為法國的地位而狂熱的人,安博瑪利•卡累(Ambroise Marie Carre)也是一位極端愛國,而多少帶著狂熱的道明會清規會士。他曾發誓要服從樞機主教李希留,後者倡導高盧主義(Gallicanism)者之一。不論如何,經過一段時間後,大部分的會士都回到教宗這一邊了。

 

修會對於十七世紀哲學體系中所興起的啟蒙運動,並沒有給予正式的注意。大部分士林派的哲學與神學家對啟蒙運動帶來的哲學挑戰都沒有反應,而自形成思想界的格圖(Getto)。雖然如此,還有不少道明會士獨自發展出一套適應時代的學術。多瑪斯•康巴內拉(Tommaso Campanella)在笛卡爾(Descartes)之前,就曾以普遍性懷疑方法作為理論系統的開始。他以大膽的思想,哲學和神學的思想,以及他悲劇性的一生而聞名。雅格•巴雷里(Jacques Barelier)所著的《植物描寫》 (Icones Plantarum)是根據作者個人觀察而寫成的,書中討論到法國、西班牙和義大利的植物生活,這是此世紀最重要的植物學作品之一。納爵.但丁像現代初期的很多人一樣,在不少方面都有極高的才幹。他是一位建築師、數學家、宇宙學家和天文學家,他也寫了不少科學性質的作品。文生•馬谷拉諾(Vincenzo Maculano)是一位著名的工程師,也曾做樞機主教。他受教宗烏爾班八世的委託,曾建築馬耳他(Malta)島的堡壘,並鞏固羅馬原有的。很多道明會士為史學家,在這個世紀寫了著作。著名的有雅豐•查根(Alphonse Chacon),若望•勒撒格(Jean de Rechac),亞巴郎•伯斯基(Abraham Bzowski),雅格•奎悌福(Jacques Quetif),德范多瑪斯•崔傑(Etienne Thomas Soueges)和亞麗山大•諾爾(Alexander Noel)。他們專長於道明會或教會的歷史。在查根的力言下,總會長業羅尼莫•撒維略(Jeronimo Xavierre)開始在修會中鼓勵研讀歷史。若翰•瑪利尼斯(Juan Bautista de Marinis)在任總會長期間,大規模地擴大了羅馬的米諾華聖母會院的修會檔案館。當時一位精通文學的史學家雅格•奎悌福(Jacques Quetif)會士開始了極重要的《道明會作家史記》(Scriptores Ordinis Praedicatorum)」,於一七五四年由雅格•厄察特(Jacques Echard)會士完成。德范多瑪斯•崔傑(Etienne Thomas Soueges)出版了一套很多冊的道明會士和修女的傳記集。亞麗山大•諾爾(Alexander Noel)在他的《教會歷史》(Historia ecclesiastica)中,收集了二百三十篇歷史專論,而顯示出他具有歷史的真正意識。道明會的一些隱修女也喜歡文學創作,例如弗羅倫斯人,弗拉賣特•弗斯高巴地(Flammette Frescobaldi)是一位編年史家,另一位弗羅倫斯人保迪拉•內麗(Plautilla Nelli),和一位葡萄牙人威憂蘭達•塞維歐(Violanta de Ceo)則擅長寫詩。迪亞哥•奧赫達(Diego de Hojeda)於一六一一年出版了他的《詩集》(Christiade),加入了她們的詩人行列。依納爵•寧德(Ignatius Nente)值得一提,他是第一個討論耶穌聖心敬禮的作者。

 

宣講和傳教

就像在其他的世紀堣@樣,修會在十七世紀的宣講大部份都沒有記錄下來,瑟拉芬若瑟•瑟奇(Seraphim Giuseppe Secci)總會長在一六一二年頒佈了守則,證明了修會仍不斷意識到它的使命。這守則刺激了宣講,也導致一六四四和一六五○年定額制度的成立,即分配可晉升為宣道大師的傳教士人數(指作大眾化的系列性講道者),而且也促成了一六六七年的法令。這法令給予修會恢復初期佈道使命的展望。這使命曾一度被淡忘,因為會士們變成了學位追求者,而大師和學士大都不屑於做大眾化的宣講。所幸頒佈的法令沒有變成具文,號召了「熱忱、虔誠、有學問、有口才的會士」來進行大眾化的講道。聖文生德保(Vicent de Paul)創立遣使會,便抓住了這種需要。不久另有些聖職修會仿效遣使會而成立,如道明會第三會會員,聖葛理農(Louis Grignion de Montfort)以及聖師雅豐索(Alphonse Liguori)所創立的修會。

 

由下面的例子,可看出道明會士所做的特別宣講。桑德斯•瑪利亞雷斯(Xantes Mariales)在威尼斯工作時,因非常激烈地攻擊當地盛行的弊端,而被激怒的市民趕出城外,弟茂•李奇(Timothy Ricci)在波羅那的講道吸引了三萬名民眾,而頗為出名,他引進歌唱式的誦唸玫瑰經,並推廣持續玫瑰經敬禮,以確保全天二十四小時誦唸。道明會士在比利時、荷蘭、法國,繼續與楊森主義戰鬥。佛來明籍會士從一六二三到一六三九年,在丹麥、賀斯坦(Holstein)和漢堡(Hamburg)等基督新教的地區宣講福音,一些蘇格蘭的神學生在羅馬成為道明會士後,回到他們的家鄉做傳教士。柯費特主教講道反對在麥次和馬賽(Marseilles)的賈爾文派(Calvinists)信徒。從十六世紀到一八四七年,修會受託向羅馬的猶太人宣講。

 

在新大陸的傳教工作,是由當地混血人及西班牙來的會士負責進行。一五八二年修會開始籌備成立一個以外方傳教性質的省會,從西班牙翰歐洲各地招集自願前往遠東傳教的會士們,而後前往菲律賓、中國、日本和東南亞傳教。這就是玫瑰聖母會省的起源。葡萄牙籍會士沿著自己國家的殖民制度範圍分佈在莫三鼻克(Mozambique),印度和麻六甲(Malaca)傳教。南美秘魯的洗者聖若翰會省在這世紀出了三位有特殊聖德的人物:道明第三會會員,聖女羅撒(St. Rosa de Lima),聖馬丁•包瑞斯(St. Martin de Porres)聖若望•馬西亞(St. John Macias)二位輔理修士和諸天使真福安娜(Bl. Ana de los Angeles Monteagudo)一位隱修女。法籍的會士在一六二五年後,速入哥達洛普島(Guadaloupe)和馬丁尼克島(Martinique)。很多義大利會士參加了東方會團(Congregation of Orient),就是原來的流動傳教團。他們維持在君士坦丁堡郊區的貝拉、斯美納、克里米亞和大亞美尼亞等傳教站。

 

在中國方面,道明會士被捲入一場有關中國禮儀之爭。這場爭論是因耶穌會傳教士的首領利瑪竇(Matteo Ricci)的傳教方法所引起的。他允許信教者可繼續敬祖祀孔,但為道明會士、奧斯定會士和部分耶穌會士所反對,因而引發了一場長達一世紀之久的辯論。一七○○年代,教廷下令禁止信友採用中國禮儀,認為在那個時候的中國社會情況,這些禮儀不可能與迷信成份分開。由於中國文化外觀的改變,這個禁令在二十世紀初期已解除。

 

教會在一六○○年時代,從道明會士中擢陞了十位樞機主教。在這個世紀,有不少道明會士為信仰而受難。在日本,早在一六一七年將有真福雅豐索•那華瑞鐵(Bl Alphonse Navarette)斬首殉道真福的殉道也引進了一群殉道英雄。中國在一六四八年聖劉方濟(St. Francis de Capillas)致命,成為中國第一位殉道者。

 

歐洲方面也有許多殉道者。一六四八到一六四九年,韃靼人侵略盧德尼亞(Ruthenia)時很多道明會士犧牲了生命。在整個世紀中,不斷有愛爾蘭、蘇格蘭和英國的會士被騷擾、監禁;甚至處死。愛爾蘭會省奉獻了一百多位殉道者和許多被放逐者。有些英國會士在監獄中待了很長的時間。一六○○年,真福羅伯•納德(Robert Nutter)在蘭卡斯特被吊死後,屍體又被拉開成四塊。一六八○年達味若瑟•柯梅斯(David Joseph Kemeys)在倫敦的新門(Newgate)監獄內去世。一六七○年巴特里•卜林斯(Patrick Primrose)在蘇格蘭的監獄中,為他的熱心付出了死亡的代價。安當•田莫曼(Anthony Temmerman)在一五八二年,因不願洩露告解的秘密而遇害。繼他之後,許多荷蘭道明會士被罰款、囚禁或放逐。史都爾(Steur)和亨利•韋德曼(Henry Weldeman)都被士兵嚴重打傷。

 

一七○○年代修會的內部生活被提昇了,因為在禮曆上增加了五位新封列聖人的道明會士的紀念日,又有禮儀書的新出版,及對聖道明和聖多瑪斯敬禮的加強。梵蒂岡大殿把聖道明的雕像擺在聖伯鐸大殿內。修會也引進十五個週二向聖道明的特別敬禮,在他波羅納墳墓小教堂內,由義大利著名巴羅克畫家,奎多•雷尼(Guido Reni)畫了一幅「聖道明榮福升天」作為裝飾。皮德蒙和比利時的道明會士以紀念聖多瑪斯的純潔,積極地推廣『聖多瑪斯貞潔帶善會』。

 

從本世紀初期起,國家主義死灰復燃,開始傷害修會內兄弟般的生活。這種發展趨勢有時也許是無法避免的,尤其當時法國、西班牙和義大利的道明會士在修會內佔優勢,或是當一些國王認為無法忍受他們的臣民服從於外國的,或貴族的會士長上時,為了滿足國王就創立新會省,或是重劃會省的界限。一九六八年所採的一些措施,使修會回到初期幾個世紀實行的集體性及分層負責,並廢除一切特權的職位及投票,這樣提供了一個比國家主義或特權身份更好的標準以重視人性尊嚴。

 

第九章  一七八九年前的十八世紀

十七世紀無聲無息地潛入十八世紀,就像夏天混入秋天一樣。一六○○年代播下的種子,在這個世紀獲得收成,但在這個世紀末,卻碰到了一個颱風。一七八九年法國大革命以颶風般的威力,襲捲了歐洲,掃除了舊的制度-屬於一個年代久遠,滿是乾枯、腐蝕的社會制度。道明會也是非常平靜的轉入了十八世紀。從一六八六年起就擔任總會長的克羅奇,平靜的把修會帶入這個新的世紀。他很難想像,當他一七二○年以九十二歲高齡去世時,這個曾像路易十四的王國那樣榮耀的修會,竟在他第五任的繼任人,十八世紀的巴達撒爾•奎紐內斯(Bathasar Quinones)於一七九八年去世時,變得如此衰敗破裂,幾乎奄奄一息。在他們兩人之間就任的總會長有奧斯定•比比亞(Agostino Pipia)、多瑪斯•李伯(Thomas Ripoll)、安東寧諾•貝勒孟(Antoninus Bremond)和若望多瑪斯•玻撒多斯(Juan Tomas de Boxadors)。奧斯定•比比亞一七二一年擔任總會長,一七二四年晉陞樞機主教,一七二五年辭去總會長職。多瑪斯•李伯任期自一七二五年至一七四七年,若望多瑪斯•玻撒多斯(Juan Tomas de Boxadors)自一七五六年至一七七七年,巴達撒爾•奎紐內斯自一七七八年至一七九八年,三人任期合起來高達六十五年,而安東寧諾•貝勒孟任期只七年(一七四八~一七五五)。對巴達撒爾•奎紐內斯來說,一七九○年後所受的打擊,實在是不愉快的遭遇。

 

這些總會長在管理修會時,很少得到總會議的協助。除了總會長安東寧諾•克羅奇(Antoninus Cloche)在一七○五年所召集的會議,這個世紀的總會議只在選舉新總會長時才召開。修會已不再習慣施行最高層的代表治理制度了。儘管修會願意召開總會議,但此時盛行的專制政治和各王侯之間的戰爭,已阻礙了總會議的舉行。代表治理制度只在會省層次上才實行,省會議仍保持每四年召開一次,而總會議除在一七七七年召開外,過了五十五年,在一八三二年才再度召開。

 

教廷繼續密切地監督修會。出自本會的教宗本篤十三世(Benedict XIII),在提陞總會長奧斯定•比比亞為樞機後,便委令教廷神學顧問莫羅(Angelus William Molo)主持一七二五年的總會議為選舉總會長,同時叫他帶去一份實行計畫表。一七五六年本篤十四世(Benedict XIV)先堅持總會議應在波羅那舉行,以紀念聖道明,後來又決定他要主持這次選舉,所以就把大會遷到了羅馬。這次大會選出的總會長若望多瑪斯•玻撒多斯(Juan Tomas de Boxadors),兩年後發現他的行動受教宗的牽制,原因本篤的繼位人教宗克肋孟十三世(Clement XIII),令他取消已宣佈要於一七五九年在巴塞隆那召開的總會議。一七七七年巴達撒爾•奎紐內斯當選總會長時,教宗碧岳六世也出席在場。教宗在離開卡桑那圖書館(Bibliotheca Casanatense)的大會場前,委派了樞機主教若望多瑪斯•玻撒多斯(Juan Tomas de Boxadors)主持未完的會議,並授予投票權。

 

教宗對修會福利的關懷並不限於行政層次,而更深入道明會的生活。本篤十三世給一七二五年總會議的指示,集中在很多細節上,這顯示出修會違反了古老的紀律。造成這種發展的可能原因有二,一是要忠實於這些古老的慣例顯得越來越難了,一是修道精神的式微。教宗呼籲會士忠實地參加歌經席,切實實行子夜日課--起碼初學會士應當如此,而且在服飾和飲食上應當統一。教宗特別重視這幾點,正表示在這個比中世紀生活更富裕的時代中,要實行子夜日課、永久小齋,和自九月十四日到復活節的大齋,是相當困難的。本篤的另一項警誡更是意味深長,他說不要趕時髦及模倣流行的飲食。這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勸誡,因為當時盛行巴洛克式(Baroque)生活和藝術,喜歡華麗和炫耀。本篤同時也注意到一個更嚴重的缺失,他要求會士更好的準備以從事聖職工作,更樂意聽信友的告解。他的要求使我們有理由懷疑,當時的會士不是那麼熱衷於牧職工作。兩年後教宗再度以行動表現出他對修會的愛。他不但認可了修會舊有的特權,更頒賜新的。他給修會的特權是那麼大,以致他的繼位人必須將部分收回,以免侵犯其他修會的權利。

 

會省

會省的地圖因了新會省和會團的成立,而變得愈來愈複雜了。修會在此世紀開始時有四十五個會省;而結束時已有五十一個了。增加的數目並不代表疆界的擴大,而是原有地區的劃分。匈牙利會省因過於衰弱,它的會院在一七○二年併入奧地利,成為一個新的奧匈會省。這也反映出兩國在哈斯堡(Hapsburg)王朝統治下,所達成的政治聯盟。特別懷念沙汶那羅拉(Savonarola)的聖馬可會團在一七○五年改制為會省。薩丁尼亞(Sardegna)的會士在一六一五年成立了獨立會團,一七○六年正式陞為會省。上德國(Upper Germany)的幾個會院也在一七○九年成立會省。因了新大陸的旅程遙遠又艱難,修會在一七二四年將阿根廷會省自智利會省中分劃出來。拿不勒斯王國的清規會團-聖母痊癒會團(Santa Maria della Sanita),和加沃地聖馬可會團(San Marco dei Gavioti)在一七二五年合併為會省,但這個結合不久就因會士的不和而解散了。加里西亞(Galicia)的會院在波蘭第一次分割後,於一七八二年變為會省,波蘭的分割使那個區域改為奧國統治。西里西亞(Silesia)的會院原為波蘭會省的一部分,於一七五四年成立為獨立會團。其他的幾個會團也由原屬的會省中分割出來。二個極小的會團分別於一七○二年及一七二一年在法國的安提列斯(Antilles)群島成立,這個極端的例子,可顯示這種分裂可以進行到多末微細的程度。

 

隱修女和修女

隱修女在十七世紀內成立了許多新的隱修院,尤其在西班牙。在道明會的歷史上,她們首次進入愛爾蘭,在都柏林(Dublin)、華特福(Waterford)、卓格達(Drogheda)成立了隱修院。她們在南美洲,即在阿根廷的布宜諾斯艾利斯(Buenos Aires)、墨西哥的瓜達拉賀(Guadalajara)、和普埃布拉(Puebla)興建了隱修院。一七○○年代結束時,德國會省內已有十四座隱修院,而上德國有三十五座。在法國方面,政府立的「修道委員會」(Commision of Regulars)強迫本會幾所隱修院關閉。一些對時代發展較為敏感的隱修女,開始為那些否認超自然秩序的理性主義者做補贖,著名的有釆琪•梅爾修女(Sr. Cecilia Mayer)和哥倫巴瑪利亞•韋格修女(Sr. Maria Columba Weigl)。據說在一七三○年,聖道明曾顯現給韋格修女,此後她身上也有耶穌的五傷及長矛刺透的印記,每個星期五她都會經驗到耶穌的苦難。

 

第三會修女也成立了不少修女團體。法國二個修女團體前往屬法國管制的馬丁尼克島(Martinique)做傳教工作。一六八四年,真福瑪利亞•浦賽萍(Maria Poussepin),在巴黎總初學院的梅普立神父(Fr. Mespolie)協助下,成立了專門從事慈善工作的道明使徒修會:道明仁愛獻堂會(Dominican Sisters of Charity of the Presentation)

 

禮儀

道明會的禮儀更放光彩了,因為增加了一七二九年新列品的聖女雅妮,和一七五七年新定的聖玫瑰經節日。修會在這世紀也接納當時巴羅格的歌曲和樂器伴奏引進修會的禮儀體系。也許這可能是本篤十三世反對修會接受時代風尚,他心目中所指究竟為何。至於奧斯堡(Augsburg)的聖加大利納隱修院和其他地方,在申請入會者中,物色有音樂才能的人,是否為歪曲價值觀,就由其他人去判斷吧!不論如何,聖加大利納隱修院的努力,並非徒勞無功,一七一九年在其主保慶節日,她們第一次讓兩個望會生在禮儀中吹喇叭和號角。其中一位三十五年後,仍在吹她的號角。

 

俗世政府的干預

俗世政府對各修會內部事務的介入,並不像教宗那樣友善,而且隨著時代的前進,變得愈來愈含敵意,各修會都被這個糾纏教會的政治網所捕住。專制主義竟變成一時風尚。那些「啟蒙時代」的國王受到理性主義哲學的迷惑,變成了「仁愛的專制君主」,他們自以為知道什麼是對他的臣民最好的,但從來不問屬下的意見。原來理性主義對超自然界的否定,及對修會生活的輕視,已加深了對基督宗教的威脅,而這些國王的立場也包含了這種威脅。

 

法國的普傍王朝(Bourbons)在一七○一年登上西班牙王位時,法國主義便瀰漫了整個西班牙及其屬地,包托那不勒斯、義大利北部和新大陸。德、奧兩國也發展出自己的一套,類似法國主義、德國的費布羅主義(Febronianism)偏激地攻擊教宗的最高權利,並提倡自治的國家教會,使教宗的地位變為虛弱的。奧國的計劃是由若瑟二世(Joseph II)擬訂的,所以被稱為若瑟主義。他建立了國家至高無上的權威,凌駕於教會之上,強求教會的治理權,制定任意的改革,並取消許多教會的機構和修會的會院。其實,他在社會和行政上的改革,和其他「仁愛的專制君主」的作為,都是老早就過時了。

 

道明會在法國遭遇的麻煩是從一七六○年代開始的。那時奧希塔尼(Occitaine)會省的省會長伽拉隆(Raymond Garalon)向總會長的權力提出了挑戰,由於後者未經國王的同意採取了一些措施。若望多瑪斯•玻撒多斯(Juan Tomas de Boxadors)因忙著在西班牙視察,把這衛護修會權利的責任交給一位傑出的神學家伯松尼神父(La Berthonie)。雖然這場辯護成功了,但為所有的修會卻引起了嚴重的問題。

 

當時出名的本篤會聖瑪塢(St. Maur) 會團的二十八位會士竟向法王路易十五(Louis XV)陳情以解除他們自己的會服和會規。神職人員聯合大會在一七六五年請路易十五要求教宗改革所有的修會。相反的,路易卻設立了「修會委員會」,任命自由派土魯斯總主教布瑞恩(Lemonie Brienne)主持。三年後,委員會頒佈了對修會的訓示:提高發愿的年齡,取消少於九個會士的會院,任何修會在一個城市內只能成立一個會院,並下令各修會訂定國家化的會憲。一七七七年道明會士被迫遵守法令。三十二位傑出的會士很不情願的出席了國家化的會士大會,在國王指派的兩位主教主持下,他們制定了會憲。當法國駐羅馬大使把會憲呈給若望多瑪斯•玻撒多斯(Juan Tomas de Boxadors)總會長時,後者斷然拒絕予以承認或同意。就連法王對他施加壓力,他仍不改變強硬的態度。土魯斯的省會長曾強留下總會長的總佐,與他談話,請他勸若望多瑪斯•玻撒多斯(Juan Tomas de Boxadors)變得溫和些。

 

「修會委員會」的工作熱忱,減少了聖召,也降低了法國修會的人數。他們的法令加速了早自一七一○年就開始的一個衰落趨勢,從一七五○到一七九○年,道明會的會士人數減少了三分之一。一七六七年總初學院的院長向若望多瑪斯•玻撒多斯(Juan Tomas de Boxadors)報告,法國三個會省合起來只有三個初學生。

 

若瑟二世和他的攝政太妃瑪利亞•德肋撒(Maria Theresa),在哈斯堡王朝轄地,從一七六五年開始執行法國主義的政策。他頒佈了各種條例,禁止教會未得到國王准許而向教宗陳情,並規定任何牧函和文件未經皇家檢查不得出版。他同時取締默觀修會、隱修院和第三會。奧地利、匈牙利和波希米亞境內的隱修院數目,從九百一十五座降到三百一十八座。若瑟國王關閉了書院及神學院,並另設立幾座總神學院,委自由派教授去管理。他控制了教會的財產,把這些資產歸入支持宗教的一股基金內。他對禮儀和敬禮的訓示中,禁止古老的敬禮,例和拜苦路和玫瑰經等。他甚至規定了在禮儀中應點燃的臘燭的數目。若瑟國王被人稱為「皇帝管堂」,不是沒有原因的。這種與羅馬關係的破裂,到一八五二年才再度改善。德國的幾位王子主教,尤其是若瑟的兄弟科隆總主教,和另一位兄弟突斯卡尼大公爵梁普德(Grand Duke Leopold),還有威尼斯共和國、西班牙和薩丁尼亞的國王,以及拿不勒斯,都模倣這個皇帝的作風。幸運的是,其他修會逃過了像耶穌會那樣的惡運。一七七三年教宗克肋孟十四世(Clement XIV)因為受到一些「啟蒙時代的專制君主」所施加的「令人無法忍受的壓力」,取消了耶穌會。

 

休斯選擇了下面這段話,用來結束他對這些事件的描述。他說:「我們不難了解法國史學家所寫的「天主藉著法國大革命摧毀了君王的專制主義,而拯救了教會。」當然在一七九○年左右,除了教會的領土和新興的美國,世界上沒有一個國家允許天主教完全發展它的生命,也沒有一個天主教國家具有展望,除了更深的奴役和逐漸失去雄偉之氣外。」

 

學術

十七、十八世紀各式各樣的教義理論出現,使得總會長必須堅持會士對聖多瑪斯神學的忠誠,並以嚴格的措施來阻止兩位道明會士著作的流行。這兩位會士是巴勒摩的若瑟•維他(Joseph de Vita of Palermo)及科隆的尼培貝(Sebastian Knippenberg),他們都違反了聖多瑪斯神學。克羅奇總會長在一六八七年的課程表中,規定神學課程要研讀聖多瑪斯的全部《神學大全》 (Summa Theologiae),繼而要求每一位會士對聖多瑪斯學說具有深厚的根基。一七○六年的總會議阻止了所謂「普通組」課程的再度採用,即課程根據一些神學課本,而非根據《神學大全》。十八世紀的總會議繼續強調學習聖經和語言的重要性,並且要求神學教授在他們的講課材料中,加入教會史、教會法典及教父著作。修會也期望教授們能使學生對當代學說打下根底,對主要異端的辯駁有所訓練。

 

奧斯定•比比亞(Pipias)在一七二一年當選總會長後,訂定了詳細的指示,以維護並傳佈聖多瑪斯的神學。二十五年後,即一七五七年若望多瑪斯•玻撒多斯(Juan Tomas de Boxadors)總會長頒佈了一道有關研讀聖多瑪斯神學的有力通諭,要求會士每年都要在吃飯時把通諭誦讀一遍,作為常久提醒修會的使命是在於默觀、宣講、天主的啟示,及更深的加以瞭解,而且要借助於聖多瑪斯的原則和方法。他這樣做,顯然是受了幾位法國的道明會士的刺激,因為他們對法國主義和楊森主義表示同情。早在上一世紀將結束時,法國最傑出的道明會神學家諾厄(Alexander Noel)就已用他的聲名來支持這兩種錯誤的主義,而更促成這些偏差的發展。一六八四年,教宗依諾森十一世(Innocent II)曾把他寫的《教會史》(Ecclesiastical History)列入「禁書目錄」(Index of Forbiden Books)中,因為他在書中支持法國主義。這本書因其批判銳敏,在當時頗受好評。諾厄完全服從教宗的判決,並在一六九九年的版本中,對書中的文字加以澄清。這本書經過一七三四年版本的編者加入一些短評和討論,修正了書中最有攻擊性的內容後,已被教宗本篤十四世解除了禁讀的命令,但未從「禁書目錄」中撤銷。在一場由「良心個案」一書所引發的辯論中,這本有名的書在一七○五年為克肋孟十一世(Clement XI)所譴責時,諾厄和其他三十九位巴黎大學的博士一致認為面對教會所宣判的學說,應該容許「敬意的緘默」(respectful silence)之存在。諾厄也加入了訴願者,主張向大公會議提出陳情,以反對《唯一獨子》通諭(Unigenitus Dei Filius)

 

原來教宗克肋孟十一世(Clement XI)在一七一三年頒布的這道通諭,藉著指斥一本由祈禱會士,奎斯尼(Pasqual Quesnel)所著的《新約的道德反省》,企圖進一步擺平楊森主義的教義。因為奎斯尼用了一些聖多瑪斯神學的術語來掩飾他的誤謬,所以很多道明會士都被他騙了,而加入訴願者。其他的會士則變成純粹的楊森主義信徒。多瑪斯•李伯(Tommaso Ripoll)總會長為決心對付那些拒絕接受「唯一獨子」通諭的人,不得不以嚴厲的態度對待羅德茲(Rodez)的道明會士,尤其是一名維奧(P. Viou)的會士。多瑪斯•李伯在一七四四年把維奧開除修會,因為他一再的不服從。

 

教宗也支持總會長們為維護聖多瑪斯神學所做的努力。本篤十三世在就任教宗的第一年內(一七二四),頒佈了他的(Demissas Preces)通諭,他呼籲修會使聖多瑪斯神學遺產保持活力及加以發揚。他對聖多瑪斯神學的主要論題做了評論,尤其有關恩寵及恩寵與自由意志的論題。他在一封寫給次年召開選舉新總會長的總會議的信中,強調了教義統一的重要性。二年後,他在所頒佈的宗座憲令「Pretiosus」中,授權總會學院頒發神學學位給非道明會士及道明會士。

 

業樂•卡桑那(Girolamo Casanate) 樞機主教在一七○○年留給了修會一筆龐大的遺產,這對研究聖多瑪斯神學實在是一項重大的資助。他的遺囑把個人收藏的二萬五千餘冊的書贈給修會。為了保存這些書,他在美內華建築了一棟圖書館,撥出一筆充裕的款子作為維持費。他同時捐助了基金,為設立二個聖多瑪斯神學講座,和設立一個有六位神學家的研究所。負責講座的教授,每天要在圖書館上課,而神學家則要每週聚會,商討時下的問題,並解決提供給他們的問題。這些人是由各會省遴選的,他們的任務就是維護真理。圖書館工作人員包括兩位神父和三位輔理修士。卡桑那圖書館,按樞機遺囑規定是對外開放的,在所有羅馬的圖書館中,規模僅次於梵蒂岡圖書館。現在館中存有二十萬五千冊圖書和四千冊原稿。一八七○年後義大利政府收回教會財產時,也收回這座著名的圖書館為國產。一八八四年最後一批道明會圖書管理員離開。

 

不但修會行政對於當時流行的學說予以注意,修會的學者也一樣予以注意。羅塞里(Salvatore Roselli)針對當時的啟蒙運動的哲學,出版了一套《哲學大全》 (Philosophical Summa)。理察(Charles Louis Richard)也挺身而出,衛護修道生活、啟示的事實、婚姻的神聖、教宗的權柄、及教會教產的持有權,以對抗教會的大敵人伏爾泰(Voltaire)。同時在理察的指導下,《聖學通用字典》(Dictionnaire Universel des sciences sacrees)也出版了。這本字典是一群作者合作編輯的,以反擊由百科全書派編纂出版而頗為著名的那本參考書。這本字典也是後來的神學字典的先軀。理察於一六九四年在比利時的蒙斯(Mons),被法國大革命軍隊的槍彈擊中身亡,結束了他多產的學術生涯。在他死之前,還出版了一系列有關教會大公會議的書議。其他著書反對理性主義的道明會士、尚有凡塞奇(Valsecchi)、博魯吉(Brunquell)和裘斯特(Jost)、馬瑪奇(Thomas Mamachi)也寫作反對費布羅(Febronius),因為後者的書在德國造成了對教宗權力的嚴重損害。

 

十七世紀時,由於受到總會議和一些作品出版的激勵,會士開始對修會的歷史發生興趣。他們的最大成果就是在一七一九年和一七二一年出版了《道明會著作家》(Scriptores Ordinis Praedicatorum)。這本由吉帝開始,艾察完成的書,是記載諸作者的傑出目錄,至今仍是一部不可或缺的書。「十八世紀最著名的文件集」就是《道明會的訓諭集》 (Bullarium Ordinis Praedicatorum)。多瑪斯•李伯曾把所有的通諭都收集起來,但在出版之前,他就當選了總會長。這個出版工作由多瑪斯•貝勒孟(Thomas Bremond)從一七二九到一七四○年加以完成。安東寧諾•貝勒孟當選總會長後,召集所有修會史家成立一個小組,共同蒐集並出版其他有關道明會史的文件。修會的這個第一個歷史機構雖然隨著法國大革命而結束了,而且除了出版《馬瑪奇年鑑》 (Annales of Mamachi)外,沒有出版多少東西但是由於它為道明會檔案蒐集了大宗文件,使歷史家永遠感激不盡。修會的的另一項特殊成果是蘇吉所寫的《道明會年鑑》 (Annee Dominicaine),包括很多冊而未完成的著作,記載了許多傑出的及有聖德的道明會士的生活。其他的學者出版了有關個別會院或會省的文件。伯辛(Percin)寫了有關土魯斯會院;仲吉(Bernard de Jonge)有關比利時會省;奧赫尼(O`Heyne)和布爾可有關愛爾蘭會省。奧錫(Giuseppe Agostino Orsi)寫了教會史(Istoria eclesiastica),是屬於一般性質的史書。奧錫是一位好爭論的人,也是一位神學家和一位成就頗高的史學家。他寫這本書是為了反擊克勞迪(Claude Fleury)的《教會歷史》(Histoire ecclesiastique)書中所含的法國主義傾向。伯契提(Filipo Angelo Bucchetti)繼續奧錫所著的教會史,這部書到一八八三年的羅馬版本時,已有五十冊了。

 

在這個充滿偉大的文學名人的世紀堙A柯費特(Nicholas Coeffeteau)被列為法國散文的創作人之一。在聖學方面,康希納(Daniel Concina)繼續他二十五年來所打的仗,反對蓋然論的放縱。但他的異議常會走向極端,變成嚴峻主義。韋根(Martin Wigant)也寫了倫理神學的作品。聖多瑪斯神學的註釋有雷戴(Joseph Riedel)、莫倫華(Willibald Mohrenwalter),和比盧亞(Rene Billuart)。比盧亞的《聖多瑪斯大全》(Summa of St. Thomas),長達十九冊的註釋,直到二十世紀仍然對道明會書院內的神學研究有所幫助。克拉茲(Andreas Augustine Krazer)曾致力於禮儀的研究及寫作。

 

聖職

在十八世紀中,一些傑出的宣講者實踐了修會宣講的使命。著名者不少,在安達魯西亞有真福方濟•包撒達(Bl. Francisco de Posadas),在西班牙、美洲和加那利群島有烏勞(Pedro de Ulloa),在義大利有雷卡迪(Nicholas Riccardi),人們都叫他「Mostro神父」,還有羅柯(Gregorio Rocco)、康希納(Concina),以及在法國有柯費特。德國和奧地利的道明會士也都自誇有聞名的講道家。德國道明會士一六八一年時已定居伯林,為那些在波茨坦工作的天主教工人服務,他們都是受僱於普魯士王腓特列(Frederick William)所設的軍需品工廠。在十八世紀時會士已把聖職推展到普魯士其他的傳教工作站了,他們並在普魯士的外籍軍團內,做天主教士兵的隨軍司鐸。

 

國外傳教方面,羅馬會省的道明會士在貝拉(君士坦丁堡)、庫德斯坦(Kurdistan)和波斯工作。拉丁美洲各會省繼續他們從開始就做的當地聖職工作。菲律賓的聖玫瑰會省在十八和十九世紀中,曾在越南好幾次受到嚴重的迫害,而為教會增加了大批殉道者。同會省的傳教士從一七四五到一七四八年,以及在一八三七和一八三八年間,也在中國受到候害。

 

愛爾蘭、英國和荷蘭的道明會士的工作環境,就像在海外傳教的國家一樣。既然基督新教想要把天主教自不列顛群島掃除的企圖已失敗,而反天主教的一些偏見也已減少,在十八世紀時我們就已清楚的知道,英國和愛爾蘭會省定會生存下去。愛爾蘭道明會士的前途當時較為樂觀。雖然英國道明會士以會團的方式存在,不能享有會省的權利,但霍華(Thomas Howard)的領導已使他們充滿了新生命。霍華於一六九七年在比國魯汶(Leuven)成立了一所書院,使英國恢復會省地位的展望便出現了。荷蘭的道明會士在當地所受的迫害,不像道明會士在不列顛群島所受的那樣極端,而能保持傳教的現狀,且指導及管理一所由主教庫爾斯(Cools)創立的羅爾孟(Roermund)修院。主教本人也是道明會士。

 

結語

大約從一五○○年開始的這段道明會歷史,在一七八九年因法國大革命的爆發而告結束。除了從一六五○年起修會在行政上所顯示的中央集權外,道明會的生活在這段時間內本質上仍像幾個世紀以來一樣。然而在聖職方面,工作重心已由宣講轉移到知識方面的使徒工作,它的特色在於新的問題、新的論戰,以及對實證科學更活躍的研究。各會省開拓了新的傳教區域,而在原有區域的工作仍舊進行的非常好。那些相信啟蒙運動的自由主義的國王限制了聖召,關閉了會院,更常藉著他們的干預來削弱修會的力量。知識份子也嘲笑獻身的生活及誓願,因而動搖了會士們對自己聖召的信心,使新的聖召的泉源枯竭了。

 

雖然修會在外表上好像強盛,但除了在某些學術範疇外,可說缺乏創造力,這象徵著修會生活的停滯不前。修會的神學家和哲學家幾乎全神貫注在論戰上,與思高派(Scotists)和支持聖母無原罪的人進行著幾世紀的爭論,與基督新教進行毫無結果的論戰,在恩寵與自由意志的問題上,進行永無休止、改模換樣的爭辯。這些沒有結果的辯論吸盡了能幹的神學家的精力。他們本來大可把創造力轉投在啟蒙運動所引發的問題上。他們原可運用聖多瑪斯的精神,分析理性主義哲學中積極的成份,以及利用這類哲學在智識、社會和政治方面的洞察力,作為拯救人靈,造福教會。

 

修會生活在教廷的嚴密規定下,顯得沒有什麼衝勁,去探索更合乎人性尊嚴的新方式以度獻身生活,而事實上會士們也沒有意識到這樣做會有什麼裨益。十八世紀的人沒有看到這個需要,就像現代人原來也沒有看到,直到梵二的風開始吹了,人們才醒過來。道明會受到那個揪住整個天主教身體的病態所折磨,而像教會一樣,被當代自由主義的君王束縛了。十八世紀比較著重衛護,保持舊有的東西,而很少發展新的東西。但不用多久時間,大部分舊的東西都要被猛烈地掃除了。

 

第十章  一七八九到一八七二年的修會

一七八九年爆發的法國大革命,給道明會帶來了一個充滿危機的世紀。當革命開始時,巴達撒爾•奎紐內斯(Baltazar de Quinones)仍任總會長,修會有五十二個會省,許多會團和會院,以及大約兩萬名會士。革命的爆發只是麻煩的開始而已。所有修會在各國分別先後地受到取締,在有些地方一封詔書就造成這種取締,而在其他地方會院是逐步被關閉的。雖然革命後道明會重建的工作很早就開始了,但因為損害過於嚴重,且災難一個接一個的來,間隔的時間太短,所以總共花了一個世紀的時間,修會才的復原。

當革命在法國剛開始後,很多道明會士對這種改變表示歡迎。他們向國家制憲會議陳情,並允許雅可賓俱樂部(Jacobin Club)在他們的圖書館內召開會議,這個事實給那個黨派得名雅可賓派。一七九○年當議會開始壓迫各修會時,這種歡迎的情緒就變成希望的破滅了。道明會士被囚禁,放逐,有的甚至被殺害。幾百名會士逃離了法國。這類事件在法軍擊敗歐洲第一次聯合軍後,更加倍的發生。法國佔據了低地國家及萊茵河的左岸。德國的諸侯為了彌補他們失去的土地,就把教會在德國的財產沒收充公,並把許多會院關閉了。到一八二五年時,德國境內的幾個會省已不復存在了。先為首席執政官(First Consul),繼而做皇帝的拿破崙,關閉了在義大利北部和教宗領土內的許多會院。

 

同時修會內部也醞釀著分裂。巴達撒爾•奎紐內斯(Baltazar de Quinones)在一七九八年離開羅馬前往西班牙時,他指派了碧岳若瑟•嘉迪(Pio Giuseppe Gaddi)為代理總會長,並經教宗碧岳六世(Pius VI)批准。不久巴達撒爾•奎紐內斯(Baltazar de Quinones)逝世,碧岳若瑟•嘉迪(Pio Giuseppe Gaddi)繼續留任總代理。起初西班牙的道明會士拒絕承認碧岳若瑟•嘉迪(Pio Giuseppe Gaddi)的權力,但在得知他經教宗委任之後,也就服從了。然而,部分會士卻暗中與他作對,因而西班牙政府不必持其他理由,就冒然對碧岳七世施加壓力,要求他讓講西班牙語的會省都成為自治區。類似措施在方濟會士中已付諸實行。一八○四年,教宗將修會分為兩個行政區,總會長的任期減為六年,輪流由兩區選任,先由「非西班牙語區」開始,而另一區則由總會長代理來管理。雖然這樣的安排在法律保持了修會的統一,但實質上兩個行政區卻是各走各的。於是在未被戰爭干擾的西班牙語區共十五個會省,開始由一個總會長代理來管理。羅馬地區則由教宗碧岳七世在一八○六年指派碧岳若瑟•嘉迪(Pio Giuseppe Gaddi)為總會長,他管理的會省都是已經不存在,或即將不存在的,要不然就是一些地小勢薄的會省。當拿破崙把碧岳七世挾持到法國,他也強迫碧岳若瑟•嘉迪(Pio Giuseppe Gaddi)和其他修會的總會長一起到法國去。一八一四年拿破崙打敗後,碧岳若瑟•嘉迪(Pio Giuseppe Gaddi)才回到羅馬。而他的任期不久就屆滿了,但教宗馬上又再度指派他為代理總會長,所以他一直管理修會到一八一九年去世時為止。接著根據一八○四年的協定,輪到西班牙語區的會士擔任總會長,所以直到一八三二年,教宗總共委派了四個總會長代理以管理隸屬羅馬的會省。

 

在西班牙語區方面,由教宗良十二世(Leo XII)在一八二五年指派雅敬•勃例茲(Joachim Briz)擔任修會的總會長。西班牙語區的會省在一八○八年拿破崙開始入侵後,就飽受磨難,因此可說是處於一個不健全的狀況中。在抵抗法國的統治時代,許多會士喪失了他們的生命,許多會院也被關閉了。只在阿拉岡會省,從一八○五年到一八一五年就有四百名會士和隱修女死亡,但又無法吸收到新的會士。道明會士因在教義上的嚴格,又支持君主專制,所以在斐南鐸七世(Ferdinand VII)重掌政權後,即遭到百姓中自由主義者的猜疑和痛恨,而斐南鐸七世無能無力,任由痛恨修會的人放肆而為。一八二○年一道王家的法令取消了所有成員少於二十五人的會院。三年後,政府又指派了一個王家考察團去督促各修會的改革,作為全面取締修會的前奏,於是恐怖彌漫了各處。會士們被攻擊、痛打,更常被殺害,會院也遭侵入、洗劫。這些事情發生在馬德里、巴塞隆那及撒拉哥沙(Zaragoza)等的會院內。這就是雅敬•勃例茲(Joachim Briz)就任總會長時,修會所處的情況。由於拉丁美洲的獨立運動,他無法在拉丁美洲的會省內行使職權,而這些會省也無法和他聯絡。

 

中南美洲革命政府對教會並不友善。在智利、阿根廷、秘魯、和哥倫比亞,政府沒收了教會的財產,並強迫許多會院關閉。墨西哥不穩定的局勢,尤其是在本尼多•胡阿瑞斯(Benito Juarez)的自由主義政權下,從一八六一年起幾乎毀滅了各個修會。瓜地馬拉(Guatemala)在一八七零年的自由革命中,也取締了各修會。不過,道明會士在所有這些國家中,卻仍保有立足之地。

 

當雅敬•勃例茲(Joachim Briz)的任期屆滿時,修會本有一個再度統一的好機會,但卻又失去了。雖然西班牙語區的道明會士要求統一,而且他們的國王也不表示反對,但教宗國瑞十六世(Gregory VII)卻決定每一區應該再次選舉自己的會長。因此在一八三二年時,西班牙的會士在一次自一七七七年來第一次召開的總會議中,選舉了一位總會長代理。西班牙的情形繼續惡化,一八三五年的一道法令解除了會士遵守會規的義務,而西班牙國會在一八三七年更取締了所有修會的財產。此一舉動連帶著破壞了道明會在西印度群島的會省,最後只剩下玫瑰會省保持興盛不衰。葡萄牙的自由主義政府也在一八三四年宣佈所有修會為非法組織。

 

屬於羅馬管轄的修會會省在一八三二年經由通訊投票選出了弗定南•嘉巴魯(Ferdinand Jabalot)為總會長。兩年後他去世了,他的六年任期就由教宗指派的兩名總會長:本篤•奧利維里(Benedicto Olivieri),和雅欽•齊伯列迪(Giacinto Cipolleti)來補滿。因情況逐漸穩定下來了,所以一八三八和一八四四年的總會議得以召開,先後選出了多瑪斯•安卡蘭尼(Tommaso Ancarani)和文生•阿賀羅(Vincent Ajello)為總會長。多瑪斯•安卡蘭尼(Tommaso Ancarani)並於一八四一年在兩次總會議的中間。召開了一次總會議。

 

會省的情況

拿破崙垮台後,各會省即開始復元。義大利的道明會士受害的程度很嚴重,而薩丁尼亞和西西里卻幾乎沒有受到傷害。西西里的情況相當好,所以教宗碧岳九世在一八三二年從其中分割出馬耳他會省,並且把剩下的部份劃分為三個較小的會省。其他的會省就沒有這麼幸運了。殉道聖伯鐸 (St. Peter Martyr)會省一八○二到一八一四年曾被取消。而當時由以前聖道明會省和真福雅格•撒羅孟尼(Bl. James Salomoni)會團留下的會院,卻都併入隆巴帝了。大約到一八二二年時,那不勒斯會省原有的二百五十座會院,只剩下二十五座了。羅馬會省仍繼續存在,但力量非常薄弱。

 

在北歐一帶,荷蘭的會士足有能力在一八○四年開省會議,並選出一個省會長。教宗碧岳九世(Pius IX)授權該會省可在教區司鐸寓所訓練初學生。會省並在一八二四和一八四四年,分別成立了一所神學院和一所書院。比利時方面,八位劫後餘生的會士在一八三五年幸得重拾修會生活。愛爾蘭會省自一八二九年的解放法案(Emancipation Acts)後,擁有五十名會士,修會生活也都步入了正軌。英國會省當時雖然享有完全的自由,卻非常脆弱。

 

東歐方面,除了奧國以外,所有的會省都還存在。到一八三九年時,維也納會院也得以重開。達爾瑪西亞會省在一八二一年時,會士人數已減少到二十一人。波西米亞的情況較好,到一八五○年後,有四十二名會士和七座會院。波蘭、俄國、加里西亞(Galicia)和立陶宛(Lithuania)會省的處境在一八三○年前都尚好,但後來,除了在奧國領土內的加里西亞以外,所有的會省都因俄國用了沒收及苛刻的法令,而飽受磨難。俄國這樣的行動是為了鎮壓一八三○和一八三六年的波蘭叛亂。在一八三九、修會不得不把立陶宛和俄國兩會省的殘餘部分合併為一。而其會士人數從一八四四年後,就不斷的減少,最後終於一人不存。但聖彼得堡(Petrograd)的會院卻存到一九一四年。

 

十九世紀上半葉有三件事給修會新希望,以進入較好的遠景。第一件事是四位英國道明會士在愛特華道明•馮維克(Edward Dominic Fenwick)的領導下,於一八○四年啟程前往美國。他們在若望•卡羅(John Carrol)主教的請求下,犧牲了他們原先定居在馬里蘭州(Maryland)的計劃,而去到拓荒者的肯他基州(Kentucky)。一八○五年總會長碧岳若瑟•嘉迪(Pio Giuseppe Gaddi)將他們組成聖若瑟會省。這個會省在傳教區的情況下工作,而在吸收新會士上遭到很大的困難,因此七十年後,仍只有八十位會士。直到二十世紀才開始發揮其雄厚的潛能。

 

第二個希望是巴黎聖母院著名的宣講者,亨利道明•賴高德(Henri Dominique Lacordaire)入了道明會而領受了會衣。他在歐洲是一位享有盛名的無畏及獨立的思想家,一位有力的講道家和傑出的教會人士。他在義大利維特堡(Viterbo)完成初學後,於一八四○年返回法國。不久就有其他也在義大利受陶成和誓願的法籍會士加入他的行列。亨利道明•賴高德(Henri Dominique Lacordaire)立志要在法國恢復道明會,所以他重返聖母院講道,吸收了許多聖召。在一八四○年代結束前,他開了一所初學院和幾座會院。當法國於一八五○年九月十五日再度成為會省時,他被任命為第一任省會長。

 

教宗碧岳九世(Pius IX)在一八五○年十月一日任命文生•詹德爾(Vincent Jandel)為代理總會長,這為修會帶來第三個希望。文生•詹德爾(Vincent Jandel)是亨利道明•賴高德(Henri Dominique Lacordaire)第一批弟子中的一位。五年後,碧岳又委任他為道明會的總會長。修會在一八六二年選舉他繼續連任十二年的總會長,他去世時已完成了其中的十年。當他開始管理修會時,修會有4,562名會士,他在復元及革新的工作上頗有進展。他使修會直爬陡坡,恢復活力。他的幹勁,積極的計畫,不斷注意道明會生活的默觀基礎,以及堅決的履行會憲,就是這些特質使他成為一個成功的領導者。長久以來,修會就需要這樣的一個人,道明會士也一直在等待一位可領導他們重建修會的人。一八四六年紐曼(John Henry Newman)在看到修會的實際情況時,曾問:「一個偉大的理想是否就此滅絕了呢?」但亨利道明•賴高德(Henri Dominique Lacordaire)並不這麼想,在紐曼下這個灰暗的判斷之前六年,他就已看到更深處,並看到修會雄厚的潛力。他說:「如果天主賜給我們力量去成立一個修會,我們確信在經過相當的反省後,我們會發現沒有其他東西比聖道明會的會規更新或更好,以適應這個時代及其需要。這套會規除了歷史悠久之外,沒有一點是古老的。如果我們絞盡腦汁只為了滿足趕時代的心理,那實在是毫無意義的。」在研讀過道明會的理想和歷史後,他相信「這股生機會再一次流經各個枝條,而且那法國樹枝會及時更新整株樹的。」

 

當文生•詹德爾(Vincent Jandel)剛接掌修會舵手的職位時,修會的靈修生活已枯竭,修會的聖職工作也幾乎不存在了。在兩個月內,他就描繪了革新的重點,回到真福雷孟•卡普(Bl. Raimundo di Capua)的計畫。他要求每一個會省成立一個依照會憲生活的會院,例如按規參加歌詠席,遵守大小齋的清規,穿毛織會服,每週舉行檢討會,並度完全的團體生活。為實現這個計畫起見,他寫信給各個會省,做了兩次視察,行程甚至包括英國和愛爾蘭。他也派了代表到美國、阿根廷、和智利去視察。他組織了會省,重新劃定其界限,並給復元的會省以應有的權利。一八五三年他把以前的阿布里(Apulia)、那不勒斯(Naples)、和加拉布瑞(Calabria)三個會省合併為一;一八五四年又將西西里島上的三個會省合併;一八五六年並把奧國、匈牙利、和波西米亞的會省合併為帝國會省。他在一八六○年重建了比利時會省;一八六二年重建荷蘭、智利、和里昂等會省,一八六五年重建土魯斯會省。他開始與西班牙的會士交談,並在一八七二年,他去世前五個月,親眼看到他們與全修會恢復完全的統一。在他的鼓勵下,那些在法國培育的德籍會士於一八六○年在杜塞道夫(Dusseldorf)成立會院,七年後在柏林(Berlin)設立會院。可惜文化運動(KulturKampf)迫使這些會院在一八七○年關閉了。一八六六年的總會議批准了道明之家的一個新分支。這個分支是亨利道明•賴高德(Henri Dominique Lacordaire)在一八五二年為教育青年為宗旨的 聖道明會團”(Congregation of St. Dominic)[14]

在文生•詹德爾(Vincent Jandel)任內也有不少挫折。當義大利逐漸步向統一時,義大利政府竟於一八五四、一八六六和一八七三年先後關閉了不少會院。除了隆巴帝和羅馬會省地位外,其他都失去了會省的權利。在一八七六年的修會總目錄上,所有義大利的會院只剩下一百一十四座仍然發生作用,換句話說從十七世紀末葉以來,損失了三百八十座會院。而在這一百一十四座中,有三十七座會院內的會士少於四個人。前已述及,在文生•詹德爾(Vincent Jandel)任期內,操西班牙語的美洲會省一部份已消失了。同時,從一八四四到一八七六年,修會的會士總人數從四五六二名降到三四七四名,這是自十三世紀以來最低的紀錄。

 

儘管有這些損失,修會在文生•詹德爾(Vincent Jandel)堅強的領導下,確實在步步復元中。三次總會議在他的任內召開,分別在一八六二、一八六八和一八七一年。第一屆總會議設置了著手修訂會憲的機構;第二屆總會議通過了會憲新版的初稿及五條新規;第三屆總會議由於教宗的特准,得以修改會憲,增訂新事項為更配合現代的情況。文生•詹德爾(Vincent Jandel)在一八七二年出版了會憲確定本。二十年前,他頒佈了一套新的《學術總計》 (Ratio Studiorum Generalis)。他鼓勵在各處興建書院、清規會院、和初學院。他批准了凱當諾羅•賽斯羅(Gaetano Lo Cicero)修訂而由文生瑪利亞•馮達納(Fontana)編纂的《會憲、宣言、聖職》手冊。這本手冊對修會的日常行政是不可缺的。此外他推動禮節、遊行、和對經等的編輯與出版。一八七○年發生了一件奇蹟,可指出修會在聖職工作方面的需要。當時在羅馬的義大利軍隊面前,出現在索里安諾(Soriano)的聖道明木雕像,連續五天在走動及做手勢,就像一個正在對會眾講道者一樣。這個奇蹟激發了文生•詹德爾(Vincent Jandel)的靈感,發出通函,強調道明會宣講的使命。在他死之前,他曾把修會奉獻給耶穌聖心,因此耶穌聖心瞻禮也列入了道明會的日曆中。一八二五年也給玫瑰經節日準備了新的讚美詩。

 

文生•詹德爾(Vincent Jandel)之積極,週詳的革新計畫,重振了許多道明會士消沈的精神,另外三本書也產生了同樣的效果。亨利道明•賴高德(Henri Dominique Lacordaire)的《宣道會在法國復會之回憶錄》 (Memorial of the Re-Esablishment of the Order of Preachers in France ),說明了修會的理想,修會精神的結晶,並詳述了修會偉大的作為,他著的《聖道明的一生》(Life of St. Dominic)以一種令人讚嘆的方式,捕捉了會祖的人格及精神。此外一套由多位法國道明會士編纂的《道明會年鑑》 (L’ Annee Dominicaine)」記載了道明會的諸聖真福的生活,使人憶起過去的榮耀,並喚醒道明之家的自尊。

文生•詹德爾(Vincent Jandel)計畫的實行

文生•詹德爾(Vincent Jandel)的計畫在實行上也面臨了挑戰。從他成為道明會士的那天起,他和亨利道明•賴高德(Henri Dominique Lacordaire)對於修會該如何復元就有了不同的意見。亨利道明•賴高德(Henri Dominique Lacordaire)的方法比較合乎現代世界,他主張忠於會憲,但堅持會憲必須要能適應當代的情況。文生•詹德爾(Vincent Jandel)要求對會憲及法律的絕對忠誠「尤其是守大小齋,子夜課,除非經由總會議修改。亨利道明•賴高德(Henri Dominique Lacordaire)主張修會的宗旨在於為拯救人靈而宣講,修會的聖職不可因過分強調會院生活而遭損害。會憲的本質因素固然應該遵守,但在會憲未修訂之前,某些事項既然過時了,為了讀書和聖職的緣故,應該可用豁免權來減輕這些古老的嚴苛。他認為文生•詹德爾(Vincent Jandel)的計畫太沒有彈性,絕對的遵守會憲會導致衰落而非更新。但同時文生•詹德爾(Vincent Jandel)也從歷史上看到濫用豁免權所造成的弊端和墮落。法國這種辯論導致里昂會院列入嚴規生活的體制,並造成一八六二年成立里昂會省。文生•詹德爾(Vincent Jandel)成為代理總會長後,立即實行他的計畫,他在羅馬聖沙比納創立一所嚴格清規的初學院,並將各會省的會士派到那裡接受道明會生活的訓練。很快地,強烈的批評和反對都爆發了。聖沙比納會院內的義大利籍會士不願接受嚴規制度。為了平息這場爭論,一八五二年兩個派共同徹底地研討清規的問題。討論結束時,文生•詹德爾(Vincent Jandel)的反對派接受了終年守小齋,但不接受子夜課。最時教宗碧岳九世(Pius IX)裁決了爭論,聖沙比納會院誦唸子夜日課,其他的會院由院長安排時間。同年主教與修會聖部宣布子夜日課並不是獲得入會權利的一個必要條件。拿坡里會省的神父們宣稱團體生活的引進,是一種法國的革新,含有共產主義的氣味。

 

一八六八年的總會議要求所有的會院恢復團體生活。一八七一年的總會議為整個修會訂立了清規的標準,並列入會憲中。許多會院便開始每天唱彌撒、晚禱及夜禱。在羅馬聖沙比納(Santa Sabina)、維特堡(Viterbo)及里也迪(Rieti)等會院以及英國伍德斯特(Woodchester)的初學院,里昂會省,都實行完全的清規。至於在法國會省及德國的新會院,也遵行清規,但不是這麼徹底。

 

過了一個多世紀之後,及參考梵二的推薦,我們做個回顧的話,可發現亨利道明•賴高德(Henri Dominique Lacordaire)的方法看來比較好。他走在時代前面,主張回到聖道明原始的精神,但同時針對十九世紀的需要,設法把這種精神加以現代化。遠在梵二大公會議之前,長年小齋、子夜祈禱、和穿羊毛會服,以及其他古老的習慣,對大部份的會省來說,的確已難以遵行。但我們也不能責怪文生•詹德爾(Vincent Jandel)。因為在一八五○年代,除了少數幾個會院外,修會紀律在修會內只有其名而無其實。許多會院完全放棄了團體生活,泛濫著私人生活。此時要恢復修道精神實是一件極為艱鉅的工作。雖然文生•詹德爾(Vincent Jandel)堅持要保存一些非本質的因素,因為他把這些看為維護基本因素的籬笆,如果修道生活不能恢復,聖職工作就不會有任何結果。他和亨利道明•賴高德(Henri Dominique Lacordaire)在基本的事上意見相同,兩人都朝向修會原始精神及值得嘉勉的習俗,只是他們在分辯習俗上,何者有益,何者過時,意見不合而已。

 

聖職

不論是革命的時期,或是其造成的後果,都不利於創造偉大的成就。許多會院和書院關閉,沒有新的傳教士前往國外,學者也都遭驅散。學者們無法完成著述,也無法出版已完成的作品。雖然如此,道明會自一八一四年開始重整之後,聖職工作又恢復生氣了。一八一七年,一位阿拉岡會省會士婓里•普宜塞弗(Felipe Puigserver)發行了一套三冊的書,介紹道茂的哲學。路易斯•魏達(Luis Vidal)出版了討論社會和政治問題的著作。從一八二九到一八三九年,米諾卡(Minorca)的安當•狄亞茲(Antonio Diaz)主教出版了二十九冊衛護宗教及教會的書。路易•布列顛(Louis Brittain)和碧岳•布倫階(Pius Brunquell)在辯護方面有所發表。文生•波吉歐(Vincent di Poggio)撰寫了一般歷史,雅欽•費拉里 (Hyacinth de Ferrari)撰寫了道明會史。雷孟•瓜瑞尼(Raymod Guarini)則在金石學及考古學上有所著述。若瑟•維勞努(Jose Villanueva)在西班牙的各處檔案及圖書館作了許多年研究後,出版了他的《文學歷程》 (Viaje Literario)。這套二十二冊的史書記戴了西班牙教會的禮儀及禮規。多瑪斯•希辣拉(Tommaso Zigliara)的哲學教科書,對十九世紀的道茂學說的復興有極大的貢獻。道明會的教授分別在羅馬、那不勒斯、杜林、卡拉里(Cagliari)、和馬沙達(Macerta)等大學內教書。在美國方面,聖若瑟會省因懷著馮維克成立教育機構的美夢,曾經一段時期先後辦理了三所學院。一為肯塔基州春田(Springfield)的聖多瑪斯•亞奎那學院,從一八○八到一八二八年;一為俄亥俄州索美塞得郡(Somerset)的聖若瑟學院,大約從一八四九到一八六○年;一為威斯康辛州辛辛那瓦的聖多瑪斯•奎那學院,從一八五九到一八六五年。愛爾蘭會省也在同一時期在新橋(Newbridge)開辦了一所類似的學校。

 

在此世紀的前七十五年中,兩位道明會士擔任樞機主教,並有許多會士任職主教。在掙扎中的聖若瑟會省做了很大的犧牲,竟然割愛會士,讓擔任主教。修會透過其主教及神學家,對梵蒂岡第一次大公會議做了許多貢獻。在牧職方面,兩位強有力的講道家,在法國的亨利道明•賴高德(Henri Dominique Lacordaire)及在愛爾蘭和美國的伯克(Tomas Burke),他們的講道使各個教堂爆滿。奧斯定•察頓(Augustine Chardon)的成果不是那麼耀眼,他在里昂於一八五八年恢復了持續玫瑰經敬禮,很快就有十萬多名的會員登記每天誦唸玫瑰經。道明第三會會員的可敬保玲•傑瑞克(Pauline Jaricot)曾於一八二六年成立 生活玫瑰善會”(Living Rosary Association),以推動經常誦唸玫瑰經。一八七七年教宗碧岳九世(Pius IX)把這個善會歸於道明會指導。

 

聖母無染原罪信理的宣佈以及聖母在露德的顯現,都大大的鼓勵了玫瑰經的宣講者,也對信友的採用玫瑰經有很大的貢獻。里昂會省於一八六○年創辦的《聖母花冠》 (Couronne de Marie)是許多有關玫瑰經刊物中的第一種。一八七一年在巴黎公社的動亂中,一位道明會士和四位專負青年教育的聖道明會團的神父,其中包括一位傑出的教育家,可敬的路易•卡普提(Louis Captier)曾用他們的血做了基督徒的見證。

 

傳教

道明會的國外傳教工作不但因歐洲的紛爭,無法吸收傳教士新血輪,同時也因傳教當地的事件,而受了損害。義大利的道明會士因為與當地民眾的意見不合,被迫在一八一五年撤離墨蘇(Mossul)的工作據點。但他們在一八四一年恢復了在那兒的工作。文生•詹德爾(Vincent Jandel)於一八五九年把傳教的使命委託給法國會省前往越南傳教。一八二五和一八三八年中南半島(越南)對會士的迫害,中斷了在該地的傳教工作。但在一八四五年,這個國家已足以在安南中部成立一個新的代牧區,而脫離原先的安南東部代牧區。從一八五四到一八六二年的迫害中,有四位道明會的主教。和許多神父,第三會會友以及在俗教友在中南半島殉道。這群人中有幾個被列為聖人,在越南會省永留芳名。在中國方面,雖然滿清在一八一一年宣佈了反對天主教義的法令,但在福建省還是有很多中國人成為天主教教友。一八三七和一八三八年,新的迫害又困擾了中國教會。大約在同時,由於葡萄牙會省的被毀,也註定了它在東非和帝汶(Timor)、索拉(Solar)兩島的傳教工作的失敗。

 

儘管如此,工作還是有收獲的。由皮得蒙會省組成的東方會團在一八二九年時力量增強了,並於一八四三年在君士坦丁堡(Constantinople)的貝拉(Pera)建造了一座新的教堂。一位英籍會士雷孟•葛瑞芬(Raymond Griffin)曾以教宗代牧的身份在南非,開始了那裡的傳教工作。在文生•詹德爾(Vincent Jandel)的任期內,愛爾蘭會士進入了澳洲和千里達(Trinidad)。荷蘭會士也開始在西印度群島和南非工作。

隱修女和修女

掠過修會的革命風暴,迫使歐洲大陸上大部分的隱修院關閉。有些還繼續存在,例如羅馬的聖道明西篤隱修女院(San Sisto e Domenico)、德國的史貝耶(Speyer)、雷真斯堡(Regensburg),和法國的奈依(Nay)等地的隱修女。有些還能存在、是因為它們開辦學校。奈依會院從一八○七到一八五七年就辦有一所學校。史貝耶也是從事教育工作的,最後它改採用第三會的會規,而成為德國最大的女修會之一。蘭格瑞(Langres)的隱修女於一八○六年在菠茨坦(Potsdam)設立一所學校,吸引了來自德國、瑞典和法國等地的女孩子。一位和亨利道明•賴高德(Henri Dominique Lacordaire)及文生•詹德爾(Vincent Jandel)同時代的,但並不認識他們的道明嘉佳蘭•摩耶(Dominic Clara Moes)院長,在盧森堡(Luxemberg)創辦了林伯茲堡(Limpertsberg)隱修院(一八六一~一八八三)修道,並為修會的復元奉獻她一生的苦難和祈禱。

 

由於許多第三會修女的團體成立,並獻身於教書和慈善工作,為革命後的這段陰暗而平凡的時期卻帶來了一線希望之光。修女會在歐洲大陸,英國、愛爾蘭、南非、和美國都有蓬勃的發展。在美國的第一個女修會是一八二二年在肯它基州成立的。到文生•詹德爾(Vincent Jandel)去世時,在美國已有十四個團體了,遍佈於紐約、紐奧良、加州、和威斯康辛州。其中的三個是源自四位於一八五三年從雷真斯堡(Regensburg)來開辦學校的隱修女。現存的二十九個修女會中的十三個,以及一個在波多黎各(Puerto Rico)的,都是由這四位先驅修女發展出來的。

 

結語

在道明會的歷史中,從一七八九到一八七二年的這段時期內,可說是危機幾乎不斷的。法國大革命及拿破崙的戰爭使修會淪落到無助的極境,而一八一四年修會剛開始復元時,新的打擊又再度降來。不論如何,修會總算是力爭上游,而在復元的工作上大有進步。一八五○年,文生•詹德爾(Vincent Jandel)帶來了領導力、計畫、和希望。而他的任期也夠長,使修會能穩固恢復並紮下根基。在這個根基上,他的繼位者繼續的往上建築,雖然有時他們會修改他的藍圖。尤其法國的幾個會省能保存文生•詹德爾(Vincent Jandel)對清規的喜好,及亨利道明•賴高德(Henri Dominique Lacordaire)的進步和求知的精神。在文生•詹德爾(Vincent Jandel)二十二年的管理下,修會恢復了統一,更新了精神,重組了會省,重振了行政,也拓展了聖職的範圍。修會的隱修女,雖然人數減少了很多,但仍繼續著她們長年的見證和祈禱的使徒工作。道明會的修女是這個大家庭的一個新支,也在教育和護理的工作上展開了一個很好的聖職。當文生•詹德爾(Vincent Jandel)於一八七二年去世時,修會已經面臨過在其歷史上最嚴重的一連串危機,幾乎走到滅絕的地步,但修會總算經歷了這一切,而仍舊生存,並且正滿懷希望的走向未來。

 

第十一章  最後的一百年(一八七二到一九七四年)

 

文生•詹德爾(Vincent Jandel)更新了修會,也恢復了會士的信心。直至梵二大公會議之前,他的復興計劃一直在塑造著道明會的方向,因為在他後的總會長,都是在他奠定的根基上求發展的。雖然在他死後,修會也遭到一些挫折,但修會仍在不斷的壯大中,會士的人數從一八七六年的三四七四名增加到一九六三年的一○一五○名,然後在後十年中,又減到八一一五人。

 

由於普法戰爭,拿破崙三世的敗亡,以及義大利君主專制的興起所造成的不穩的局勢,使得修會無法召開會士大會來選舉文生•詹德爾(Vincent Jandel)的繼位人,於是就由羅馬會省的省會長,若瑟•桑維多(Giuseppe Sanvito)出任代理總會長,直到一八七五年。之後藉通訊投票選出了若瑟瑪利亞•拉若卡(Josemaria Larocca)為總會長(一八七九∼一八九一),他和另外三任西班牙籍的總會長:文德•嘉西亞巴略德斯(Bonaventura Garcia de Paredes)(一九二六∼一九二九)、厄馬奴爾•蘇亞雷(Emmanuel Suarez)(一九四六∼一九五四)、安尼瑟多•弗南德斯(Aniceto Fernandez)(一九六二∼一九七四);以及兩位法國籍的總會長雅欽瑪利亞•柯米而(Hyacinth Cormier)(一九○四∼一九一六),和瑪爾定達義•吉略特(Martin Stanislaus Gillet)(一九二九∼一九四六),幾乎包辦了整個一百年。此外三位其他國籍的總會長加入陣容,造成了行政部門一種可喜的國際主義。這三位總會長是奧國的安德•福渥斯(Andreas Fruwirth)(一八九一∼一九○四),荷蘭的戴斯林(Louis Theissling)(一九一六∼一九二五),和愛爾蘭的布朗(Michael Browne)(一九五五∼一九六二)。他們是自從一二五二年若望•威德浩森(Johann of Wilderhausen)去世後,修會第一批非拉丁血系的總會長。一九七四年,法國里昂會省的會士文生•德奎農(Vincent de Coesnongle)當選為總會長[15]

 

這些總會長都是極富能力及經驗的。他們大部份都曾做過省會長,文德•嘉西亞巴略德斯(Bonaventura Garcia de Paredes)也不例外。當後者不知何故變得不能行動時,教宗碧岳十一世就要求他辭職。路易•戴斯林(Louis Theissling)是第一位訪問新大陸視察的總會長。瑪爾定達義•吉略特(Martin Stanislaus Gillet)繼他之後,也做了同樣的訪問。瑪爾定達義•吉略特(Martin Stanislaus Gillet)的通函所討論的都是修會生活中最重要的事情。厄馬奴爾•蘇亞雷(Emmanuel Suarez)和安尼瑟多•弗南德斯(Aniceto Fernandez)利用航空旅行的便捷,訪問了世界各地的道明會士。厄馬奴爾•蘇亞雷(Emmanuel Suarez)的行政方式是相當個人化的,所以當他在一九五四年死於一場車禍時,他也把那些只有他知道的難題和計畫帶到墳墓堨h了。

 

總會長們發展了總會辦事處的組織,以及建立了溝通途徑。安德•福渥斯(Andreas Fruwirth)增設了第五名總佐,並創辦了修會的官方刊物《宣道會會刊》 (Analecta OP)。一九六四年總會議把總佐人數增加為八個:一個是為美國,第二個是為拉丁美洲,第三個是為斯拉夫語國家的會省。總會辦事處除了舊有的職務:總代辦、列品申請人、檔案主任,更指派使徒工作總佐、學術總佐、總推行人,以及管理修會財務的總財務主任。雅欽瑪利亞•柯米而在任時,曾在羅馬的聖衛達路(Via San Vitale)建了一座新的總會長辦公處,以代替原設在聖瑪利亞•米諾華會院的,因為這歷代會院在一八七三年被義大利政府回收接管了。從一九三六年起,總會長官邸及其總辦事處遷移到羅馬郊外的聖沙比納會院(Convento di Santa Sabina)。這是文德•嘉西亞巴略德斯(Bonaventura Garcia de Paredes)在任時於一九二九年連同聖道明西篤隱修女院(Monasterio San Sisto et San Domenico)一起買回來的。瑪爾定達義•吉略特(Martin Stanislaus Gillet)將把他創設的一些機構,如本會的歷史學院、禮儀學院、及初學導師培育中心所都設在聖沙比納會院。在安尼瑟多•弗南德斯任期內,《道明會國際通訊月刊》 (International Dominican Information)於一九六九年開始發行。這本刊物為傳佈修會當前事務的消息,及促成道明之家更密切的連繫,佔有重要的地位。

 

在若瑟瑪利亞•拉若卡(Josemaria Larocca)任內,只一八八五年召開了一次總會議,自一八九一年始,除了第二次世界大戰及一九五二年例外,總會議照規定召開,教廷准許一九五三年總會議延期召開,好讓會士們有更多的時間籌備修訂會憲的計劃。歐洲以外的國家也開始擔任總會議的地主國了,即一九四九年在美國首都華盛頓,一九六五年在哥倫比亞的波哥大(Santa Fe de Bogota),一九六八年在美國河林(River Forest),一九七一年在愛爾蘭達拉克(Tallaght),一九七四年在義大利拿坡里的阿爾格聖母(Madonna dell’Arco),一九七七年在菲律賓奎順市(Quezon City)[16]

 

會省

在一些從未設過會省的地方建立了若干會省,這些會省使修會的生命更豐盛,也擴展了總會議代表的層面,更打破了自十六世紀以來西班牙、法國、和義大利道明會士獨霸修會的局面。修會在新的傳教地區設立會省如:加拿大的聖道明會省(一九一一年)、加州的耶穌聖名會省(一九一二年)、澳洲和紐西蘭的聖母蒙召升天會省(一九五○年)、巴西(一九五二年)

 

厄馬奴爾•蘇亞雷(Emmanuel Suarez)為了準備成立越南會省,准許在河內、西貢各開設一所初學院。道明會在北越的存在,從一九五四年日內瓦協定簽訂後就終止了。

 

在其他地方,由於新的結合擴大了工作範圍,美國的聖雅博會省和巴伐利亞(Bavaria)與奧國的聖雅博會省(S. Albert of Austria)創始於一九三九年,匈牙利也在同時脫離奧國,重獲獨立會省性質,修會於一九五八年在比利時的佛來明地區(Flamenco)設立聖多瑪斯會省,又於一九六一及一九六二年,分別重建了墨西哥和葡萄牙的會省。

 

舊的會省也重獲他們的會省權利和位子:如哥倫比亞(Colombia)在一八八一年,德鐸(Teutonia)在一八九五年,秘魯、阿根廷、和伯帝嘉(Betica)在一八九七年,波西米亞(Bohemia)在一九○五年,西西里(Sicilia)在一九○六年,阿拉岡在(Aragon)一九一二年,聖馬可(San Marco )和薩丁尼亞(Sardegna)在一九三四年,那不勒斯(Naples)在一九三七年。至於在中非薩伊(剛果)的總會區亦於一九五三年成立維達那(Viadana)初學院,墨西哥的聖希伯利總會區於一九七一年成立,南非總會區於一九六八年組成,

 

歷代在遠東傳教的玫瑰會省面領本地會士的增加以及社會和政治的演變,也開始成立本地會省如:越南的殉道之后會省(一九六九年),及菲律賓會省(一九七一年)。一九七九年為國籍會士在台灣成立了中華聖母總會區。

 

各會省都見到穩定的成長,而有些會省經過了一百年的難關之後,獲得顯著的成長。荷蘭會省在人數及活動方面都大有進展。英國因傑瑞(Bede Jarett)的領導有方,增加了人數,建立了新的機構,並造就出一些有崇高地位及影響力的人,例如胡•波普(Hugh Pope)、文生•麥納(Vincent McNabb)、范吉拉(Gerald Vann)。美國會士的成長可說打破紀錄。

 

有些會省也遭到挫折。德國的會省剛開始重建,俾斯麥(Bismarck)在一八七○年代的文化鬥爭(Kulturkampf)就關閉了他們的兩所會院。法籍會士曾在一八八○年和一九○一年,兩度被逐出法蘭西第三共和國。他們只有到鄰近的國家,特別是比利時和荷蘭去創立會院,以求生存。他們曾於一八九○年代返國,並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後,反教權主義在法國逐漸消退後,再度回國。菲律賓在美國佔領及發生叛亂時期,聖玫瑰會省曾受過短暫的傷害。墨西哥會士和在當地的西班牙籍道明會士受的苦最多。一九一七年專制憲法通過後,墨西哥開始了對教會的嚴厲迫害,禁止所有神父執行聖職,並將所有外籍神職人員驅逐出境。西班牙籍會士不得已放棄在墨國的會院。當西班牙於一九三一年爆發內戰時,共和黨的軍隊殺死了二四五名西班牙道明會士[17]。共產黨接管匈牙利、捷克和南斯拉夫後,破壞了前兩國的會省,並限制第三國的會省只可在修院內工作。雖然波蘭會省在一九四一年失去了七名會士和一名第三會會友,但其人數仍然眾多。若瑟會省的詹姆斯•狄文(James Devine)、德鐸會省的路易•巴利(Ludwig Paly)、和玫瑰會省的烏班諾•馬丁(Urbano Martin)都在解放戰爭中喪失了性命。解放後屬於北美若瑟會省的張道明(Dominic Chang)神父於一九六七年死於獄中。在一九六四年剛果(薩伊)的叛亂中,二十六名神父、修士和修女喪失了生命。

 

隱修女和修女

隱修女和修女也參與修會在十九及二十世紀所進行的普遍復原。一九二九年頒佈的道明會新會憲是與聖教法典配合的,而最新會憲則是安尼瑟多•弗南德斯(Aniceto Fernandez)在一九七一年公佈的草案本,汲取了梵二的原則與勸告。這新會憲有一點最值得注意的,就是在草案的修訂上,本會隱修女在編寫她們的會憲,首次扮演了一個重要的角色。經過多年的修改和編正,1985年正式獲得教廷獻身部及總會長的准許使用。各地隱修女聯盟也出版了一些刊物來協助修女們對道明之家的投入,以及隱修院團體彼此的認識。可說道明隱修會的默觀服務也在這幾年獲得重大的擴展:多數的新團體都事件設在傳教區如日本、非洲、笛尼旺島、巴基斯坦、希臘、挪威、菲律賓及台灣。

 

法國大革命前,修會約有一百八十座隱修院。一八九五年,有一百五十座,包括採用第三會會規的隱修女院。一九四九年,有213座隱修女院及5,633名隱修女。一九六六年的統計為216座隱修院(其中有91座在西班牙),共5,550隱修女及154名外務隱修女(Extern Sisters),根據一九七四年的統計:整個修會內有九個聯盟(Foederation)結合132座隱修院,以及12座是採用第三會會規的隱修院,擁有1,043名修女。

 

過去一百年中,第三會修女已成為道明之家人數最多的一支,和神父及修士的比例幾乎是八比一。一八九五年時分屬五十五個修會團體的修女大約有兩萬名。四十四年後,增至129個團體,擁有40,444名修女。到一九六六年人數增加到46,310名分別屬於136個團體。在美國有29個會,另外尚有由其他國家來的道明會修女所組成的會省或會院。

 

道明會的修女除了從事教育聖職外,還創辦孤兒院、醫院、老人院、末期癌症病院、及婦女職工宿舍。她們也為窮人做家庭護理的照顧。在二十世紀內,修女更主動的參與國外傳教的工作。她們除了在本國從事傳教工作外,散佈在九十六個國家工作,當然並非所有這些國家都屬傳教區。在美國,瑪利若瑟•羅吉斯(Mary Joseph Rogers)特別為國外傳教工作創立了聖道明瑪利諾修女會(Maryknoll Sisters of St. Dominic)。自梵二後,修女的聖職已有改變。有些更直接參與宣講天主聖言的工作。獨自或與神父一起指導避靜。有些則在大學及學院中擔任輔導。

 

為加強修女會之間的連繫,及增強她們的使徒工作,各國也設立了道明會長聯誼會,這後來也擴展到男修會的會長加入,成為道明之家的聯誼和合作空間。

 

一九三七年培林(Perrin)神父在馬賽(Marseilles)組織了一個俗世團,名叫『基督之愛』 (Caritas Christi),從此一種新型的獻身生活誕生了。基督之愛的宗旨摘錄如下:「在各行各業的人士中,給教會培植及提供一群有默觀及使徒精神的在俗女子…」,這清楚的指出它是淵源自道明會的精神。

 

道明第三會在一九一六年修會創立七百週年紀念及一九二一年聖道明逝世七百年紀念的期間,獲得了新的動力,原因在一九二二年公佈了一部時代化的會規,並在一九六四年和一九六八年分別修訂了新會規。由於國際會議、組織調整以及會員更大權力參與決策,使第三會會友的精神更為加強。據估計第三會在一九三六年時有十萬名會員,到一九六六年時,已有十三萬名。過去一百年中,著名的第三會會會員計有本篤十五世(Benedict XV)和碧岳十二世(Pius XII),女作家希格里•翁塞特(Sigrid Undset),著名的中世紀學家馬丁•格拉曼(Martin Grabmann),及瑪利諾會的會祖詹姆斯•華爾斯(James A Walsh)主教,由聖阿諾•楊生(Arnold Jassen)在一八七五年創立的聖言會(Society of the Divine Word),在一八八四年以前也是採用第三會的會規。

 

生活與聖職的強化

總會長與總會議的開明的領導,加上教宗指示的協助,強化及加深了修會的生活與聖職。一八九一年,教宗良十三世(Leo XIII)下令所有會院終止私人生活,恢復團體生活。修會曾多次嚐試要達成這個目標,卻一再受到阻礙及拖延,總算在一九○七年差不多全廢除了私人生活。其所得成果是更強化的團體生活,更深的兄弟意識,更有效的聖職工作。從一八八五年起,幾屆總會議曾試圖建立會士對會省的隸屬關係,而非對會院的隸屬。這個心願終於在一九一三年達成了,因為碧岳十世用他的權力支持會省的隸屬。這種改變給予人事調度,有了時代所要求的彈性。

 

一九一八年頒佈的《教會法典》,促使會憲作必須的修訂。委員會擬定的初稿,在一九二四年和一九二六年的總會議中都通過了,但文德•嘉西亞巴略德斯(Bonaventura Garcia de Paredes)辭職後,為選舉總會長而召開的一九二九年總會議,卻沒有採取行動,因此為通過會憲所需的連續三屆總會議的批准就被中斷了,同時威脅到確定條文產生的無限期拖延。為了解決這個問題,教宗宣佈一九三二年總會議通過的條文,應具有法律的效力。這次正式通過的會憲比先前的會憲,有重大的突破之處。新會規的五卷分法取代舊會規的二卷分法,以配合聖教法典的五部分法。內容方面刪除了過時的條文,把那些仍舊有效的歸入會憲。從此持續了三個世紀之久的「主條文」(Major Text)即會憲,及「次條文」即總會議守則的區分法就廢除了。再一次修會有了一套整體的法律。

 

一九六八年的《會憲》,順應梵二的指示,表現更深的革新及切合時代。使修會能和二十世紀的精神及需要相配合。最新會憲回到修會傳統的集體性和分層負責,重視現代心理學的新發現,及這個時代的民主精神,因此加重了每個會士對修會的公益與行動所應有的責任。為邁向梵二開創的教會新紀元,我們所採取的步驟頗有意義,這步驟的工作包括向全世界道明會發出問卷,各省會長的聯合會議,許多會省組成的代表委員會,然後舉行總會議。而大歷史性的總會議是在芝加哥的森林河(River Forest)召開。這版《會憲》在一九七四年總會議中,得到最後的確認。

 

修會一直都把禮儀生活視為默觀聖召的一個基本因素。修會的領導人一直很注重神聖禮儀的舉行。上一世紀就感到禮儀書籍新版的需要,因此總會長進行準備,並出版了彌撒、日課、及其他聖歌集,修會禮儀也因新添聖道明和聖多瑪斯的頌謝詞而更加豐富。許多新列真福的道明會男女會士,增加了禮曆慶日,十九及二十世紀的增加比較其他任何世紀都來得多。雖然增加太多了,但其中幾個慶日卻非常受歡迎,例如聖大雅博、匈牙利的聖女瑪加利大及聖馬爾定•包瑞斯和聖若望•馬西亞[18]

 

二十世紀中教會宣佈聖大雅博(1930)及聖女加大利納•瑟納(1970)為教會聖師。

 

教宗碧岳十世(Pius X)和教宗碧岳十二世(Pius XII)修訂了羅馬禮儀,道明會禮儀也得隨著修改。布魯•諾何斯伯(Bruno Hespers)將碧岳十世的禮規編入道明會禮儀,經過聖禮部批准後,於一九二三年生效。其中特別值得注意的,是碧岳十世的聖詠取代了古老隱修院用的聖詠,並取消平日誦唸聖母日課的責任。除了四個週年紀念日,每週要唸的亡者日課變成會規的範圍之內,而非教規的要求,而從一九六八年起,只當一位弟兄在所在地會院或派駐地會院去世時才誦唸亡者日課。當時修會也遵守「復活前夕慶典」的恢復,及「聖週禮儀」的修訂也都為所,而對會士產生鼓勵作用。總會長布朗把一九六○年命令修訂的羅馬禮儀編入道明會的禮儀中。這於梵二引起的禮儀革新範圍是這麼大,為了牧職理由及不易發行各國語言的禮儀本,從此道明會禮儀不得不放棄,而採用普世教會所用的羅馬禮儀。

 

其他的事件也加深了修會的生活。福渥斯總會長將修會重新奉獻給耶穌聖心,厄馬奴爾•蘇亞雷(Emmanuel Suarez)總會長一九四九年在華盛頓召開總會議時,將修會獻於聖母無玷聖心,以加強會士對耶穌和祂的母親的敬禮。雖然第一次世界大戰使修會無法在一九一六年為其成立七百週年的紀念日,舉行世界性的慶祝典禮,只能在各地各會省舉辦各種活動。同時教宗本篤十五世發表了一道通諭,強調修會在福音及教義上的使命,並讚揚修會的工作,而使得此次慶典更為意義重大。教宗在一九二一年道明逝世七百週年紀念日,發表了第二封信函以讚譽聖道明及他的才能。其他重大的百年紀念慶典,有一八七四和一九七四年的聖多瑪斯逝世五百和六百週年紀念、一八八○年大雅博紀念、一九四七年聖女加大利納•瑟納誕生紀念、一九五○年的聖安東寧諾逝世紀念、一九五七年聖雅欽逝世紀念,以及一九七一年的聖道明誕生紀念日。一九七四年多瑪斯逝世七百週年紀念,整個學術界都舉行慶祝。一九八○年世界舉行雙重慶典,紀念聖大雅博逝世七百週年及聖女加大利納•瑟納逝世六百週年。

 

傳教工作

當各會省走向復元並重振他們的傳教區活動時,文生•詹德爾(Vincent Jandel)為恢復傳教工作所給的激勵,也便獲得了新力量。一八七六年時,九個會省曾派遣會士到各傳教國家,其中玫瑰會省竟將其335名會士中的大部份投入了遠東的傳教工作。各會省逐漸茁壯後,便重新進入從前的傳教區,或接受新的地區。一九二二年時,修會的足跡遍及二十個傳教國家,一九四七年時,達到三十三個,到一九五八年時,達四十個國家。一九三○年時,有四百七十位道明會士從事傳教工作;到一九六六年時,傳教士數目增日到一一七五人其中包括十五位主教。一九四九年時,有十八個會省提供傳教人員;到一九六五年時,有二十四個會省。

 

為了指導傳教工作的進行,修會不時頒佈傳教法規,最後一次是在一九五八年。從一九四六年起,修會指派一名總佐為推行傳教工作。最近的幾位總會長也常訪問各地的傳教士,以鼓勵他們。一九二四與一九二五年在梵蒂岡以及一九二九年在巴塞隆那的傳教展覽會(Mission Exposition),修會都參加了展出。一九七三年九月在馬德里的殉道聖伯鐸會院召開了第一屆道明會國際傳教會議。為了使各會省維持對於外方傳教的興趣,各地也設了推行外方傳教中心及發行了一些相關的刊物[19],介紹各國傳教區域狀況,並描述他們工作對象的習俗及傳統。

 

在遠東的玫瑰會省在一八六三年創辦了第一種這類的刊物,名為《中國安南郵報》(Correo Sino-Annamita)也成為當時遠東傳教學及人類學的重要資料。本會傳教工作中最大的挫折是中解放後禁止我國有外國傳教士從事福傳工作。

 

知識使命

修會的學術及知識生活,嚴重地受到十九世紀一些事件的傷害,當文生•詹德爾(Vincent Jandel)去世時才再度站穩了腳。一八五二年的學術法規調整了各書院(學院)的課程。當修會進行復興時 這些書院便開始恢復或新設。雅欽瑪利亞•柯米而在一九○七年出版了修訂的《學術總計》。一九三五年由瑪爾定達義•吉略特(Martin Stanislaus Gillet)頒佈的《學術總計》,重作了課程的排定,以配合教廷公佈《天主是一切知識之主》(Deus Scientiarum Dominus)[20]憲令的要求。安尼瑟多•弗南德斯(Aniceto Fernandez)因意識到神學的新趨勢,在一九六五年出版了一套現代化的《學術總計》,並在一九七四年總會議中得到最後的審核通過。大會也請各會省視各國的需要,來訂定他們書院的課程,以補充這套法規。

 

從一八七二年起,修會在學術界有些顯著的成就。英國道明會士經過四百年後,重返牛津(Oxford)設立神學院,十年後重返劍橋(Cambridge)。美國的會省建立並開辦了一些完全合格的學院,如一九○五年在華盛頓州,一九三二年在加州的奧克蘭(Oakland),一九五六年在愛阿華州的杜標克(Dubuque)。在過去十年中,這些學校都與附近的學術機構合作,例如華盛頓聯合總學院。一九四一年,華盛頓學院變成了一所教廷神學院,此種權利也頒給了西班牙的撒拉曼加神學院。森林河哲學院在一九四三年也被承認為教廷哲學院。一九一六年聖若瑟會省在羅德島州(Rhode Island)創辦了普維頓學院(Providence College),這是美國東北州較大的文學院之一。會省現仍繼續提供這所學院所需的教職員,學院畢業生進入專業的比率相當高。

 

美國道明會修女辦了十七所女子學院。神父和修女也加入中等教育的行列,在許多高中擔任行政及教職的工作。他們也求取學位,參加暑期學校及靈修講習會,以增進他們的專業才能。另外還有一些會士在其他機構辦理的學校中任教。道明教育協會從一九五九年起,不斷的促進神父及修女的教育的利益。

 

羅馬的聖多瑪斯學院在一九○九年經雅欽瑪利亞•柯米而重組後,遷到聖衛達路(Via San Vitale),改名為 天使學院,並於一九三二年搬入厄葵林山丘(Esquiline)現有的建築物中。教宗真福若望二十三世(John XXII)在一九六三年將其改制為大學,並命名為 羅馬聖多瑪斯大學。這個新的地位該歸功於其學院的發展。一八八二年增設了哲學院,一八九六年增設了法典學院,一九○六年成為教廷學院。自一九五○年起,又設立了靈修及社會學學院。多瑪斯•希辣拉(Tommaso Zigliara)、雷皮迪(Albert Lepidi),以及查博(Sadoc Szabo)等擔任校長時,把學校帶進了高度的聲譽。學生入數在穩定的增加,從一九○九年的一百二十名到一九六○年的一千多人。

 

在馬尼拉的聖多瑪斯大學也顯示學院的增設及學生人數的大量增加。這座大學可說是全亞洲規模最龐大的天主教大學,以及亞洲歷史最悠久的教育中心之一。在一九二一年會士們正式設計了中央大修院來培育菲律賓的聖職人員,成為亞洲的主要聖職培育中心。

 

自一八九○年以來,道明會士辦理弗瑞堡(Fribourg)大學的神學院,並提供一些哲學院教授。法國會省的會士們從一八七七年起,在伊拉克的墨蘇(Mossul),辦理塞洛凱迪(Syro-Chaldean)人的聖若望神學院。

 

可敬的瑪利亞若瑟•賴岡熱(Marie Joseph Lagrange)於一八九○年在耶路撒冷創辦了聖德範聖經學院(Ecole Biblique de Jerusalem)。他是現代天主教聖經學的先驅之一,為天主教的學者帶來很大的聲望,且幾乎獨力將天主教聖經學的水準自平庸中提昇起來。聖經學院出版了《聖經學刊》(Revue Biblique)和《聖經研究學刊》 (Etudes biblique),並不斷的訓練出一系列的聖經學家,著名的有路易•文生(Louis Vincent)、婓里•亞伯(Felix Abel),和羅蘭(Roland de Vaux)。聖經學院對聖經的注釋,古代及東方的歷史,和聖地的考古學,都有特殊的貢獻。從一九二○年起,法國的考古學院也在聖地成立了。此外在相關的領域內,文生•薛爾(Vincent Scheil)從一八九五到一九三三年在巴黎的高級學院中,擔任亞述學的教授。他也因在埃及和尹拉克的工作,而成為傑出的東方學者。他出版了十六本有關法國在修沙(Susa)掘出的古物。其中第四冊還包含了第一次發表的漢摩拉比法典(Code of Hammurabi)。

 

法國會省對大公主義的研究也有重大的貢獻,因它在巴黎成立了伊斯廷研究所(Istina Institute)以研究蘇俄問題,在開羅成立了研究阿拉伯文化的東方學院。英國的岳亨利(Henry St. Johns)及法國的孔嘉(Yves Congar),是著手撰寫至一至聖(Unam Sanctam)專刊的兩個人,為研究大公主義方面的先驅。在一九四○年代,比利時會省的莫里昂(Felix Morlion)將注意力轉到另一個現代事業上,在羅馬成立了 為主大學”(Universita Pro Deo),專門研究現代的技術及問題,尤其是大眾傳播。

 

幾乎有五十位道明會士以主教或神學家的身份,參加了梵蒂岡第二次大公會議。瑪利道明•陳奴(Marie Dominique Chenu)、孔嘉(Yves Congar),和艾德華•史勒拜克斯(Edward Schillebeeckx)對大會的貢獻是很出名的。

 

從良十三世到若望二十三世各教宗對聖多瑪斯及其教導的推崇,使得道明會會士充滿了興奮和精神。良十三世在聖多瑪斯的作品及教義中,看到一股更新基督徒生活的潛力,因此他發表了一篇通諭「永恆之父」(Aeterni Patris),重組了羅馬的聖多瑪斯學院,並成立了多瑪斯出版委員會(Leonine Commission),負責考訂出版多瑪斯全部作品。通諭中談到「最純正的智慧之水流從天使聖師的寶貴泉源中,源源不絕的湧出」,通諭也要求教會的哲學思想應在多瑪斯學說的基礎上,實行更新,因為他看到多瑪斯學說實為解除十九世紀自由主義毒素的良藥。一八八○年良宣佈聖多瑪斯為天主教學校的主保。本篤十五世(Benedict XV)讚揚道明會給了教會這位天使聖師,修會從未絲毫偏離他的教導。不久將多瑪斯出版委員會託給了道明會去辦理。這是一件非常艱鉅的工作,因為多瑪斯的手稿不下幾千件,到今天為止已經出版了許多本,希望在五十年內完成全部的工作。自從《神學大全》於一八八○年用西班牙語翻譯出版後[21],其他語言的翻譯,如德、英、法、日已開始進行或已完成。

 

從一七八九到一八九一年這段期間,在道明會的學術產品上算是貧瘠的年代。作品的量和質是在修會的學業組織復元後,才開始改進的。一八九一年以前出版的幾乎都是教科書。自那以後,一般性及學術性的書在質和量上都有顯著的增加。作者的人數太多,不能詳細列出。他們的著作發表在書本、報紙或刊物上。修會在智識上努力的成果,大部份都登載在修會出版或編輯的三百二十種學術、文化及一般性的刊物上。

 

聖職

即使從一七八九年開始的最艱難的時代中。道明會士仍舊忠於他們聖職的傳統型式,特別是宣講。從賴高德和文生•詹德爾(Vincent Jandel)的時代起,這些使徒工作又展現出新的活力及生命。道明會士在他們的教堂內,在進行傳教及避靜時,在信仰週和講習會時,都做了大量的宣講。每個會省都出現了著名的講道家。我們要特別提出的是巴黎聖母院(Notre Dame de Paris)、科隆(Cologne)、和慕尼黑(Munich)等大教堂的講道家,以及在美國電台「天主教時間」的講道者。其他個別講道家有史納爵(Ignatius Smith)、傑瑞(Bede Jarrett),和文生•麥納(Vincent McNabb)。美國幾個會省的宣講有一個特色,就是對耶穌聖名及玫瑰經敬禮所做的有力的宣傳,這是由耶穌聖名及玫瑰經的倡導者邁肯納(Charles Hyacinth Mc Kenna)開始的。在聖名會的全國指導雷邁克(Michael Ripple)的領導下,一個規模龐大的聖名善會全國會議於一九二四年在華盛頓召開。聖名善會的會員超過一百五十萬人。阿拉岡、匈牙利、馬耳他、和澳洲等會省也都傳播聖名善會。教宗良十三世及後來的幾位教宗發表的玫瑰通諭,以及聖母在法蒂瑪的顯現,大大的推動修會對於玫瑰經的宣講。會士們也在許多地方出版有關玫瑰經的書刊,從十九世紀末,特別是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在法國及其他地方出現了玫瑰經運動的宣講大會。彌格爾•布朗於一九五七年在法蒂瑪成立了玫瑰經中心,總會議也下令各會省要委任一位玫瑰經推行人。玫瑰經會議(Rosary Congress)於一九五四和一九五八年分別在法蒂瑪及土魯斯召開。這些宣講活動的最高潮是一九五七年的聖雅欽列品百年紀念,在羅馬舉行的道明會宣講者會議。美籍會士若望•博克(John Burke)於一九二二年創立了聖言學會”(Word of God Institute),中心設在美國首都華盛頓,以促進更有效及更合乎聖經的宣講。聖言學會在那年九月召集了第一屆聖言美國會議。

 

修會也為教會提供高級聖職人員,如樞機主教、總主教和主教。一九七三年的統計,當時有一位樞機及三十六位主教。道明會士也在羅馬聖部服務,或擔任教宗代表及教廷大使。

 

道明會士在現代的戰爭中,擔任了軍隊的神師或士兵。有些會士也被囚禁或喪失了性命,伯鐸•克雷(Peter Craig)就在一九五一年在韓戰中被殺的。美國會士從一八九三年起,擔任各州監獄的神師。從上個世紀末開始,會士也在華盛頓擔任美國軍人之家的輔導。方濟•史達曼(Francis Stratmann)是一位和平使徒。他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就看到,戰爭不是基督徒解決世界問題的方法,所以他反對軍國主義、戰爭、及戰爭的暴行。他的一生都奉獻給和平福音的宣講及寫作,尤其是《教會與戰爭》(一九二八)以及《戰爭與今日的基督宗教》 (一九五六)這兩本書,使他成為德國天主教和平運動中的一個重要人物。而他也為了信念而受磨難,在希特勒統治時代,他被捕入獄,後來又遭驅逐出境,逝世於一九七一年十二月。

 

修會的聖職在一九一九年後有了變化。道明會士進入戲劇、電影、廣播及電視界中。著名的有諾伯•溫德(Nobert Wendell),他多年在紐約主持一個電視節目。達尼佬•吉勒(Stanislaus Gillet)在法國戲劇演員中,從事使徒工作。烏爾班•那格(Urban Nagle)和多瑪斯•凱瑞(Thomas Carey)在紐約成立了 黑袍劇團”(Blackfriars’ Theatre Company)這可說是在紐約百老街(Broadway)之外最重要的私人劇團之一。吉伯•哈克(Gilbert Hartke)也在華府的美國天主教大學(Catholic University of America)中創辦了一個極為成功的演說與戲劇系。

 

一九○一年的總會議要求會士們要注意人們在物質及精神上的需要,因此道明會士支持了很多社會活動。魯頓(Rutten)及伯魁(Pequy)神父在一九二三年創立了一所學校以訓練工作專業人員。五年後,安博•克洛福(Ambrose Croft)在愛爾蘭主辦了第一個社會週。在西班牙方面,神父們為改善工人的道德及經濟水準而努力,西班牙會士若瑟•加賀(Jose Gajo)在一九三六年的內戰中,由於他的基督徒社會活動而被處決。比利時會士亨利•派瑞(Henry Pire)基於人道主義創立了不少難民村,因而獲頒一九五八年的諾貝爾和平獎。道明會對社會的關注更可從若瑟•雷布瑞(Joseph Lebret)的運動及刊物「人道與經濟」中看出,也可由費多林•尤慈(Fridolin Utz)在弗瑞堡大學創辦社會科學院,以及法國的會士對工人神父運動中所表現的關懷看出。


 

結語

從一八七二年到一九七四年的這個世紀中,我們看到修會從十九世紀的災難中逐步復元,也看到道明會的活動擴展到新的領域。一八五○年時,看起來瀕於滅絕的修會,卻又漸漸穩定下來,其力量、人員、及信心都在增長。由法國大革命開始的危機,可說是修會有史以來遭遇最嚴重的一次。然而修會還是成功地度過了這次危機,就如以前度過了很多其他的危機一樣。修會已經不只一次的從死灰中復生,所以我們有理由相信天主願意這個修會繼續負起宣講,教導天主的聖言,也有理由相信在這個梵二所開始的新紀元內,修會的聖職比以前任何時候都會更為人所需要,聖經、神學、和傳播各方面的進步,以及這個時代快速的改變,確實在修會的肩膀上擺了一副沈重的擔子,這些改變使得修會的子女必須堅守那激發聖道明的原始靈感,縱然他們要調整修會傳統以配合現今時代,或是要準備自己以面對現代的競爭,也不能放棄原始精神。他們必須要默觀,也要行動;要獻身於福音生活,也要投身於聖職工作。

 

修會在試圖配合梵二的指示,為適應現代的需要,恢復修道生活的活力,更新聖職工作之際,現今又進入了一種新的危機,這是一個不同的,而且可能比以前更嚴重的危機,從一方面來說,修會要改造自己,但又不能失去「歷史性的自我」。它必須保持原始性,穩固的立在原來的基石上,鞏固它那幾世紀之久的牆壁,刷新它的內部,增建側樓,加蓋樓房,沒有耐性的人也許會說:「拆掉重建算了!」,但智慧的人就會回想到賴高德在我們現處的情況剛出現時所說的話:他無法找到「一套會規比聖道明的會規更新或更能適應這個時代及其需要,這套會規除了歷史悠久之外,沒有一點古老的跡象,如果我們絞盡腦汁只為了滿足那種跟上時代的感覺,那實在是毫無意義的。」古老的房子有一種優美和氣氛,新房子永遠無法可比。一個家庭的回憶和元氣,就活在它的牆壁上,它的每個房間都能道出一個個人和一件件事,年老的人似乎還在那兒行動和生活,把他們的喜樂和力量傳給他們年輕一代的兄弟和姐妹。

 

自梵二以來,修會做了很多事情,值得注意的有一九六八年通過的新會憲,和各會省自訂的省法規,還有很多事等待我們去做,危機不會很快的遠離,也永遠不會沒有的,人是這麼容易怠惰,而改變又是來的這麼快,所以修會時時都需要革新及現代化,一種停滯或靜止的時代,永遠不會再來了。修會就像教會一樣,常是在旅途中,不能站著不前進。

 

在過去,只有當熱心的道明會士瞭解了他們的修會及其默視化的聖職,瞭解了教會的需要和修會能提供的服務,以出現了更新及適應時代。那些熱心會士不論男女,都是熱衷於祈禱生活、團體生活,具有廣闊的文化背景及知識訓練的人。儘管危機持續的時間很久,他們還是有勇氣生活下去。歷史給我們顯示,當修會很堅決地去做它的工作,很勇敢的去從事它的聖職時,天主就給予降福,即使是在考驗及災禍中,修會的歷史也證明了福音生活有其驚人的耐久性,聖道明在世時深夜傾訴的禱詞,直到今日他在天主台前為他的弟子們代禱時,我們還能清晰聽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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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當時西班牙南部還是屬於摩爾人帝國的管轄,直到1492年哥拉拿達淪陷之後,整個依伯里亞半島才統一。

[2] 俗稱「景教」。

[3]蒙古都城和林,現在庫倫西南。

[4] 又稱為TimourTimur1336?-1405蒙古戰士,其征服地區由窩瓦(Volga)河域到波斯灣。

[5]又稱為「巴爾馬」Palma

[6]原文是Beguines Beghards,後來在西班牙稱為Beatas,一群沒有發愿的貞女,過著單獨或團體的靈修生活。

[7] Vicar General 可翻譯為「代理總會長」或是「著理會長」。

[8] 「清規派」指已改革的道明會士,「會院派」指未改革者。為方便起見,這二名詞借用方濟會士的說法。對方濟會來說,這二個名詞有更廣泛的意義,因其過於精微,不便在此解釋。

[9]從一八九一年直至今天,曾有三位西班牙人、兩位法國人、一位奧國人、一位德國和一位愛爾蘭人、一位法國人、一位英國人擔任總會長職務。在二十一世紀首次召開總會議選上了一位阿根廷人為總會長。

[10]這是現在道明尼加共和國首都。

[11]以臥亞為會士傳教總部。

[12] 現在的哥倫比亞。

[13]解決良心個案的一種方法。

[14]這個會團原是由第三會的神父組成的,一九二三年併入男修會,一九六七年正式併入法國會省。

[15] 德奎農卸任之後,修會在1983年總會議選上的愛爾蘭會省的達米盎•貝爾恩(Damian Byrne)為總會長;在1992年總會議選上了英國會省的弟茂•拉特克里夫(Timothy Radcliffe)而在2001年總會議選上了阿根廷會省的卡羅斯•阿斯比羅斯(Carlos Azpiroz Costa)。

[16] 之後總會議也繼續在世紀各地召開:一九八零年在德國的華德堡(Walberberg)、一九八三年在羅馬(Roma)、一九八六年在西班牙的亞維拉(Avila)、一九八九年在美國加州的澳克蘭(Oakland)、一九九二年在墨西哥市(Mexico)、一九九五年在西班亞的卡拉瑞加(Caleruega)、一九九八年在義大利的波羅納(Bologna);本世紀第一屆總會議是在北美的普維頓(Providence)舉行這是二零零一年的選舉總會議,接著是二零零四年在波蘭的克拉格夫(Krakow)的總會議。

[17] 其中殉道的會士就是前任總會長,可敬的文德•嘉西亞巴略德斯(Buenaventura Garcia de Paredes),他率領的屬於玫瑰會省的會士們在馬德里和附近地區被殉道的會士列案,目前已經呈上教廷列聖部評估,希望早日列為真福品。

[18] 在教宗若望保祿二世的任起內,本修會也獲得不少新的真福和聖人,其中最重要的應是長崎的殉道聖人(1987年)總共有十七位屬於道明之家的成員、越南殉道聖人(1988年)總共有80多位,和中國殉道聖人(2000)有六位。

[19] 這系列的刊物中最著名的有西班牙會省出版的《阿馬遜森林》(Selvas Amazonicas),玫瑰會省的《道明會傳教》(Misiones Dominicanas)以及它的後身:《道明的蹤跡》(Huellas Dominicanas);可惜由於福傳趨向的演變,這種刊物的市場也便秤狹窄了,因此在二十世紀末也沒在出版了。

[20]這是教宗碧岳十一世(Pius X)為了管理神學院及大學的學業所頒佈的宗座憲令。

[21] 在二十世紀已經出版了兩版很重要的版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