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巴拉•裴歐孟(Barbara Beaumont)著
瑪利道明•陳奴(Marie Dominique Chenu)曾說過史家的角色如何"我在歷史中不是尋找文獻根據，而是靈感"，這與我們今天的主題「從道明的異像著火」有聯貫，對一位史家而言這主題是特別短。這告訴我你們要的是更多的火和少許的資料，更多的道明和少一點的日期; 但你們邀請一位史家來演講，彰顯出我們修會的起原在火與遠景中尋找靈感需要奠定在很鞏固的基礎上。我們有需要知道我們對於道明的遠景的概念是否合乎事實。如同紀•貝鐸爾 曾寫道: "宣道會的理想就是尋找真理與歷史的研究具有親密的關係。 一位史家不是，在他的有限追求去瞭解事情如何發生的"? 確實要瞭解我們從那理來的是認識自己的最基本部份和我們何處邁向- 那就是說我們的歷史是我們個人和集體身分的一部份。因此我們的歷史也就是我們自我認知的延續旅程，是任何修道生活的生活要素。
如果有道明之遠景的部分已被時空和傳奇的濃霧被蓋著時，那一位史家可以幫助我們從新去發現它們。我們再次回到瑪利道明•陳奴，他好像相信歷史基本上之一種反對潮流的活動， 他說: "我們回顧過去，回去泉源是一種革命性的現像，因為是歸回創造的動力。也開始去疑問這歷代時光所累積的種種超性的架構。不是所有這些超性的架構都是沒有價值的，但它們需要被相對化：回歸那初部的直覺才能讓我們改變對此架構的看法。"我們藉著歷史的瞭解取改變我們的遠景就是我們現在想做的事，在這幾天我們盡力去探討普義八百年前發生了甚麼。這也是我希望做的- 進一部去觀察並在一個很具題又固定的時間:那就是當出1206年和1216年之間。
我這次選的歷史篇的題目是‘宣道者的來臨'，此句子是來自熙篤會士伯鐸•鮑瑟奈(Pierre de Vaux de Cernai)的，他是一位阿爾比十字軍旅的編年紀者 - 和我相信這是很重要的因為在這編年記出現時都是指狄亞哥主教，道明和他們的夥伴。另一方面，形容他們在教會內的職務，宣道者十年前都沒有出現一個宣道會的問題。和另一方面也是固定性用來分別狄亞哥主教和他的同伴與十字軍旅，這些軍人的來臨，會比較晚一點就是從1208年之後。對於伯鐸•鮑瑟奈(Pierre de Vaux de Cernai)而言，1206年確實是‘宣道者的來臨'的日期。因為是在這一年底就是普義的創立在這六個多月的時間有許多重要的事情發生了。
伯鐸•鮑瑟奈(Pierre de Vaux de Cernai)的著作可說是這時代有對詳細的歷史記載文獻之一。這是一個非道明會的資金料，也不是聖人傳的性質，此文獻讓我們感到興趣的是有關修會的起源記載如若堂著的《宣道會初期創會史小冊》這可能是比較客觀的見證。這文獻是從1212年和1218年之間所編寫的 也跟所記載的種種事件比若堂的著作更接近當時文獻寫完後道明會仍在嬰兒時期，因此也末被聖道明之後所獲得的榮耀與敬愛受到影響。同時這也不是唯一類同的文獻;還有羅伯•奧西爾(Robert of Auxerre)和威廉•蔔勞倫斯(Guillaume de Puylaurens)的記載也是直得去研究的。
從開始我們要記載– 也請大家能夠原諒我 – 在1206年道明不是「一個人物」。當時他還替他的主教工作，陪同奧斯瑪的狄亞哥主教去實行任務，當然地他自然的地位應是在他的主教的陰影下，編年者馬上形容這為主教為‘一位直得讚頌的偉大人士'。因此這些編年者告訴我們， 狄亞哥主教 和他的同伴， 宣道者，來到叫做蘿拉吉（Lauragais）地區，在1206年夏季初，他們從羅馬經過而停留於蒙培裏附近，與宗座大使們會合。道明被認出為主教的‘唯一同伴'願意與狄亞哥主教停留在郎奎多，‘在這蒙培裏會議之後這位十分敬業的神僕投入，把他內閣和馬車全部送回奧斯瑪'。因為狄亞哥主教推推薦的方針就是用異端者傳教的方式來贏回他們，那就是在一切都要效法宗徒們，走路，和向每一戶要飯。這可說要瞭解修會的創立和位來方向的一個重要焦點，因為的狄亞哥主教的動機全是百分之百的始徒性質;如西滿•達克威爾(Simon Tugwell)所說的: "貧窮生活被接納是因為在這樣的情況之下最佳的傳教方式"。[1]在此可與亞西西聖方濟的不同也可以定下，對他而言貧窮生活多於一種個人的尋找，與內心的鬥爭或歸依有連續。但對道明而言，簡單的說，並是一個關建的句子: "他人的需要朔造了他的一生"。[2]
我們可以正確地知道1206年夏天這些宣道者的傳教旅程: 賽威恩（Servian），貝西亞（Beziers），卡爾卡頌(Carcasonne)、凡爾費（Verfeil）、蒙特略（Montpellier）和帕米爾 （Pamiers）。 在當初些個月，一切都是臨時的安排。 在九月熙篤會院父返回熙篤參加本會的總會議，因此在年底，工作已經成行並比較固定是因為在1206年十一月十七日教宗依諾森三世的公函的效果。此公涵是給宗座大使拉烏略•馮富羅（Raoul de Fontfroide）權利把宣道使命委拖給其他的人士。因為到此為止是專們委拖給熙篤會的。道明現在是這些有傳教經驗人士之一並之後 也正式納入這宣道團，他們都要‘效法基督的貧窮，和以活耀的心神'和‘言語和行為'的芳表去規勸異端者歸依於主。他與狄亞哥主教定居於凡耀，而之後巡迴的工作方式會比較少些因為整個傳教工作漸漸會中集在一個小地區，就是威肋彬德(Villepinte)， 布蘭(Bram)， 卡斯提諾達裏(Castelnaudary) 和凡耀等村莊的地帶。 他們現在選舉了在地理限制區中比較集中的傳教活動;對於這些曾到各處傳教的神長們而言也許此進展會是一種驚奇。但他們的也許發現，一方面, 信仰的真理需要不斷地重複,並且投入地方團體才能夠達到宣道效律。
根據當時編年者﹐伯鐸•鮑瑟奈(Pierre de Vaux de Cernai)，他們的目地就是‘能夠機極的專住他們的宣道， 以言行師法神聖導師'。這裡的用詞十分的適當，因為宣道確實是一種工作需要‘機極的專住'；這也是去瞭解1206-7年在蘿拉吉（Lauragais）的宣道活動。普義的成立也許可以看為一種紮根的基本部份和集中勢力的工程。
有關著名的蒙特略（Montpellier）的辯論會和傳統上常附有燃火奇蹟的具體地點和時間引發了許多史家的談論。伯鐸•鮑瑟奈(Pierre de Vaux de Cernai)把這事件定在1207年的三月-四月，因此蒙特略（Montpellier）的辯論會應發生於第一次‘積極性'宣道活動和辯論會後所發生的燃火的奇蹟。他說這故事的來原是從一位 ‘很虔誠的人士'應就是道明本人，他的記載有兩個很重要的要素：第一、這燃火奇蹟是在這編年記中首次提出道明的名字。他現在是被介紹為‘我們的同仁，道明，一位很虔誠的人士'，但‘奧斯瑪的主教的夥伴'的頭銜仍掛在他的名字後。第二、此奇蹟出現為的宣道果實，而不能被取待。此事件暗示說天主給予道明行神績的特恩使他能夠鞏固這宣道的工作，但不指是用此方式去說服人群免得他們把這奇蹟的過成停留於它的奇異性。但此奇蹟重點是在於寫下文字的真理確實是很有意義的。
可惜的是，伯鐸•鮑瑟奈(Pierre de Vaux de Cernai) 或任何早期非道明會的資料都沒有提起普義的成立。我們為何去解釋這樣的靜默呢﹖我們可以感到其中一個關鍵的因素，也就是這婦女團體的成立，被誤認是與整體的反駁異端者的運動如沒有直接影響，因此沒有記載，這確實就是這些編年者的目地。同樣的，這些修會成立之前的文獻，我們可以辯論說普義的真正地位在這時還不能出場。因為‘道明'工作的首果無法看得清楚直到其他果實的出現。
無論如何，我們如果細心地閱讀這些文獻我們確實會發現普義性質的重要性中。 伯鐸•鮑瑟奈(Pierre de Vaux de Cernai)敘述說1207年的九月狄亞哥主教已返回西班牙"去安排他的財產來協助在納爾本省傳教的天主的聖言宣道者之物質需要。"談到這一點羅伯•奧西爾(Robert of Auxerre) 著的編年記還加了一些細節，此作品著作的時間與這些事件是同個時期的，因為此書是約在1207-8年左右寫下來的，也被認定為是中世紀先人遺留給我們後人的寶文獻之一。這位編年者形容狄亞哥主教為極和平者和口才流利，當然在這麼早期此文獻也都沒有提到道明。羅伯•奧西爾(Robert of Auxerre) 解釋說來自西班牙的錢是用來協這些‘地方的中心': "他[狄亞哥主教]以他個人的財產買了大量的食物也成立一些傳教站，慷慨地提供給天主的聖言的宣道者使用。"現在普義卻實就是其中的這些地方傳教站- 而後確實也變成最重要和最成功的一個傳教站，一種物質和心靈的加油站。
因此從開始，普義提供一種加油站給宣道者和居所給這些婦女團體。在此我們不可提出疑問﹕那就是﹐當宣道工作開始遇到困難時、為何狄亞哥主教和道明在這時創立了一個婦女團體。要說普義的成立有著一個神秘的薄紗不是一過份的。也許創辦者由於太投入了這些事件的發展也沒有做記錄，更糟的是，在這幾世紀，由於需要正明一些許多教堂和房地產的所有權，出現了種種有關普義的初期文獻但多數都是偽造的，因此不是所有的合約書或相關檔是馬上可信的。加上，歷代的火災，特別是在1505年在奧斯瑪主教座堂，和1715年在普義，之後法國大革命已經毀掉很多文件資料。我們所需要的資了的稀少，如西滿•達克威爾(Simon Tugwell)在他剛出版的66頁論文提起此問題‘普義究竟是為誰所創立?'的結論說道:‘我們確實在烏黑的陰影之下'[3]。那我們這些小的史家有何期望呢?
因為這樣有缺乏可靠的檔資料的証據，也許最合理的方式去觀察道明接著去成立他的宣道弟兄會，(因為這整個過程的歷史記載是比較齊全)， 之後再回頭歸納有關普義，因為普義是很明確和故意地是這成立男修會的部份。
我們無法想像普義的起原是否是有理論性的計劃或是一種抽像的觀念。理論性的方向確實是很有吸引，道明首先創立一座隱修女院，使她們的早在此地祈禱為他將要創立的宣道弟兄會準備的說法有它的魅立，但沒有任何歷史根據能夠證明道明確實這樣安排的。但事時實上就是這樣發生的也許一切是天主的安排 – 但這一切是史家的範圍之外了。有人也可以辯論說我們無法以歷史資料來證明是無所謂，但我認為是相反的，因為我認為從我們自己的使命去探討道明如何去處理這些事情是很重要的。
如果我們找不到道明原先創會計劃的證據，那究竟是發生的什麼事？如果他創辦宣道會來反駁一個學者的修會例如， 因為他早在1203年已碰到一種需要正當的宣道工作的牧靈需要，當時他與狄亞哥主教經往丹麥時經過土魯斯與一位異端客機老闆的著名會面。甚至於在1206年從羅馬回程時。 和之後道明的宣道神恩吸引了許多徒弟跟隨他隨然當時還沒有正式的修會可參加。因此他面臨了a)宣道的需要 和 b)一個宣道的團體圍繞著他的事實， 使他在某時刻向教會上司申請已經存在的組織之許可，首先在1215年從地方主教而後在1216年從教宗的許可
同樣地， 我們也可以辯論普義的案子:不至於創立一個隱修女院的渴望而在於去尋找一個具體問題的答案。 不然，如果這問題不是那麼緊急，也許狄亞哥主教和道明會再等更好的狀況去開始這種計劃。在1206年他們也才剛到，但在1214年，道明已擔任本堂主任的職務， 創立一座隱修女院可能是比較合理或比較有邏輯程式的安排。但我們可以確定我們在此不是面臨邏輯的因果律而是聖神的感召。
在此，也許一個緊急的牧靈問題也成為重點:如何去處理從卡達爾異端歸依的婦女們，她們因個人的宗教選擇已經與家庭脫離關係，同時再也得不到任何經濟協助；另一方面: 如何避免年青女孩被卡達爾異端教育性的機構征服，因為她們可能自己天主教貴族有經濟困難只好把女而送進這些團體撫養和接受教育。
談到普義首批的修女們正確的身份是一個很復雜的問題，雖然學者已提供許多說法但沒有一個能夠跨越一些疑點，同樣的編這種故事如狄亞哥主教和道明為從異端歸依的婦女創立一座收容所確實是太奇怪了。要造此謠言有何用途並能獲得如何用益? 雖然此版本沒有在若堂•撒克森， 伯鐸•費蘭鐸(Pedro Ferrando)或其他初期道明會史家的著作出現，但這是凡耀的地方傳統留傳到十七世紀，而有道明會史家若望•雷撒(Jean de Réchac)在1647年同樣的凡耀的代理司鐸伯鐸•甘伯福(Pierre Cambefort)，他的在二者之〈聖道明史〉都記錄下來。
從卡達爾異端歸依的婦女們為這團體的對像將把普義在中世紀 隱修創立史上具有特別又另類的位置，這也讓我們想起福音中的許多章節耶穌自己宣佈說祂的來臨是要召換罪人而不召換義人，祂是來醫治病者因為健康者不需要醫生。在此就是初期普義最創新的特徵，也可說是我們修會的起源。此團體基本上是一種慈善的機構，是要收容剛歸依於天主教會的異端婦女們，因為她們已失去了家裡的資源和財物的補助。這種望會生自當地的傳統天主教修道院是很難被收留的。道明初期的遠景的特徵我們確實不可以忽略。
從此角度我們可以說普義的隱修女院是一種非正常的團體。如我們上文所視，教宗的准許很清楚的是給道明和一群宣道者，但不是給一座隱修女院。通常成立隱修女團體之前需要有級大的經濟捐贈為基礎，之後迅速地歸屬任何一個修會。普義在1206年也沒有這些捐贈，而我們所收集的資料告訴我們多數的這修女們的家屬都貧窮或面臨一些經濟的困境， 因此無法提供聘金給她們。如果我們接受此團體於1206年十二月二十七日聖史聖若望宗徒的節日在普義成立的，我們很容易想說為了這計劃忽然一筆金錢是有急需，這也澄清1207年為何狄亞哥主教回西班牙的動機 (根據魏卡爾他們總共有三位)。
確實在所有項目，普義的成立是一種偶然的是件，如同現代成立修道團體的方式。也許理想化的傳統誤導我們早在1207年當道明把這些隱修女集中在禁地裡，但事實上當時在此地也沒有任何隱修院的建築，因為修女們居住在兩三座私人房子，並且分於普義和凡耀兩地。當時確實很罕見一個團體馬上搬進一個團體已經準備好的建築，法規已經寫好了，剛縫完的會衣只在等著修女把它穿上，禁地大門的鑰匙只等著被轉使所有一切是十全十美。把普義的成立想成這樣是一個大誘惑，但歷史中的正據擺眼前告訴我們這不是這樣。無論如何，修女們，道明和他的宣道夥伴從開始就使用普義的教堂的確實的。實際上團體的核心從此時已奠定在此地。
如同西滿•達克威爾(Simon Tugwell)也許公正的說道,也符合我自己的看法: "他(道明) 也在普義為從異端者中濟救的婦女成立一座房子，不久也成為一座隱修女的會院"[4]。 這是一個簡單的句子,但此句所用的動詞都是關見去要瞭解道明如何去面對此使命: i) 婦女們被救濟，這暗示一種劇情性的現像因為他們的靈魂有危險; ii) 因此，他找到答案來解決這需要: 他創立一座房屋; iii) 只有之後此團體房屋 也變成一座隱修女院，婦女們成為隱修女，就是漸漸安排她們融入教會的結構，那就是說一切事件完畢的後果。
1207年春季的來臨熙篤院父阿諾(Arnaud de Citeaux) 和其他十二位熙篤會院父 底達蒙特略（Montpellier），來協助宣道工作的使命，因此普義/凡耀的地點也獲得了更官方的性質為隸屬於這些宗座大使的傳教站。這樣的組織也成為神聖宣道的基本要素和之後此任務被委拖給道明和狄亞哥主教負責，但是狄亞哥主教和拉烏略•馮富羅（Raoul de Fontfroide）二人不幸都在1207年的結束之前都逝世了，道明本人發現他成為這地方傳教工作的唯一負責人。剛在普義所創立的婦女團體也便成神聖宣道組織比較固定的部份。
也許在此我們應談一下有關‘神聖宣道'之詞的歷史，其實它不是道明會的發明。它起源於聖大國瑞的著作中，而後教宗依諾森三世把它用來稱呼向卡達爾異端的傳教工作。早在1207年的八月的一份捐贈文獻中首次用神聖宣道之詞來指普義此捐贈是賜給﹕「主天主和榮福瑪利亞和天主的諸位聖人和神聖宣道和奧斯瑪的道明現在與將來的會士弟兄和和修女們」。
有關普義的創始人是否是狄亞哥主教或道明的問題我們應以我之前所提出的關點去探討，那就是從一位主教和與他工作的詠經司鐸之間的關係說起。這在蘿拉吉（Lauragais）宣道活動範圍內完全是不可能的，在此狄亞哥主教成為焦點和聖職界的代表人物，如主教傳教團的成員，雖然他是一位副院長，道明是不可能自己獨自地去成立一個隱修女院。至少應是一種聯合性的計劃。這事實是由修會初期的傳統能證明，特別是若堂的《宣道會初期創會史小冊》在此說明狄亞哥主教為普義的創始人。我們也知道，《聖道明傳》的官方版在1259年的總會議被修正，將把道明代替狄亞哥主教為普義的創始人。在此沒有提供任何原因。但我們可以確認的是很快道明 成為普義唯一的負責人， 時為1207中旬開始，當狄亞哥主教確定回西班牙時，但在同年的十二月三十日去世。
有可能首座隱修院的建築在1211年完成，和這使修女們能夠集中在某一個地方居住。1211年是總是被許多史家所認同為道明返鄉回國去奧斯瑪處理他私事而回凡耀/普義的時後;雖然沒有任何保存的文獻可證明此旅程，但不可思意 道明在狄亞哥主教逝世後沒有這樣做作向他新的上司申請准許留在普義繼續實行新的工作。在這時隱修團體已經獲得了足夠又固定的經濟基礎使它能夠順利地發展。統計顯示說初步有的十二位修女們(其中九位有可能是卡達爾歸依者)在1211年已增加為二十位。
也許在這時刻道明可以選擇從此地將會士弟兄遷移去找別的地方定居，如把修女們剛般走的凡耀房子讓給會士實用。但他沒有這樣做，也許我們應故意做這選手來保持兩個團體在同一個地方。但此會院是否是雙性的團體?魏卡爾認為普義納入紛德霍(Fontevrault)會或瑟布淩漢 (Sempringham) 會相似的雙性團體組織，因為在普義沒有任何共同上司把兩個團體聯合起來。首先要紀得狄亞哥主教逝世之後許多宣道者已經離開了道明，而那些留下來者沒有向他誓過任何聖願。在此時段只有修女們正在被陶成為一個修道團體，但我們也要指出，無論傳奇或傳統，沒有記載說道明是他們的院長。從期初修女們有她們的女院長;並且所有的出初期文獻都這樣稱呼她的，而道明只是替她辦事。
隱修女院在十年之久度一種薄薄弱的生活狀況，它也沒有隸屬任何修會。 確實來自土魯斯﹙就是當時普義所隸屬的教區)的福爾克主教的初期文獻裡，很明顯地證明此團體還美沒有正式被成立，雖然用這種語氣談論此事會有一種糢糊不清的味道。在1211年五月的文獻裡， 福爾克主教將把布蘭(Bram)教堂的一切奉獻金捐給會普義團體，他不稱呼她們為「隱修女」（monialibus）。 而稱為‘dominabus converses religiose viventibus'，翻譯為「一些歸依的婦女度修修道生活」。(雖然早期的捐贈文獻稱呼過她們為「隱修女」（monialibus），但此文獻不是來自負責她們的福爾克主教，而是來自納爾本的伯郎傑(Bérenger)主教。我們回到福爾克主教，很明顯地不願把永久性的財產權交給這些婦女。我們會發現在普義的起原許多終生性的賜予都是給於具體的人士。
整個事情的過程確實很奇妙，其中是一位熙篤會士威廉•柯拉瑞（William Claret），因為他的名字同奧斯瑪的道明出現為共同負責普義修女們的財務管理。也許對道明而言最方便的方法就是把這團體交給熙篤會管理，因為在多方面他們也很投入宣道使命的工作。此資料也可以否決道明原先創會計劃的說法，至少在渴望中，去締造一個新的東西。此外，如果他希望這隱修女院如熙篤會的，那他應失去給他的宣道者所謂的加油站的宗旨。實際上普義的隱修女沒有隸屬過任何其他修會能夠證明這說法那就是道明在這早期已經開始構想一個能容納弟兄們和 修女們的修道結構，因此兩個團體的存在， 一個是隱修女團體和另一個是宣道團體，分開又成立在同一個地方讓他感到興趣。
我們如果詳細地去研究1206年和 1216年之間有關普義的文獻我們會發現它們利用多種的名詞來敘述此地的建築物:教會，房屋，地方，神聖宣道，等等之後約在1213年左右，才出現隱修女院或大隱院奇怪的失事後面兩個名詞不久又消失而灰復了原先的舊名稱。這些資料也告訴我們當初對於普義的性質定位也不明朗;如西滿•達克威爾(Simon Tugwell)所說的: "此團體被預定成為一個更龐大的計劃內，它已經不是一個有一些聖職人員協助的獨立自治的隱修女院。"[5] 因此我們如果利用現代的語詞我們可說，道明已經正邁向更廣大的範圍內發展。
在此我們有了道明遠景的創新中的一些因速，就是宣道者和修女們居住在一個共同地典，而都在成形的過程中。他也許已經有心理準備去生活在這種模糊中或這種安排的種種困難。但這不只是這樣，因為不久，那就是說早在1207年八月八日，已有出現強烈的 證據證明有些平信徒在宣道弟兄和普義歸依的婦女旁工作和生活。確實工作如神聖宣道也成為更實際並更明顯的需要他人協助種種日常生活的工作如農業和家事。但我所指的這些平信徒不只是純粹的領薪的工人。 不是的，對我而言此事是普義的初期歷史最奇妙的事件，因為我們有修會成立之前的時代的許多法律檔，說有許多來自當地村莊如威拉賽維里(Villasavary)和威肋彬德(Villepinte)的已婚的簡樸夫婦– 將把自己與他們所有的世俗財產通通奉獻出來。最早期而保存的檔指出有位名叫‘額敏嘉達•鞏德琳（Ermengarde Godoline）和她的丈夫'，確實更有趣的事，以中世紀社會的背景氣，此捐贈檔是在她的名義所先簽的。她聲明說她心靈正常並自願地把她的房子和她所有的一切捐贈給「主天主和榮福瑪利亞和天主的諸位聖人和神聖宣道和奧斯瑪的道明現在與將來的會士弟兄和和修女們」"。這讀起來好像是一種聖願詞，但要記得這時還沒有修會的存在，也沒有所謂的「第三會」。無論如何，道明接納這些把自己奉獻給神聖宣道團體的人，與本篤會的獻子制度很相似這些在初期捐贈文獻中的‘神聖宣道'之詞是指"cunctis fratribus atque sororibus in monasterio de Prolano"。
因此在普義的初期十年，有修女們，宣道者，婦女們渴望當隱修女和平信徒和婦女們同居在一個共同的範圍內。我們知道此範圍是關關閉性的而不只是同一村的一些房子所集合的。1211年的另一個捐贈書告訴我們有一名叫依撒恩•伯辣鼻（Isarn Bola），將把"普義範圍內的一個房屋"捐獻給神聖宣道。這些初期的捐贈不少和多種:土地禽獸和葡萄園，其中還有一個有具體的用途那就是所得的獻金是用來買聖體燈的油錢。
在1215年，當道明的活動地點從蘿拉吉（Lauragais）地區遷遺到土魯斯時他已經留下了一個正在發展有活力的隱修女院:在1258年隱修女院規定人數為100人，在1269年為140位，和在1283年升為160位。
在普義的歷史的 一個重要階層並且能讓我們去瞭解隱修女在整個修會結構就是教宗依諾森三世所頒布的公函，日期為1215年十月八日。這第一封宗座檔也是證實邁向創立一個宣道會的方向﹐並且與弟兄們和隱修女們有關。 這文件以問候和賜於的宗座的祝福是給「普義聖瑪利亞隱修院院長、會士弟兄和隱修女」(priori， fratribus et monialibus domus Sanctae Mariae de Pruliano)。在此教宗本人稱這些‘歸依的婦女'為隱修女並且把她們同宣道者一起接納於他的避護之下。並且此檔不是一種普同的檔用來成認一個修道團體 – 《你們所選擇的修道生活》(Religiosam vitam eligentibus) 的公函還是晚一點才頒部給弟兄們的。另一方面此文獻肯定普義的一切財產權， 但稱它為「會所」（domus），而不是一座「大會院」（monasterio）。
在1215年和1216年之中仍有許多問題還沒有解決。"道明基本上是一位pragmatist，他也急著把整個大規模的漏洞都要迅速地補好。[6]"
在此也沒有對於這些平信徒做任何安排。 我們所稱呼的第三會在這期間還沒有正式出現。
這些事又引導我們一時有一時的疑問:由於普義初期十年的混合性的狀況， 有修女，有宣道者和有平信徒都在一個地點生活雖然分開住，道明確實有意要成立一座隱修女院和一座男會士的會院，或他完全想要創立一完全不同的組織也許比我們所認識的宣道會更先進，但此更徹底的選擇被教宗所否定。這說法早在二零年代德籍道明史家薛敏(Scheeben)被否認了。西滿•達克威爾(Simon Tugwell)已經在許多文件多次的發表。在1991年他認為所謂的神聖宣道沒有被教會承認為一個單位，而是兩項一邊是一座隱修女院和另一個是宣道弟兄會。在他最近的論文中出版於2004年的Archivum ﹐他說確實沒有任何證據能夠證實道明除了向教宗的申請被羅馬准許之外還有一些末被准許的。無論如何我們有趣地猜測，因為所有關宣道會士和隱修女未來之的種種問題在1215年都沒有乾淨地收尾，至少有餘地讓我們把它看為一種異常- 但能夠確實的是 – 因此需要時間來讓所有的事情歸正。
我門認為也許薛敏(Scheeben)所提的問題是錯的:雖然我們沒有很鞏固的根據來證明道明想在教會法典的規定或女性修道生活的性質中創新，但這也不否認在他的計劃中沒有任何新鮮或革新性的特徵。最近有一個電視訪問一位道明會史家被這樣詢問說‘那麼聖道明是一位革命家?' 答案是‘不是他是一位聖人，但他是有諸位聖人的共同革命性質'。道明在普義創會的新鮮感在於發現首批修女們的身份。道明遠景的徹底性引導他把隱修女院視為一種「慈悲的善功」- （misericordia）– 具體的行動。如果他歸依了屬於給成全者的卡達爾會院的婦女們，就是類同我們天主教的修道生活，能夠提供同樣的清規精神並且也要提供更多，那就是不收來自卡達爾家庭的聘金。
另一個道明遠景的關鍵因素就是所謂的synergy，或是complementarity。 確實，當我們去探討聖道明在世的做為，很清楚地、道明希望隱修女院能夠創立在弟兄們會院的附近。我們只有看土魯斯的案子，早在1215年和伯鐸•賽拉（Pierre Seilhan）所賜的房子時，在阿諾伯納門（Porte Arnaud Bernard）為一座收容「歸依的婦女」（dominarum conversarum）的居所，完全與一些有關普義的初期文獻的用詞一樣的。可惜，在1217年土魯斯起義時此居所就被關閉。在道明逝世之前馬德里和羅馬都有會士弟兄們和隱修女的會院，聖西斯篤編年記中也記載他難忘的遺囑﹕他向弟兄們說他們應要替波羅納隱修女建設一座隱修女院。祈禱後他把他自己的意見跟他們說:"我的弟兄們，我們應該為婦女們建一座隱修女院，也許有需要延期蓋我們自己的"。可惜會祖去世之後這種會士弟兄們和隱修女這種分開又‘鄰居'團體馬上消失。有一些早期的隱修女院， 甚至在法國 (例如蒙達爾齊（Montargis）在1245年成立和聖巴爾篤（Saint Pardoux）在1293年) 都建立在一些離男修會會院遠的地點，相反地， 從初期那麼重要的道明中如巴黎或者土魯斯，都還要等到十七世紀才能夠看到本修會的隱修女院在它們的城牆內成立起來。
至於普義; 西滿•達克威爾(Simon Tugwell)維持說道明也許在想一種典形的隱修生活。也很有可能他替普義修女們的習慣寫下來，日期為1216年和1218年之間。確時幾年之後，1220年他自己寫給馬德里的修女表達出一種對女性隱修生活的傳統看法。
再回普義，在1218年此地的男修會團體正式成立為修會的會院。但這不等於普義成為一種雙性團體， 因為在此仍保持著兩個不同的管理制度：一位院長和一位女院長。 如果沒有任何關係，在隱修女院附近成立一座弟兄的會院是沒有意義的。此關係應是 a)歷史性的關係因為兩個團體是由聖道明所創立的，和 b) 制度性因為都是集中在聖道明的繼承人，就是總會長。 這也許是觀見的要素來瞭解本修會特有的雙性的特徵。弟兄們和修女們之間的關係不是因為有地方性的上司統治 - 他們的行政制度是分開的和不同的 – 而此關係是以向總會長的共同誓詞。因為1930年由斯達尼勞•吉略總會長（Stanislaus Gillet）准許的《隱修女會憲》中，更改了她們歷代的誓願詞,此版本使修女向她的女院長誓願，因為她是代表道明會的總會長。在新版，隱修女的誓願是發給女院長和總會長- 讓我們出現在一種「及由聖子」(filioque)學說 一樣的狀況，我們也希望的問題能夠在適當的時刻能解釋的。這就是有八百年悠久的歷史之安慰 – 使所有一切能成為相對的。
如果道明早預料負責修女們會成為宣道使命的障礙，如同在1230年期間弟兄們所悶認為而引發了所謂「牧靈隱修女」（cura monialium）的糾紛，他也許從開始就以不同的方式來組織它，並獨立性地把她們進早把隸屬於一個已經成立的修會。我們看到他沒有做這樣的決定。在1235年普義修女們因為弟兄們從他們的隱修女院退出的事向教宗國瑞九世上訴。教宗，明顯地反射隱修女傳給他的傳統在1236年四月的公涵裡寫著："如之前，為了尊敬真福道明的回憶。弟兄們要照顧普義聖瑪利亞的隱修女，她們是你們神聖的會祖第一批被引進入你們修會的，因為道明以他道理的羅網抓到了他們和使她們能脫離世俗的刮風巨浪進入有福的安港在此她們的靈魂享有安息的溫柔。"此教宗公涵有兩項使得有趣:它談到道明抓住首批修女們以他道理的羅網好樣跟我們說她們是被他的宣道使她們從異端歸依於主。第二，"引導進入你們的修會"之詞不是很模糊:因為如弟兄們隱修女都是宣道會的一份子，因此她們的照顧應不算是一種‘外在的活動'。
因此普義的初期歷史如何告訴我們對於道明把弟兄們和隱修女包容在一個共同的使命的新鮮修會遠景?瑞士省會長方濟•穆勒﹙Franz Muller﹚，曾說過: "在實現他的計劃時， 道明本人彰顯出他不只能夠分辯何事是重要的、和何事是附屬的，同時在經驗中學習。"他一方面是大膽衝動又和另一面是謹言慎行。普義如一種加油站的地位，如當初宣道使命所提供的招待或協助弟兄們的托缽只不過是此問題答案的一辦。很明顯地隱修女本身有一種使徒性的意義院: 而後直接投入於道明的救贖的工做是因為它接納從異端來的歸依者。同時，修女們的祈禱是附合宣道的使命因為她們本身的工做對的人靈得救有效。這些修會的婦女們從期初都是這使命的一部份，不只是一種敬禮的說法而已。 此說法也可以去包括平信徒，因為我們也可以看到，從1207年之後確實已經出現在普義，雖然他們的在1215年末被承認直到1285年總會長穆紐•撒摩拉（Munio de Zamora）總會長為他們編寫一篇會規。
因此要暗示普義不只是修會的首果，因為它是修道的第一個團體不是一種誇張的話，然爾這神聖宣道奠定了被稱為-和確實在世俗中所稱的- 道明之家。﹙此詞早在十七和十九世紀無意中被使用了)。 這些資料應能足夠反駁 那些有疑心者的說法說道明之家的觀念是二十世紀末的發明。
也許從普義的初期歷史更有挑戰性的課程要學的就是接受成全的過程，此過程應是需要時間的運作。這需要去接受我們的脆弱，我們的無能。這就是普義首批修女們過的生活。因為我們的未來不是從起初已定形了我們是漸漸去成全它的，我們自己每天陶育它的， 在我們日常的生活活動賜給了我們存在意義。[7]
以結論我想提起我們的弟兄孔嘉(Yves Congar) 樞機曾經寫過的一句話: "歷史教我們不要為任何事情感到驚訝，然爾任何事都可以發生，因為事情就是這樣發生了。這種「實際化」也成為一種健康的「相對化」。有時我們發現我們當作歷代的傳統只不過是前幾天的事。 和 我們從過去的例子學習使新的東西通常沒有被接受，簡單而言是因為它給我們驚喜或改變我們的生活作做習。歷史不是要我們感動是一種強漢的學校"[8]
我個人認為我們在普義歷史所能學的是更屬現在與過去。
道明隱修女 巴巴拉•裴歐孟(Barbara Beaumont)
普義， 2006年四月
[1] Simon TUGWELL, ‘Friars and Canons: the earliest Dominicans' in Monastic Studies, the continuity of tradition, Bangor, 1991, p.195.
[2] Ibid.
[3] Simon TUGWELL, ‘For Whom was Prouilhe founded?', AFP, 2004, p.
[4] Simon TUGWELL, ‘Friars and Canons: the earliest Dominicans' in Monastic Studies, the continuity of tradition, Bangor, 1991, p.194.
[5] Simon TUGWELL, MOPH XXVII, 1998, Bernardi Guidonis, Scripta de Sancto Dominico, p. 73.
[6] TUGWELL, ‘Friars and Canons: the earliest Dominicans' in Monastic Studies, the continuity of tradition, Bangor, 1991, p.205.
[7] Cf. Yves BURDELOT, Devenir humain, Cerf, 2003, p.101.
[8] Yves CONGAR, Ce que gagne la culture de la foi à la connaissance de l'histoire, dans Cahiers Saint Dominique, n ,2005, p. 25-26.